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许如辉15岁时，加入上海大同乐会，成为会内最小的会员，师从国乐大师郑觐文，学习吹奏民族乐器。由于他聪颖苦学，不久便任大同乐队司鼓，兼吹奏笛、筝、瑟、排箫、箜篌、琵琶及埙（埙又称壎，为古吹奏乐器）等古乐器，精通乐器百余种。

许如辉是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先驱者之一，歌曲成就主要是在播音界和电影界。

20年代末 　许如辉是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先驱者之一，歌曲成就主要是在播音界和电影界；1926年创作了第一支歌《四时吟》；1927年上海民营电台开播后，以《子夜社》名义，在电台推出流行歌曲，国乐伴奏，并由中国最早的播音歌星江曼莉、夏佩珍、余静、包庸珍、汪淡淡、潘云云等演播。1929年，《子夜社》改名《子夜乐会》；同年，《永别了我的弟弟》、《卖油条》、《夜月之歌》、《这回事情太稀奇》、《搁楼上的小姐》等12支歌集结出版。并以《搁楼上的小姐》作封面，由北新书局代为出版。许如辉的流行歌曲有百余首，历史上百代、丽声、胜利等唱片公司灌过唱片，江曼莉、夏佩珍、严斐等女士灌唱；30年代歌曲创作的同时，还从事古典音乐的作曲，并亲率《子夜乐会》在上海电台及舞台公开演奏，如《杯酒高歌》，《还我河山》，《华夏之风》，《古渡扁舟》，《锦绣乾坤》等民乐合奏曲；以及中国交响曲《壮志千秋》和《新胡茄十八拍》。

30年代初

许如辉进入中国最大的制片厂——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音乐指导和作曲，1932年转为“基本作曲”，直至197年8月13日明星公司被日寇大火烧毁歇业。其间为洪深、陈铿然、李萍倩、张石川、程步高、徐欣夫、欧阳予倩编导的《香草美人》、《桃李争艳》、《女权》、《路柳墙花》、《劫后桃花》、《女权》、《翡翠马》、《兄弟行》、《生龙活虎》、《金刚钻》、《清明时节》、《梦里乾坤》等影片，以及吉星公司左明编剧的《年年明月夜》、王次龙的《大地》谱写了电影音乐和电影插曲。胡蝶、顾兰君、顾梅君、叶秋心、姜曦等等，是演唱许如辉电影歌曲最多的影星。

抗战爆发

许如辉先抵南京，后随远房舅父、博古文学家、时任监察院秘书的钱智修 （原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 夫妇，于1937年底撤至大后方重庆。后赴成都加入“成都影人剧团”，编排了抗日歌舞剧《还我河山》。稍后又加入陈白尘，陶金等主理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

1939年任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古筝演奏员、兼作曲， 谱写了《寒夜闻柝》、《原野牧歌》、《忆别》等器乐曲，以及《抗敌歌》 （于右任词）、《神鹰之歌》、《大同之声》等歌曲.。1939年，第一部大型剧作、讴歌抗日英雄战死疆场的《王铭章之死》完稿，在中央电台内传阅。1940年，为中国电影制片厂何非光编导的抗战电影《东亚之光》作曲。

1941年，许如辉与国乐大师郑觐文之子郑玉荪联手，在于右任、陈其采、陈果夫、许世英、潘公展、王晓籁等民国高层人士的支持和见证下，在重庆恢复了大同乐会，任乐务总干事，创办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院长），大同剧社，中国国乐团（团长），为国家谱写了《国家典礼乐章》（24章节），另创作了器乐曲《伯仲曲》、《大同乐》、《欢乐乐章》、《凯旋乐章》等，积极投身重庆抗战文化活动。1941年10月，为作曲家张曙追悼会（田汉、王泊生主祭）首谱“哀乐”。这支“哀乐”，后来在重庆国民政府政要故世的葬礼上多次采用。

抗战期间

许如辉还为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屈原》多次作曲；以及为马彦祥编剧的《鬰雷》，欧阳予倩编剧、贺孟斧导演的《忠王李秀成》，冒舒湮编剧、秦怡主演的话剧《董小宛》任音乐设计；1943年8月国民政府林森主席逝世，同年9月发行电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纪录片》，许如辉担任了影片作曲；1945年5月1日，许如辉编剧作曲、苏怡和陶金导演、杨薇主演的抗战音乐剧《木兰从军》，在重庆抗建堂公演，连满33天。

抗战胜利

1945年底，许如辉回到上海，任柳中浩主持的国泰影片公司特约作曲，为徐欣夫导演的《吕四娘》、杨小仲导演的《十步芳草》和《钗头凤》谱写了电影音乐。1946年秋，许如辉任上海《大公报》游艺版编辑，撰写杂文《和平调停》、《的卢》、 《吹埙》等；同年，第二部音乐剧《塞上曲》剧本和曲谱脱稿，筹措搬上上海舞台，并在报上公开招聘扮演“王昭君”的歌剧演员，后因国共内战在即，没有演成。

解放后

1950年，许如辉经夏衍和黄源介绍，进入华东文化部戏曲改进改处，任音乐专家；后调入上海戏剧界，从事编剧、导演和作曲工作。作品愈百部， 遍及各剧种。许如辉的戏曲音乐代表作有范瑞娟、傅全香主演的越剧《真假夫人》，袁雪芬的《柳金妹翻身》、《借红灯》，戚雅仙的《尤三姐》；筱爱琴丁是娥的沪剧《白毛女》（1952年全国首届戏曲会演音乐红花奖）、《罗汉钱》；石筱英的《大雷雨》，杨飞飞的《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茶花女》、《陈化成》、《家》、《刘胡兰》、《劈山救母》、《红色的种子》、《王魁负桂英》、《龙凤花烛》、《两代人》、《白鹭》、《星火燎原》、《夺印》、《南海长城》；文彬彬的滑稽剧《三毛学生意》，杨华生的《好好先生》；顾玉君的扬剧《人往高处走》等。

1986年，许如辉完成最后一部戏曲剧本《二月》。

1987年1月4日，许如辉因病在上海故世，遗下音乐，戏剧作品300余部。

追忆

2005年6月25日，“中国电影百年回顾——早期电影作曲家许如辉诞辰95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来自电影、戏曲、文化、音乐、图书馆学界80余位人士与会，缅怀了这位在各个时期、多个领域，留下深深足迹的中国民族乐派杰出音乐家——许如辉。

2005年6月25日，《中国电影百年——有声电影作曲家许如辉诞辰95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上海召开。电影演员秦怡（40年代重庆话剧《董小宛》主演，许如辉作曲），滑稽演员杨华生（50年代滑稽《好好先生》主演，许如辉作曲），以及陈思和、毛时安、顾晓鸣、钱乃荣、沈寂、周良材、高鸣、、贺孝忠、唐维敏、李果等学者到会。

许如辉之所以一而再坚持编写乐剧《木兰从军》，直接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应抗战之需，声援抗日救国的热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祖国锦绣山河受到践踏，同胞兄弟姐妹惨遭屠杀，中日矛盾便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各族人民迅即行动起来，掀起了支前抗战的热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这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口号，也是他们的一致行动。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大众，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迅速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歌舞剧作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团结民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形式，自然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戏剧体裁，众多的爱国戏剧家、作曲家、舞蹈家、演员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创作，奔赴祖国各地，所到之处，传播救亡歌舞，进一步点燃各地的抗战之火。

继阎述诗、陈大悲、陈歌辛、王洛宾、欧阳予倩等大师之后，许如辉在成都时也深受抗战情绪感染，决计创作乐剧《木兰从军》，为全国抗战助一臂之力。

第二，大同乐会有一项既定任务，就是从音乐角度，协助改良我国地方旧剧及新兴话剧，许如辉一直不忘使命，对乐剧的创作欲望一直没有熄灭。

潘公展曾指出：“音乐是很重要环节，是文运会主抓的领域”。王晓籁也说过：“话剧没有音乐，还有什么可看的。”抗战时期的重庆舞台，共上演了270多出剧目，有话剧、歌剧、儿童剧、秧歌剧、地方歌剧等。当时的话剧舞台，已出现添加、编配或创作音乐的趋势。没有音乐陪衬的话剧，演出效果要差很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戏剧研究变成了大同乐会复兴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在音乐歌曲歌剧方面协助国家推进社教工作”；且大同乐会章程中规定乐务总干事负有：“负责乐曲之训练，乐曲之收集编制整理及演奏，乐器之制造校对审查，以及地方音乐歌曲戏剧之研究。” 大同乐会史料中也专门提到：“组织大同乐社，准备经常演出乐剧，使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用以发扬国有文化推进社会教育较易收效，同时也可获有券资补充事业经费，业已奉社会部备案，第一部是木兰从军，5月1日，抗建堂公演。”

许如辉和大同乐会一致期待通过上演乐剧《木兰从军》，走出一条全新的戏剧之路。《木兰从军》就是大同乐会的开端之作，也是他们要在雅乐国剧信仰中燃起光明的希望。

第三、响应国民政府“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号召。

“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下的从军热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华大地上的一场青年爱国运动，1943年下半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缺员很多，为弥补这一兵源不足状况，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鼓动知识青年入伍。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10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同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由国民党军政要人及教育界著名人士组成。后来又成立青年训练总监部，负责应征入伍青年的训练。据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数竟达在校生的1/3。各地方当局也纷纷仿效，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形成了震荡中国抗战历史的一个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

正是在从军热的形势下，重庆中央日报刊登了“征求从军运动戏曲，剧本暨歌曲，表现深刻，含蓄正确”等连篇政令、新闻和消息。1944年11月23日，许如辉代表大同乐会出席了重庆市党部还召开的一次“知识青年从军通俗宣传大会筹备会议”，参会人数只有六位。

为确保《木兰从军》顺利公演，大同乐会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 第一，专门成立演出委员会，共13位，基本上由大同乐会理事组成，他们除了宣传剧目外，还负责认购和推销戏票，且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额度。委员会名单如下：王延松、王冠英、王晓籁、江一平、朱学范、朱联馥、洪兰友、康心如、许静仁、潘世经、潘公展、虞洽卿、顾一樵。

第二，因为大同乐会本身不是演剧单位，《木兰从军》开排在即，剧务和乐务组人员已征聘到位，唯演员和演出场地，一直没有落实。于是，许如辉求助于潘公展，潘公展是大同乐会事务主任，也是“乐剧”的最早倡导者，当年乐剧《西施》就是由他倡导的，所以，《木兰从军》从剧本审查到演出，他自始自终都参与、筹划。经过他的介绍，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也是大同乐会理事的张治中大力协助乐剧《木兰从军》的公演，帮助解决《木兰从军》的演员和场地问题。服装最后也是潘公展出面，接恰重庆“华华公司”，购买衣料，定制戏服。《木兰从军》的绝大部分演员，则来自“中国万岁剧团”。乐队乐手来自难童教养院国乐班，而八名舞蹈演员则全部来自大同剧社。

第三，欲在重庆舞台上演出，还需成立剧社，“大同剧社”应运而生。1945年2月26日，王晓籁、潘公展基于“本会以我国各种地方旧剧及新兴话剧均未能与音乐互相配合，以致对于推进社会教育之效力，较为迟缓”、“本会有自造乐器四十余种，业余会员百余人，难童教养院学生三十名，伴奏乐剧乐队已有基础，第一部乐剧拟排演《木兰从军》，提高女子抗战精神”，以大同乐会常务理事的名义，在社会部登记备案，成立了“大同剧社”，隶属于大同乐会。

第四，《木兰从军》剧本完成后，重庆中国兄弟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于1945年4月初正式出版，并由重庆万象周刊社文化服务部、亚洲图书社和昆明中国兄弟出版事业公司昆明分公司门市部总共发行了两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