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写于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当时，王权已经被推翻，但是社会动荡不已，新旧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虽然民主的要求被旧势力暂时压制了下去，但是，政治敏锐性很强的托克维尔已经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旧有的等级制迟早会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人人身份平等的新时代终将来临，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托克维尔被指责与波旁王朝有染，为避免麻烦，与朋友博蒙一起向司法部请求，要求去美国考察研究那里的新监狱制度，以便为即将开始的法国监狱制度改革做准备。当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考察的时候，当时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刚刚二年出头。在1831年4月他们所去的美国，正处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时期。1787年结成联邦时只有东部13个州，1831年又多了11个州，其中有两个州，即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领土已经伸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在美国考察了9个月，1832年2月离开美国。1835年和1840年分别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

对于《论美国的民主》的撰写，托克维尔较少依据过去和同时代的文字材料，而是通过对美国各阶层人士的访问，对社会的直接考察，亲身体验美国的社会制度、人权、宗教信仰、经济等各个方面。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民主”的含义有些混乱，其基本核心的意义就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民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他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他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他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利，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并非指财产的平等，而是权利的平等，即“身份平等”。在托克维尔的理论中，平等是根本的大事，所有的个别事物都由他而产生。“它（平等）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不仅如此，身份平等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而且他对政府的钳制作用决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他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他产生的一切”。

然而，最受托克维尔重视的，并不是民主和平等，而是自由。“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托克维尔认为平等会使人产生对自由的要求。“使人各自独立的平等，也使人养成只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个人活动的习惯和爱好。

人在与自己相等的人来往当中和作为个人的生活习惯而永远享有的这样完全独立，使人对一切权威投以不满的目光，并很快激起关于政治自由的思想和对于政治自由的爱好。”自由和平等有其和谐的一面。“因为人人都将完全平等，所以人‘ 人也将完全自由；反过来说，因为人人都将完全自由，所以人人也将完全平等。”但是，平等和自由并不是成正比关系发展的。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当自由还只是人们的一种想法和爱好的时候，平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习惯，控制了民情，使生活的每一细小行动都具有了追求平等的倾向”。因而尽管民主国家的人民天生热爱自由，但对追求平等的激情却更难以遏止。“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正是由于对自由的推崇，托克维尔继承了贡斯当对民主制度可能转化为专制暴政的思想，将之表述为“多数的暴政”。他认为，民主所能产生的危险，一方面是已为人们所广泛谈论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就是多数的暴政，即绝对权威对个人自由的扼杀，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更为严峻。所以托克维尔认为专制在民主时代才是使人最害，怕的。他甚至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万一在美国不再存在自由，那将是由于多数人拥有了无限的权力，逼得少数人走投无路，迫使他们诉诸武力所造成的。”。“在民主社会中如何使自由得到有效的保障，是托克维尔美国民主观的核心问题。结合对美国社会的实际考察，他提出在民主社会中实行联邦制、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结社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自由，防止多数的暴政。首先，来看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权力在两套政府之间划分，联邦政府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必须在联邦宪法的某些条款中找到依据，而州政府则拥有除了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禁止他有的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托克维尔十分推崇这样的双重权力。由于州政府的权力不是联邦政府授予的，因而他也就不能从州政府手中把这些权力收回。联邦政府在其自身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但这个范围却受到了严格和明确的限定。而各州在他们的范围内同样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独立的自治体。1791年《第十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宪法所谓授予合众国或为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托克维尔认为这样的权力结构才能保证地方自治的自由。

其次，托克维尔认为关于联邦政府内部的权力划分也有助于自由在民主社会的存在和实现。联邦宪法前三条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别授予全国政府的三个部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分权也有其危险性，因为拥有不同权力的不同官员可能集中权力一致行动。防止这种危险性的方法就是权力的互相制衡。每个部门在政治上都处于独立地位（总统由选举团成员选举、参议员由各州的立法机构提名选出、众议员由选区人民选出、联邦法官由总统征得参议院的同意后任命，但为终身制）的同时，在其他部门的活动中都起到某些作用，如国会制定法律，但总统可以给予否决；总统实施法律，但国会提供经费；最高法院可以宣布经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法律为违宪，但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参众两院在制定法律时互相有否决权。理论上这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是很清晰的，而在实际中又存在许多问题。托克维尔在其考察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权力对峙状态。人们希望将主权划分得既能使组成联邦的各州继续在一切与本州的繁荣有关的事务上管理自己，又能使联邦所代表的全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整体和满足全国性的需要。但是仍然有种种迹象表明，联邦政府终将处于一种更为主要的地位。联邦所统治的不是各州，而只是各州的公民。在联邦要征税时，它不是向州（比如说马萨诸塞）政府征收，而是向州的居民征收”。由于联邦政府直接统治的是公民个人，它的力量不是借用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它有自己的行政人员、法院、司法人员和军队，因而它能够去做它有权做到的一切。“中央政府像一切全国政府一样，直接管理被治者、行政官员和司法人员，但是行动的范围有限。现在这个政府不再是联邦政府，而是不完备的全国政府。”托克维尔对结社自由给予高度的重视。他认为美国社会自由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在美国有着大量独立、自由的社团。这些社团由平等的人们联合起来组成，承担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分担中央政府的职能，增强社会的自治、自发和自组织能力，使小政府成为可能，最终使政府的强制降低到最小。各种“政治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社团，甚至科学和文艺的社团，都像是一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他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全体的自由”。

美国报刊业的发展和新闻自由也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将这一点作为在民主社会保障个人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由于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美国定期和半定期期刊的样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正是由于数量大使得报刊的影响反而减小。托克维尔到达美国后看的第一份报纸上就刊登了对时任总统毫不留情的攻击文章，尽管十分吃惊，但托克维尔还是给予这种新闻和出版自由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平等时代，每个人自然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容易被人置之不理，受到无缘无故的轻视。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他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庞大的政治集会、议会特权等民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阻止社会对个人的奴役，但是新闻出版自由则可以使这种奴役降低到较低的水平。

《论美国的民主》出版后，立即受到普遍好评，使托克维尔名扬海外。据布雷德利在《论美国的民主》英译本卷末的统计，在托克维尔生前，《论美国的民主》的法文本出过13版，逝世后出到17版，尚有两种全集本。另外，在比利时和美国，也有法文本问世。截至1945年，共有英、德、荷、匈、意、丹、俄、西班牙、瑞典、塞尔维亚等十种文字的译本先后问世，而且有些国家不止一个译本和不止出版一次，英国和美国就有60多个英文版本。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该书成为社会学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托克维尔提出以私人慈善而非政府来协助贫穷人口的主张，也对于日后的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有着深远影响。

美国作家克里夫顿·费迪曼《一生的读书计划》：《论美国的民主》逻辑清晰，文笔优雅。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思想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1835年，托克维尔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写成，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本人也因此而饮誉欧洲。1839年，他成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问世。1841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2年成为芒什省议员一托克维尔于1851年写了《回忆录》详细介绍了二月革命的情况。1856年，他发表了专门论述法国革命的专著——《旧制度与大革命》。1859年4月16日，托克维尔在戛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