到军团卫生部学习不久，“死也不回去”的詹少联被徐海东说服返回部队抢救伤员

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8岁的詹少联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这时，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合编成为红十五军团。军团政治部决定调他到二二三团任营政委。军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得知后，出面挡驾，政治部最终向卫生部作了让步。不久，军团卫生部调詹少联到红七十八师任卫生部部长。

此时，詹少联做卫生工作已有三四年时间了，除了实际工作的锻炼，业务知识方面的唯一资本，就是从一本《实用药物学》上记下的一些药名。

直罗镇战役后，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到军团卫生部学习。詹少联得知后，立即提出申请，请求到军团卫生部学习。这次的请求被顺利批准。不久，红军开始东征，詹少联随十五军团到达山西。在石楼双池镇休整时，钱信忠告诉他，师长、政委要他回去，因为师里伤员太多，他不能在军团卫生部学习了。詹少联急得哭了，索性耍起了小孩子脾气：“我死也不回去！”钱信忠拿他没办法，请军团长徐海东出面说服。看来没有任何余地，詹少联只好又回到七十八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通过钱信忠的努力，詹少联终于乘部队整编的机会被批准入卫生学校学习。谁知总卫生部姜齐贤部长对他说：“部队要马上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卫校十三期学员全部解散，返回原部队出征。你现在不能入学，到一二九师去工作。”

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由于工作繁忙，詹少联始终没能入校接受系统医学教育。

1937年底，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开始了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钱信忠部长决定筹办军医训练队。在挑选人员办班时，他一下子就想起了詹少联，并找来詹少联说明情况。詹少联一听办班学习很高兴，很快到榆社县城通过商务印书馆石印了《临症秘典》，动员在县城开业的四个医生参军。教员有了，教材有了，各部队调来的几名学员也集中起来，医训队立即开课。詹少联是这个训练队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学员。这个班办了8个月的时间，因部队急需卫生干部，学员们便结束学业重返自己的岗位。这次学习，成了詹少联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学习机会。

攻克腹部手术难关，从詹少联手术刀下走出一位空军司令员

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锻炼，詹少联不仅成为一名优秀的卫生领导干部，而且在医疗技术特别是在战伤外科方面，成为有名的“一把刀”。不过，詹少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只是战争的需要把自己逼上了手术台。这其中，有一件事特别让他痛心。

抗战时期，詹少联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卫生处处长兼白求恩医院院长时，洪都战斗中有100多名伤员入院接受治疗。100多名伤员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剩下三个腹部受重伤的伤员，詹少联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在医院里，詹少联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从此，他下决心攻克腹部手术难关。没有参考书籍和资料，找不到能够请教的老师，没有腹部手术的器械、材料，完全靠自己揣摩。他从尸体解剖中掌握了人体胸腹部生理解剖知识；用米袋、狗肠、猪肠练习肠部吻合术，自己设计制作器械，选择代用材料。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对伤员的早期处理、输送和护理等方面都作了细致的设想，并对卫生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金乡、鱼台战役中，詹少联成功地做了好几例腹部受伤手术。在这些伤员中，最严重的要数20世纪70年代曾任空军司令员的马宁。那天，詹少联刚给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士做完手术，感到双臂酸疼，两腿发麻。他看了看刚刚抬进来的、腹部已经穿孔的第五十团副团长马宁，轻轻地叹了口气，决定亲自为马宁做手术。他将马宁的腹部打开，里面的情形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肠子被打穿15个洞，腹腔内充满了鲜血、食物和蛔虫，肚子鼓得很大：脉搏很弱，处于高度休克状态。詹少联小心地把肠子拿出来，用纱布清洗里面的鲜血和污物，然后将击穿的肠子一段一段地对接起来进行缝补。肠壁处缝了四层，肠子打断处经过缝合连接短了近一尺，最后才将肠子全部塞进去。整个手术做了5个小时。手术下来，詹少联身心交瘁，几近崩溃。马宁被抬进病房休息，当他苏醒过来时，一种滚滚而来的感情像波涛似的撞击着他的心扉。一种对于生命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袭上他的心头，他流泪了。

战斗仍在进行，部队经常移动。马宁手术后的当天晚上，便跟着部队转移。第二天上午到了一个村庄，马宁被安排在一个农民家中。詹少联见马宁身体虚弱，便叫管理科用钱买来人奶掺和小米汤喂给他喝。腹部手术的伤员最需要安静休养及良好的护理，过去由于术后即送后方医院，转院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不少同志在转院途中牺牲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詹少联建议：把腹部手术后的伤员留在本部治疗，直到生命得到保障后再转院。这个建议被采纳了，马宁和其他26名重伤员留在金乡。鱼台战役中，腹部中弹的伤员留在本部治疗，都脱离了危险。

脱离危险的马宁和其他26名伤员，怀着无限的感激和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纵队卫生部，被送往后方医院。走之前，马宁将自己骑的一匹心爱的马送给了詹少联。经过十几天的行军，这批伤员被送到山东馆陶附近一所后方医院。入院后，马宁经过一个月时间的休养，能够直立行走了。

战斗打响后却收到手术队前移的命令，詹少联坚决不执行：“要杀头杀我一个人的！”

1942年，日军对太行、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扫荡”。敌人为摧毁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机关，对太行山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詹少联和他领导的白求恩医院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医院对付“扫荡”的办法，就是利用高山密林、水沟山洞等地形地貌，和敌人“捉迷藏”。这次“扫荡”，日军称之为“铁壁合围”，持续的时间很长。白天，医院工作人员一般以三人为一组，到山里隐蔽。夜间，敌人退下山后，各系统汇总情况，研究第二天斗争方案，同时给伤员送水，抢救危重伤病员。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医院工作人员不仅要做治疗工作，保证伤病员的生活，而且要隐蔽自己，随时准备战斗和牺牲。

在一次会议上，詹少联说：“全体工作人员要与伤病员同生死共患难，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危险，绝对不允许丢开伤员。一个小组中，如果有人意志动摇，背叛革命，其他两人有权对他执行战场纪律。”根据当时的情况，詹少联把零散的战斗人员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同敌人周旋。这一方法很有效，搞得敌人很无奈。敌人地形不熟，装备在山区展开困难，进山越久越感疲劳，始终没有办法消灭这所后方医院。

邢绍堂原是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高级参议。他因病在白求恩医院住院，同医院一起行动。他十分佩服白求恩医院在反“扫荡”中出色的组织工作。他问医院政委：“你们那位院长懂军事，能打仗，又是医生，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政委笑了，却又故作认真地回答：“炕大。”邢参议更为迷惑不解，问：“抗大还培养医生？”政委哈哈大笑：“他呀，没有念过书。我们说的‘炕大’，不是延安那个‘抗大’，而是‘炕上长大’！”

1946年9月，为消灭骄狂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了大杨湖战斗，第六纵队担任主攻。一切已经部署停当，纵队卫生部根据作战命令在距前沿5公里处展开。战斗打响后，通信员突然送来一道命令，让手术队前移2。5公里。时任第六纵队卫生部部长兼政委的詹少联十分吃惊。他认为，这道命令是错误的。纵队手术队距前沿5公里并不算远，伤员一个半小时最多两个小时即可送到手术队，而在这之前，伤员还可得到旅、团两级卫生机构的救治。战斗已经打响，各级卫生机构均已展开，很快将开始紧张的工作。如果纵队手术队前移，收撤、转移、再展开，需要3个小时，将会出现伤员救护的中断和停顿。团、旅、纵队三级救护实行阶梯治疗，战斗打响后突然改变纵队手术队位置，将会打乱正常程序，降低救护质量。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因此错过宝贵的救护时间，天亮后不论战斗怎样发展，大批伤员集中于距战场2。5公里的纵队卫生部转移不及，必然会成为敌人飞机轰炸的目标，使伤员受二次伤。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詹少联明知战场上拒绝执行命令是要杀头的，但为了伤员的生命，决定自己来承担这个风险。卫生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不敢接受他的主张，一再劝他执行命令。

“那好吧，要走你们走，我一个人留下。我一个人不执行命令，要杀头杀我一个人的！”詹少联非常坚决。

这样僵持下去不能解决问题，詹少联立即备马到司令部去。其他几位医院领导也跟他一起策马前往。走进司令部的房子，他找到参谋长李达把情况说明后，李达收回了命令。詹少联转身上马，一阵飞奔回到原地。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六纵在其他部队配合、协同下，全歼敌整编第三师。卫生部在原地紧张工作了两天两夜，使全部伤员都得到了妥善救治。

老当益壮，詹少联晚年上书中央军委，提出改革军队卫生部门领导体制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完成渡江战役。此时詹少联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卫生部副部长兼第十二军卫生部部长。6月初，二野在南京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向西南进军的问题。这时，中央军委向二野发来电报，调詹少联到北平中央军委卫生部工作。到北平后，詹少联先后任军委卫生部干部处处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局局长，兽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初，兽医局并入总后卫生部。3月，詹少联调任海军卫生部部长。

海军是编成和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军种。对詹少联来说，海军卫生工作也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新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到“文革”前，海军卫生部在海军多发病腰腿痛的防治、潜艇卫生保障、海军航空兵卫生保障、水面舰艇卫生保障、快艇卫生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均走上了正轨，取得了经验，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詹少联从海军卫生工作实际和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力主创办海军卫生学校，1960年即开学招生。同时，他十分重视海军医学研究所、海军医学系和海军医院的建设。

从1977年起，詹少联开始着手写自己的历史回顾，写出了30余万字。他统计了两次世界大战巨大的伤亡人数，及近200年来中外战史上疾病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10多个战例，认为由于现代战争对人的素质要求提高，因此保证人员健康极为重要，并由此得出军队卫生部门的任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艰巨的结论。但是，当时军队卫生部门的领导体制，严重限制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卫生工作任务的完成。他列举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以及令人痛心的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浪费、瞎指挥，说明这些现象造成了医疗工作的低效率、无效率以至负效率。问题很多，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说根本无法解决，根子就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变了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司、政、供、卫体制。詹少联还列举了世界发达国家军队卫生部门的领导体制，它们都直属国防部或总参谋部。以苏军为例，苏军卫生部除二战结束至1953年这8年归后勤司令部领导外，早期和1953年以后，一直直属国防部。我军20世纪50年代初片面学习苏军经验，结果也改变了军队卫生部门的领导体制，实际上接受的是苏军体制建设上走过的一段弯路的经验，我们继承的是人家早已抛弃不用的体制。1980年3月，詹少联向中央军委上书《改革军队卫生部门领导体制的建议》，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批示立即分送有关部门研究。

1969年6月，詹少联因患胃癌做了胃切除手术。1974年5月，又因患肺癌做了手术。1975年1月患大叶性肺炎，经抢救脱离危险。1977年6月，又因胆结石进行手术治疗。在将近10年与疾病的斗争中，詹少联一直充满乐观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