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司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又何以名为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又，按《律疏》云：“不因争斗，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争斗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是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籍，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后，以物殴杀了，则曰“我因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又如此可乎？设使因争，理犹不可，况阿王已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又大理寺所引刘士信及骆全儒等殴杀人事，承前寺断不为故杀，恐与姚文秀事，其间情状不同。假如略同，何妨误断，便将作例，未足为凭。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者从今得计。谨同参酌，件录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