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春,许世英和徐谦等受清政府派遣往欧美考察司法和监狱,经过俄、德、法、意、比、荷、瑞、奥等九国,随后到美国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1911年春回国。11月,正当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许奉调往山西任提法使。为配合袁世凯逼宫的需要,许世英和山西巡抚张锡銮联名呼吁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5月,许世英得张锡銮的推荐,被袁世凯任命为大理院院长,7月入陆徵祥内阁任司法总长,9月继任赵秉钧内阁司法总长。当民国初年出现政党林立局面时,许世英、徐谦、陈锦涛等发起组织国民共进会,成为该会的骨干人物。1912年8月,国民共进会等三个小政党和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赵秉钧派人刺杀于上海,黄兴等人提出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许世英在袁世凯授意下,以司法总长身份,用“不合编制”为借口,加以阻挠。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在黄兴等强烈要求下,将有关宋案的证据公布,使袁、赵的杀人罪行难以掩盖。许世英再次出面通电“力争法权”,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的权利,受到革命派的抨击。他们认为许世英是赵秉钧内阁的成员,应当一起辞职,没有高谈法律的资格。黄兴在电文中指出:“惟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至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7月,赵秉钧辞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许仍留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派熊希龄组织新内阁,许世英辞去总长职,10月经张锡銮推荐任奉天民政长。这时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在他出关任职之前,特邀至天津段宅,结拜为“盟兄弟”。他们同为安徽人,这次拜盟,与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有相当的关系。

1914年春,袁世凯为了铺平复辟封建帝制的道路,策划增修《中华民国约法》,许被调入京充当约法审查员。同年。同年5月3日出任福建省民政长,不久改称巡按使。按照袁世凯的命令,许世英曾于1915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乘船巡视福建沿海之马尾、沙埕港、马祖、厦门和金门等处。后因与扩军使李厚基不合,于次年4月辞职。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掌握军政实权。6月30日,许世英任内务总长,7月改任交通总长,从此他成为皖段的智囊人物。1917年,在府院之争中,许世英站在段祺瑞一边。5月3日,黎元洪责成查处津浦铁路租车、购车受贿案,翌日京师高等检察厅逮捕了许世英,旋以没有犯罪的证据,许被宣告无罪,随后许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1918年许世英任安福国会参议员及中意合办的华意银行总裁。

1921年9月,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次年11月受命署理汪大燮内阁司法总长,但尚未到任汪阁便已倒台,仍留省长原任。1923年初,许世英因坚持裁撤安武军,同安徽督理马联甲发生冲突,被迫卸去安徽省长职。2月,经黎元洪任命为航空署督办。11月曹锟贿选总统后,许被免职。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权后,同样极不得人心,皖系军阀企图乘机再起。1924年秋,段祺瑞派许世英南下广东,联络孙中山反对直系统治。10月初,孙中山在韶关接见了许世英,听取关于共讨曹、吴的意见。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权迅速崩溃。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商讨组织政府,段祺瑞和张作霖也虚伪地表示赞同;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褀瑞已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段宣称“外崇国信”,表示尊重此前历届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到达天津后肝病发作,12月18日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等,怒斥段祺瑞政府的错误主张,质问他们:“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随后任命许世英为筹委会秘书长,主持会议准备工作。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场,许世英担任秘书长。参加善后会议的有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各省、特别区的军政首领或其代表,西南各省军阀也派代表参加,此外聘请了一些政客、文人。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早就通电拒绝参加。善后会议至4月21日结束,花费了一百一十五万大洋,但并未达到巩固段祺瑞统治的预期目的。5月1日,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条例》,3日,派许世英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五卅”惨案以后,全国反帝斗争高涨,唯军阀和帝国主义之命是从的临时执政府,更被民众厌恶。段祺瑞为了逃避集矢于一身的困境,于1925年11月下旬派黄郛、许世英去张家口与冯玉祥商讨改组临时执政府事宜。12月26日,公布修改临时执政府官制,添设国务总理,任命许世英为总理。许世英在组阁时,企图任用一些接近冯玉祥和国民党的人员,以稳住段褀瑞的统治,决定任命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但是国民党人于右任等因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拒绝就职,段派内部也有人对许世英表示不满,迫得他一度避居使馆区不愿就职。此时正逢年关,段政府财政吃紧,1926年1月18日段令许兼署财政总长,21日又令他兼署盐务署督办,设法筹款。许世英尽力搜罗款项,帮助段祺瑞渡过了年关。2月15日,许提出辞呈,段准其请假,由贾德耀代理内阁总理。5月13日,段祺瑞下台,许陪同段回天津,不久赴上海。

1926年秋,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吴佩孚主力被迅速击溃,孙传芳势力也遭到打击。这时许世英在上海参与组织反对孙传芳的苏浙皖联合会,历数孙传芳的罪状,主张地方自治。翌年初,许世英等人受到孙传芳的通缉,他避往香港,孙传芳失败后方才回沪。

许世英闲住上海时,曾参与救济灾民的工作。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许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社会救济事业长达八年之久。其间1929年河北、山东等省遭受大旱灾,1931年,长江、淮河发生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种灾害更是连续不断,灾民无数。许世英曾亲往灾区进行赈济工作,他提出:“救灾如救火,救人须救彻,查灾要查明,放赈要放洁。”并慨叹灾区之悲惨情况:“床下鱼儿帐上蛙,阶前艇子室中车。更怜草舍沉沦尽,不见流亡不见家。”但由于国民政府只顾反共祸国,不管人民的死活,许世英主持的救灾工作只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敷,治本更无从谈起。

1936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二二六”事变,广田弘毅任首相兼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任日本驻华大使,他们都是许世英以往的老相识。蒋介石集团为了贯彻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反动方针,企图借助许的这种关系,与日本搞妥协,当年2月特命许世英为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到达日本后,与广田等会见,彼此除寒暄叙旧之外,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外交作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日本侵略者感到原定三个月结束全部对华军事的狂妄计划无法实现之后,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许世英受命在东京同德国人密谈。直到南京陷落,德国人宣告调停失败,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则等于断绝国交”,在日本召回驻华大使后,许世英始获国民政府外交部准许,在1938年1月20日离开东京回国。

许世英经香港到达武汉,接着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再次主持全国赈灾委员会的工作。1938年12月,受派为中央救济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抗战胜利后,许回到南京。1947年4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至1948年卸职,不久赴香港。1950年夏到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1964年10月13日，许世英在台北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