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法剥夺了奴隶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奴隶是物，没有法律上的人格，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对奴隶有随意处置的权利，不仅可以鞭打，进行种种人身折磨，甚至可以杀死。“……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列宁语）。杀死不过是奴隶主对自己私有财产的一种处分方式。对奴隶而言，连法律上的“人”都不是，还有什么诉权可言。在奴隶主之间，则可通过行使诉权平衡内部利益，如《汉漠拉比法典》规定，杀死他人奴隶，虽不认为是犯罪，但需对其主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否则，主人有权通过行使诉权获得赔偿。可见，在奴隶社会中，享有诉权者是奴隶主。

封建制法承认地位低下的农民（农奴）具有法律人格，与贵族一样享有诉权。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封建诉讼制度黑暗等因素，诉权没有得到普遍行使，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缓和。在中国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判断是非曲直的道德准则，甚至以孔子所作《春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即所谓“春秋决狱”。这就为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空间，司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操纵案件的处理结果，贪赃卖法、枉法裁判者也能为“公正”找到合理的借口。在中国古代又行政、司法不分，地方行政官吏兼管司法，地方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地方官的升迁,如果一个地方争诉不断,正是地方官治民无方，德教不彰所致，于是乎地方官就千方百计压制诉权，提高案件受理标准。对“拦轿下状”不予受理；对“越级者笞”；对“投白纸”等作了严格限制等，想打官司的老百姓只好“望堂兴叹”。另外中国古代刑民不分，当事人与证人也时常被严刑铐打，刑讯逼供。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严刑酷吏都使老百姓不愿轻易走进衙门，由于人为压制，封建社会内部潜伏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