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社会主义者认为劳资矛盾不是经济状况的对立，而是由情感、教养和思想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国家是代表个人和各阶级之间休戚相关的道义关系的具体机构，它不会对国内一部分人的物资匮乏无动于衷。除了保护人民抵御内外暴力外，它还能通过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 (诸如举办社会保险、缩短工作日、改良劳动条件、若干生产资源和企业的国有化、限制城市土地私有权、改革财政赋税等) 来改变社会各阶级的教养和心理状态，消除劳资矛盾及其他一切社会对立和隔阂。施莫勒是这种改良主义的主要倡导者。19世纪70年代中期，瓦格纳主张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改良，并为这种主张贴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标签。其内容是： 国家社会主义处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错误的极端之间进行调和的地位，它同意社会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某些批评意见，但对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有所保留; 它并不意味着赋予国家以全部的生产和分配的职能，也不意味着对于全部私有制经济的排斥，而只是在社会利益的前提下给予国家以管理社会经济和节制私有经济的权力; 它只是主张依据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情况，在社会和政治观点认为可能和有利的条件下逐步进行改革：将银行、铁路、河流、矿山等若干公用事业收归国家经营，利用财政和赋税立法制裁私有经济、调解劳资关系，它对于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并不期望作根本变革。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讲坛社会主义之左翼。讲坛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是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其主张后来在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中得以体现，以后又成为法西斯思想体系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