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克洛德·阿奈病逝。帮华伦夫人管家，研究植物，制药。1737年，因化学实验双眼受伤，到沙尔麦特村养病。他享受乡村生活，享受爱情，并专心钻研学问，阅读洛克、笛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

1740年，到里昂马布利神父家当家庭教师，结识孔狄亚克。1742年，在巴黎科学院提出《新乐谱记谱法》，未被接受。将《新乐谱记谱法》改写成为《现代音乐论》并出版。结识狄德罗和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在卢森堡公园背维吉尔和让·巴蒂斯特·卢梭的诗，往返于剧院和咖啡馆之间。进入杜宾夫人的沙龙，向杜宾夫人求爱被拒。学习化学。

1743年，写成歌剧《风雅的缪斯》，以教音乐、抄乐谱为生。到威尼斯法国大使馆，给蒙太居伯爵当秘书。1744年，与蒙太居伯爵吵翻，离开大使馆。回到巴黎，仍旧以抄乐谱为生。1745年，结识戴莱丝，并与之同居。结识伏尔泰（1694-1778年），帮助修改他的歌剧《拉米尔的庆祝会》，他对歌剧的修改却没有得到认可。1747年，到都灵写成喜剧《冒失的婚约》、诗剧《西尔维的幽径》等。1748年，结识霍尔巴赫男爵、杜克洛、埃皮奈夫人和乌德托夫人。

1749年，为狄德罗、达朗贝尔撰写《百科全书》的音乐部分。狄德罗因发表《论盲人的信札》被捕入狱。卢梭设法营救狄德罗。为应征第戎学院征文而写《论科学与艺术》，该文得到狄德罗的赏识。

1750年，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获第戎学院奖金，卢梭声名鹊起，却因《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和众多文人笔战。疾病缠身，改变奢侈的生活，打算以抄乐谱谋生，过独立而清贫的生活。

1752年，歌剧《乡村卜师》成功上演，受到国王和王后的青睐，路易十五打算接见卢梭，并赐给他一项年金，然而卢梭顾虑会因为接受年金而失去自由，就刻意回避，遭到普追的谴责。《乡村卜师》后来曾多次上演，但卢梭从中获益很少。

1753年，到圣日耳曼短期旅行，为应征第戎学院征文而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1754年，与果佛古尔、瓦瑟去日内瓦。受到日内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恢复日内瓦公民权，重皈新教。起草《政治制度论》。后选取其中一部分出版为《社会契约论》。因厌恶频繁的社交生活，经常到树林里散步。

1756年，与瓦瑟迁往退隐庐，退隐庐是埃皮奈夫人的房产，卢梭在退隐庐期间受到埃皮奈夫人的资助。卢梭在退隐庐生活将近两年，尽管无法完全避免交际，他还是很享受这种孤独宁静的乡村生活的。

1757年，因与乌德托夫人恋爱一事，和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闹翻。写《新爱洛伊丝》，沉浸在对故事情节的幻想之中。准备写《爱弥儿》。年底搬出退隐庐，迁至蒙莫朗西。卢梭在蒙莫朗西一直受到卢森堡夫妇的资助和庞护，直到《爱弥儿》一书出版为止。

1761年，《新爱洛伊丝》出版，受到女性读者的热捧。卢森堡元帅去世。1762年，因出版《爱弥儿》，法国法院对卢梭发出逮捕令，查禁他的书。在《爱弥儿》出版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卢梭渐渐感到气氛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正直无辜的，因而并不慌张。巴黎大主教毕蒙对《爱弥儿》发出禁令，接着，巴黎高等法院也发出禁令，并下令追捕卢梭。之后长达八年的时间，卢梭一直在逃难。在各种迫害、谴责甚至是密探的监视下生活，卢梭变得敏感多疑，以致后来不断怀疑身边的人要谋害他。卢梭只身从巴黎逃至日内瓦，日内瓦当局焚烧《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并下令追捕作者。

1763年，逃至普鲁士辖内纳沙泰尔，和瓦瑟居住于莫蒂埃。结识乔治·吉斯元帅。接受普鲁士国王的庇护，但拒绝接受国王的馈赠。取得纳沙泰尔公民权，放弃日内瓦公民权。出版《致毕蒙教皇书》，抗议教会当局对他的迫害。

1764年，出版《山中书简》，责问日内瓦当局。科西嘉解放运动领袖德·布达福柯邀请卢梭为科西嘉起草宪法。

1765年，《科西嘉宪法草案》出版。谢绝普鲁士国王的年金迁居伯尔尼的圣皮埃尔岛，瓦瑟搬来和他同住。在享受几个月宁静的隐居生活之后，卢梭再次遭到驱逐。卢梭的《山中书简》和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在巴黎一起被焚烧。潜回巴黎。

1766年，在大卫·休谟的带领下，与瓦瑟前往英国休谟家避难，后与大卫·休谟发生冲突。后前往英国武通。编写《植物学术语词典》。写作《忏悔录》第一卷。卢梭写作《忏悔录》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忏悔，不如说是辩护。在逃难的四年中，卢梭经历种种迫害、诬蔑和攻击，他感觉有必要展示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他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做些澄清。

1767年，英国友人帮他领取英王乔治三世赐给他的年金。误解英国友人，化名勒努，潜回法国加莱。《音乐辞典》出版。

1768年，与瓦瑟正式结婚。到格勒诺布尔进行植物学考察，和植物学家通信。以抄写乐谱为生。1769年，迁居布戈市农场居住。《英雄所需要的道德》写成。重新使用真名。1770年，重返巴黎，誊写乐谱和作曲，准备写《对话录》。参加植物学家儒锡叶领导的采集标本旅行。

1771年，在瑞典朗读《忏悔录》，后因埃皮奈夫人的请求，朗诵会被禁止。应波兰威尔豪斯基伯爵的邀请，写《对波兰政府及其1772年四月改革计划的考察》。1774年，结识生物学家拉马克。1775年，未经卢梭同意，他的歌剧《匹克马梁》在法兰西歌剧院成功演出。

1776年，完成《对话录》，想放在圣母院的祭坛上，未能成功。写《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未竟。在散步时被马车撞伤。

1777年，健康恶化，停止抄写乐谱。生计困难。1778年，移居巴黎附近的埃尔默农维尔庄园。罗伯斯庇尔慕名来访。病逝于爱隆美尔镇，葬于爱隆美尔镇，1794年灵柩迁往巴黎先贤祠。

卢梭一生和多位女性有染，主要的有两位。其一是华伦夫人，她在卢梭早年的生活中扮演了保护人、朋友、情妇、精神上的母亲等多重角色。

离开华伦夫人后，卢梭后来开始与黛莱丝同居。对于黛莱丝，卢梭同样抱有多种复杂的感情。黛莱丝陪伴卢梭走完了后半程人生，卢梭只是在晚年和其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形式上的婚礼。黛莱丝为卢梭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全部被卢梭送进了巴黎的育婴堂。而卢梭只是在后来草草地寻找了一下他留了标签的第一个孩子。

卢梭曾在《忏悔录》中如是说：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乱糟糟的家庭去抚养，我就感到害怕。如果把孩子交给他们去教育，那必然会愈教愈坏。育婴堂的教育，比他对孩子的危害小得多。这就是我决定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理由。

1，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之前的近代哲学家大多相信人类在进入社会之前有一个自然状态，并把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当作历史的进步。卢梭也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并把自然状态作为社会政治学说的出发点。他的自然状态说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为了阐明人的本性和正确地判断人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而采取的一种理论假设。他使用抽象分析的方法，从“人所形成的人性”，即既成的人性事实中，剔除人的社会性，剩下的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经过这样的抽象，他能够透过丑恶的现实和社会的罪恶，追溯到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善良本性。

按照卢梭的分析，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是孤独的，相互之间没有交往和联系，人们自由自在地漂泊在森林中，没有语言、家庭、住所、技能，除了生理上的差异而外彼此自由平等。自然人的唯一的需要就是食物、异性和休息。自然人有两种天然的情感——自爱心和怜悯心。自爱心使人关心自己的生存，怜悯心使人本能地不加害于别人，并在同类遭受灾害和痛苦时，会感到天然的憎恶。人心中的这两种情感相互协调，使得人人独化，相忘于江湖。人类在不知道社会、私有制和家庭因而没有“你的”和“我的”的观念的状态下度过了许多世纪。

自然状态既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着丧失自由的原因。人在生理上是不平等的，这是“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和心灵的性质的不同”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个人充分发挥自己不同的自然能力，在技巧、知识、声誉、分配等方面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最后到达自然状态的终点——私有制的产生。卢梭说，私有制首先产生于对土地权的要求，谁第一个把一块儿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个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他对文明的批判着重指出，文明的基础是私有制。

2，自然与文明对立

卢梭关于社会的学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省，他克服了启蒙学者盲目的社会进步观。在其第一篇论文中，他对第戎科学院征文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做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文明与自然、理性与自然本能相比，是一种蜕变，甚至是堕落。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与自然作斗争中和睦相处，并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良好纯朴的德性。而文明的发展摧毁了这些原始的德性，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而私有制却使人的心灵变坏。卢梭把文明的进步称做人类“最大的不幸”，因为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与其原始状态背道而驰。因此，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史”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有理性的人类失去了原始朴素的感性，产生了大量无益的需求，科学和艺术助长了奢侈浪费，自由变成了专制。

3，自由和平等的理想

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人的自由和平等。

《论人类不平等》的主题是探讨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则提出了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前者的终点是后者的起点：专制被暴力推翻后，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中达到新的平等。卢梭说可能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回到自然状态，二是通过暴力革命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三是用社会契约来保证社会平等。第一条道路是不可行的，返归自然状态的道路已经被人们遗忘；第二条道路也走不通，因为暴力只能打破，而不能产生新的权力。“那么剩下的就只能用契约作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力的基础。”鉴于历史上的契约是以牺牲人的自由平等为代价的，所以卢梭要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契约来取代它。

在卢梭看来，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权力的转让。在转让什么、转让给谁等关键问题上，卢梭的回答与他的前辈都不同：霍布斯要求把除生命权以外的全部权力都转让给代理人，洛克要求只把财产代理权转让给代理人，卢梭却认为，社会契约的要旨是一切人把一切权力转让给一切人。由于，这种转让的条件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因而每个人并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一个人，反而从所有订约者那里获得了与自己转让给他们的同样多的权力，所以每个人在订约后仍然只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

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有绝对权力的“利维坦”，也不是洛克所说的只有有限权力的政府，而是集强制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力于一身的“公意”。所谓公意，指全体订约人的公共人格，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它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公意”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不是一个集合概念；“公意”不同于“众意”：“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它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公意”是没有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它是在扣除“众意”中相异部分之后所剩下的相同部分。“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永远是公正的，不会犯错误。“公意”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表现为法律。

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是卢梭教育思想的主体。1762年出版的《爱弥儿》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歌德称这本书是教育的自然福利，康德因阅读《爱弥儿》而忘记了十几年定时散步的习惯，席勒则称卢梭为新的苏格拉底，是耶稣拟造的人。卢梭认为，人的教育的来源有三种。即“自然天性”“事物”和“人为”，只有三种教育良好的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自然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自然人”，自然人并不是回复到原始社会的退化之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即身心两健、体脑并用、良心畅旺、能力强盛的新人。卢梭自然教育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改变儿童的看法。人们既不要把儿童当成待管教的奴仆，也不能把孩子当做缩小的成人，应当把成人看做成人，把孩子看做孩子。

卢梭对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里面，在这本小说里卢梭描写了美丽的田园风光、风土民情、自由的思想、浪漫的爱情……对后世浪漫主义小说的发展有很大促进。

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却受人膜拜。卢梭被安葬于巴黎先贤祠（Le Panthéon）。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树立雕像，以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

卢梭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他的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影响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传统，他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许多作家。

卢梭反归自然、崇尚自我、张扬情感的思想，直接导致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许多诗人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就连歌德、雨果、乔治·桑、托尔斯泰都无一例外地声称是卢梭的门徒。

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在面对巨大的困难时，卢梭既没有表现出排山倒海的气魄，也没有表现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但这却正是其非凡之处的真正体现。他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意志力，决不是那种勇不可挡的勇士所具有的力量，而是另外一种特殊的东西。比如，一个正在痉挛发作的人，可能六个人都无法把他制住，但他并不能被称为强大有力。一个肩负重担，却还能保持稳健的步伐、努力前进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英国诗人拜伦：“他能把疯狂的性格描绘得美丽端庄，把不规的行为涂上灿烂的色彩，他的言语就像眩眼的日光，使人的眼睛流下同情的泪水”。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卢梭首先发现了人性中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矛盾，并且自觉地去探讨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提出了“回到自然”的人性构想和建立“社会契约”的政治理想。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卢梭思想中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发掘，对人性自由问题的关注，已经包含了些许精神生态的意味。

德国文学家歌德：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