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横渠西铭，旧名《订顽》。）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

刘蕺山曰：程子首识仁，不是教人悬空惨悟，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先与识箇大头脑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识得后，只须用葆任法，曰「诚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间，其真用力候也。盖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见伎两，与之凑泊。纔用纤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劳矣，安得有反身而诚之乐。诚者，自明而诚之谓。敬者，一于诚而不二之谓。诚只是诚此理，敬只是敬此诚，何力之有！后人不识仁，将天地间一种无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识诚敬，将本心中一点活发之灵，滞作一物用，婿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习心。向来不识此理，故种种本心为习心用；今来既识此理，故种种习心为本心转。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见道分明语也。乃先儒以为地位高者之事，非浅学可几，学者只合说「克己复礼为仁」。周海门先生深不然之，以为「不识仁而能复礼者无有」，是处极为有见。而顾泾阳先生则云：「学者极喜举程子识仁。但昔人是全提，后人只是半提。『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后人只说得『浑然与物同体』，而遗却下句，此半提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全提也。后人只说得『不须』二句，而遗却上句，此半提也。」尤见卫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谓程子《识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录》遗之。然「诚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又曰：《识仁》一篇，总只是状仁体合下来如此，当下认取，活发发地，不须著纤毫气力，所谓「我固有之」也。然诚敬为力，乃是无著力处。盖把持之存，终是人为；诚敬之存，乃为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诚敬，诚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检，克己是也；存正是穷索，择善是也。若泥不须防检穷索，则诚敬存之当在何处﹖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静专言此意，固有本哉！

顾泾阳曰：程伯子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只此一语已尽，何以又云「义礼智信皆仁」也﹖始颇疑其为赘。及观世之号识仁者，往往务为圆融活发，以外媚流俗而内济其私，甚而蔑弃廉耻，抉裂绳墨，闪铄回互，狂己狂人，曾不省义礼智信为何物，犹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后知伯子之意远矣！

宗羲案：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其披拂于人也，亦无所不入，庶乎「所过者化」矣！故其语言流转如弹丸，说「诚敬存之」便说「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说「执事须敬」便说「不可矜持太过」，惟恐稍有留滞，则与天不相似。此即孟子说「勿忘」，随以「勿助长」救之，同一埽迹法也。鸢飞鱼跃，千载旦暮。朱子谓：「明道说话浑沦，然太高，学者难看。」又谓：「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下稍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左“目”右“卓”）见上一截，少下面著实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谓程先生者，单指明道而言。其实不然。引而不发，以俟能者。若必鱼筌兔迹，以俟学人，则匠、羿有时而改变绳墨，彀率矣。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

百家谨案：先遗献《孟子师说》解「必有事焉」：「此与明道识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间断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未尝致纤毫之力』。盖存得好就是诚敬，诚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检，克己是也；存正是穷索，择善是也。若外此而为防检穷索，便是人为，未有不犯三者之病也。」

百家又忆姜定庵先生希辙尝于其家两水亭问先遗献「学而时习」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学者，觉也，觉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学之为言效也，总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谓『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持养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则合其本体而已矣，明道之识仁是也。『时习』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明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盖其间调停节候，如鸟之肄飞，冲然自得，便是『说』也。

《宋元学案》卷十三

程颢

程颢hào（1032～1085），宋代理学家、教育家。

程颢

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其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官至太中大夫。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称。举进士后，历官京兆府都县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神宗初，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学《论语》、《孟子》则为“知道”，“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大学》、《中庸》亦不可不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总之，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二程十五、六岁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游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

[赏析]这是一首记游诗，也是一首理趣诗。作者在这首诗中，虽然也写了一些较为生动的景物，但其着眼点仍在于抒发自己的人生哲理。所谓“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多么闲静幽雅，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境界。因此他认为世上的事情，可以不必去计较。只要在佳节能约几个朋友相聚就是很大的快乐。诗抒写了随遇而安、不计较得失的淡泊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