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国家“863计划”项目评审专家

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经济学兼职教授

国家农业开发办项目评审专家

农业部、科技部项目评审专家

中国财政学会旅游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消费者报》专家顾问团特聘专家

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专家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金融培训中心金融理财师特聘教授

多家企业特聘经济顾问

涉及宏观经济、国家金融与国际贸易、财政、税收、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领域。曾在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以及报章上发表文章38篇，省部级刊物上发表文章62篇，参与世界银行、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开发银行等部级以上单位的重大课题22项，本所课题28项，参与编写和翻译的著作5部，独立主持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研究课题《预算与公共支出管理》，论文多次获国家及财政部中青年科技大奖，2005年获全国优秀财经论著评选一等奖。

1、《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获第四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国家级）。

2、《我国公告教育资源的结构问题和对策》获第四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国家级）。

3、《以产出和成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改革国际经验》获2004年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国家级）。

4、《论我国整个采购的国际借鉴》获2002年财政部科研所中青年学术论文一等奖。

5、《教育也是生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产业势在必行》获2001年财政部科研所中青年学术论文二等奖。

6、《政府预算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研究》获2004年第四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三等奖。

7、《我国盐业专营制度改革探讨》获2004年财政部科研所中青年学术论文三等奖。

8、《高等教育财政问题初探》获2004年财政部科研所哦中青年学术论文二等奖。

9、《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分析》获2004年财政部“三优”论文评选鼓励奖。

10、《以产出和成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改革国际经验》获财政部“三优”论文评比三等奖。

11、《2002年以后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增长机制研究》获2003年财政部“三优”论文评选三等奖。

12、《持续粗放性的投资将透支中国经济》获2005年财政部“三优”论文评选鼓励奖。

13、《立足制度化内涵扩演深化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获2005年财政部“三优”论文评选鼓励奖。

1、2002年完成财政部教科文司课题《2002年以后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增长机制研究》。

2、2003年与国家行政学院合作，参加科技部重点课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支持》。

3、参加并完成2002年合作课题《我国基层财政困难与解决对策》。

4、2003年参与课题研究《政府预算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研究》。

5、2001年参加并完成财政部科研所课题《政府采购若干问题的国际比较》。

6、2003年参加并负责主持财政部课题《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框架》。

7、独立主持《我国盐业专营制度改革探讨》。

8、《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出现的新问题及对策探讨——甘肃省敦煌市乡镇调查报告》。

9、2004年参加财政部课题《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究。

10、参加并完成2003年《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研究》合作课题。

11、2005年独立主持世界银行技援项目课题《预算预财政支出管理》。

12、参加2004年世界银行技援项目课题《税制改革研究》。

13、参与撰写中组部委托财政部办公厅《中国历年宏观调控的政策分析》课题，并承担了其中1978-1986“洋跃进”时代的研究与写作工作。

14、参加并完成外国政府预算编制研究课题组的《美国政府预算编制》课题，并承担了其中的研究和译校工作。

15、参加《亚欧国家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财经合作研究》课题。

《研究报告》2006年第16期。

16、参加国家开发银行的《健康财政与开发行金融和谐发展》大型课题研究。

17、参加2006年与内蒙古合作的《投资与消费》课题组研究，主要成员。

18、独立主持由国家税务总局委托的世界银行课题《论中国非营利性组织税收的政策取向》。

19、《完善扶持政策与管理制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2007年1月25日《研究报告》第6期。

“省管县”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扩权强县”、“省管县”应当是发展的趋势。而“省管县”只是扁平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紧随其后的应该是“县管乡”和“扩省扩县”改革的跟进，这更是一场涉及我国行政体制深处的重大改革，应当谨慎渐行。

“市管县”走到尽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被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自治州、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制。但是，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我们常常看到在省、县之间又多了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演变成了“市管县”的格局。这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加大行政层级，强化了中央集权，确保了国家经济指标与政治指令顺利的下达和执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行政治理环境的变化，如此多的行政层级势必导致越来越多弊端的出现：首先加大了行政的成本，降低了行政的效率，束缚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行政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但不利于政府职能的适时转变，甚至衍生出众多的体制腐败；其次，有限的行政区域和无限发展的市场经济区域在矛盾中被人为强制的统一，进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加重了粗放式经济的扩张；其三，在分税制改革后，省级以下常常出现财权上收，事权下移（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省级财政越办越强，县级财政哭爹喊娘”）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为此，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管县’的改革试点。”由此可见，扁平管理将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而“扩权强县”、“省管县”将是这场改革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