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4 19:22
《诗人玉屑》卷六里面提到王安石说的“诗家语”,就是说诗的用语有时和散文不一样,因为诗有韵律的限制,不能像散文那样表达。要是我们用读散文的眼光去读诗,可能会忽略作者的用心,不能对诗作出正确的理解,那自然体会不到它的好处,读了也不会有真感受。明朝的钟惺对此,运用了文学家的夸张手法,故作惊人之笔,说唐诗人岑参的这首诗千年来只有作者和谭元春懂得,这样耸人听闻,实际上是夸耀他们对诗的理解的深刻。从谭元春的批语看,他们对于诗家语也确是有体会的。不经他们指出,我们读这首诗,可能会有些迷糊,感到前言不搭后语,不知在说什么,也体会不到作者在运用诗家语的特点。
岑参《还高冠潭口留别舍弟》:“昨日山有信,只今耕种时。遥传杜陵叟,怪我还山迟。独向潭上酌,无上林下棋。东溪忆汝处,闲卧对鹭鸶。” 钟惺批:‘此诗千百年来唯作者与谭子知之……”谭元春批:“不曰家信,而曰山有信,便是下六句杜陵叟寄来信矣,针线如此。”末四句就将杜陵叟寄来信写在自己别诗中,人不知,以为岑公自道也。忆汝之“汝”字,指杜陵叟谓岑公也。粗心人看不出,以为”汝“指弟耳。八句似只将杜陵叟寄来信掷与弟看,起身便去,自己归家。与别弟等语,俱未道出,俱说出矣。如此而后谓之诗,如此看诗,而后谓之真诗人。”《(唐诗归)卷十三》
从谭元春的批语看,他们对诗家语确是有体会的。不经他们指出,我们读这首诗,可能会有些迷糊,感到前言不搭后语,不知在说什么。也体会不到作者在运用诗家语的特点。
诗的开头说:昨天山里有信来,说现在是耕种的时候,那么接下去该说要我同去才是,忽然来个“遥传杜陵叟”,把语气隔断了。接下说“怪我还山迟”,那和上文“只今耕种时”还可接起来,可是下面来个“独向溪上酌”又完全脱节了。这首诗是“留别舍弟”的,因此,“东溪忆汝处”中这个“汝”字又好像是指他的弟弟。所以用读散文的方法来读这首诗,就不知所云了。
从“诗家语”来看,诗要求精练,可以省去的话就不必说,叙述可以有跳动。“昨日山有信”,“遥传杜陵叟”,从字面看,是山里来信遥传杜陵叟“怪我还山迟”,是信里传杜陵叟的话,似不必说成杜陵叟来信。倘作“来自杜陵叟”,才是杜陵叟来信。这信大概不是长辈写的,不便直说,所以绕个弯子,不说写信的人怪他迟迟不回来,而借杜陵叟的口来怪他迟迟不回来。“杜陵叟”,称“叟”当然是他的长辈。用个“遥传”,说明杜陵叟跟他家不住在一处,隔得相当远。隔得相当远的杜陵叟都怪他迟迟不归来,那么同村的人家和家里的人怪他迟迟不回家,自然尽在不言中了。这些意思,就通过“遥传”两字表达出来。杜陵叟为什么要怪他“还山迟”呢?除了耕种时应该回来务农以外,还有别的用意,因为他不回来,杜陵叟只好“独向潭上酌,无上林下棋”。原来,他的家住在高冠潭边,环境好,有树林,过去,住在东溪的杜陵叟喜欢到高冠潭边的树林里找他一起喝酒下棋。他不回来,杜陵叟没有喝酒下棋的伴,就不想到高冠潭边的树林里去了,只在东溪的家门外躺着,对着溪里的鸬鹚感到无聊。这首诗就把这些情事都叙述出来了,可是用的是诗家语,极其简练。当我们从这几句简练的诗家语里探索到这些情事时,就体会到“诗家语”怎样和散文不同,读诗怎样和读散文不同了。
像这样的“诗家语”,我们从词里也可以碰到。像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下半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首诗是写在月夜的乡村里走路所见。用“旧时茅店”四字,写出这条路是熟路,这家茅店以前也去过,茅店是在社林旁边。作者在走路时,过了溪桥,路转了弯,忽然在社林边看到了这家茅店。后西句也是诗家语,结构和散文不一样。要是从叙次先后看,先写茅店,次社林,次路转,次溪桥,好像是说在茅店旁,社林边上路转了,忽然看见溪桥。这是用读散文的方法来读“诗家语”了,那该作“路转忽见溪桥”。但把“忽见”放在最后,正说明在“路转溪桥”以后才忽见,忽见的是“茅店”,这不是一般的茅店,而是“旧时茅店”,提前写茅店是为把它突出来,透露出作者对它是有感情的。再像辛弃疾《鹧鸪天》的下半阕:“呼玉友,荐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杖藜忽避行人去,认是翁来却过桥。”玉友指白酒,溪毛指生在水里的菜。先说准备好酒和菜,野老殷勤求苦苦相邀。下面忽然来个“杖藜忽避行人去”,好像前言不搭后语。杖藜承上是指野老,应谈杖藜去请客,客推辞才苦苦相邀,现在先说“苦相邀”,后说“杖藜”,又来个“避行人”,使人难以理解。原来这位野老准备好酒菜,扶着手杖去请客人。走到桥边,看到桥那边有人过来,因为乡下的木桥窄,他准备让那边的人先过了桥,自己再过桥去请客,但他认出来那个准备过桥的人正是他要邀请的客人,就忙不叠的先过桥去迎接。
经过这样说明以后,是不是可以体会到诗家语的好处:
第一,体会到诗的含蓄,比方岑参的诗,不说家里怪我还山迟,却说杜陵叟怪我,又是遥传杜陵叟怪我,这里含有不少情意,经过体会,就觉得诗人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这就含蓄有味,给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第二,体会到诗要突出形象,“东溪忆汝处”,是讲忆汝,是想念你,却接个“闲卧对鸬鹚”,不说想念得很,却说对鸬鹚躺着,跟溪上酌、林下棋相对,都写想你。先是想到无人可以在林下下棋,是想你;只好独向溪上酌,无人作伴,也是想你;连独饮的兴趣都没有了,只好对鸬鹚躺着,更是想你。这里好像一层进一层,都是同形象结合着,林下棋、溪上酌、对鸬鹚,都有形象,通过形象来写情思。在这里又显出对比来,林下棋同独酌相对,独酌同对鸬鹅相对,从这相对中显出层次来。再像辛词,突出“旧时茅店”,也是反映作者的情思;突出野老形象,显示他的殷情待客的感情,这里就不多说了。
和其他文学品种相比,诗的语言最具特点。宋代王安石把诗歌语言称为“诗家语”是有其道理的。诗家语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从生成过程来看,诗有三种:诗人内心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内心的诗。因此,诗的传播就是从(诗人)内心走进(读者)内心。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无言的沉默。在这一点上,诗和禅相通。禅不立文字,诗是文学,得从心上走到纸上,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有人说:“口开则诗亡,口闭则诗存。”在心灵世界面前,在体验世界面前,一般语言捉襟见肘。古人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诗人寻奇觅怪,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诗人善于驾驭一般语言,才能见出他的功力。用浅近语言构成奇妙的言说方式,这是大诗人之路。
诗家语的特点是德国学者黑格尔所说的“清洗”。诗的内蕴要清洗,诗家语也要清洗。清洗杂质是诗的天职。诗是“空白”艺术。高明的诗人善于以“不说出”来传达“说不出”。诗不在连,而在断,断后之连,是时间的清洗。诗在时间上的跳跃,使诗富有巨大的张力。臧克家的《三代》只有六行,却既写出了一个农民的一生,又写出了农民的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农民的命运,从具象到抽象,从确定到不确定,从单纯到弹性,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诗不在面,而在点,点外之面,是空间的清洗。余光中的《今生今世》是悼念母亲的歌。诗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最忘情的哭声”,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诗之未言,正是诗之欲言。可以说,每个字都是无底深渊。恰是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淼满目前。母子亲情,骨肉柔情,悼唁哀情,全在纸上。
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诗人总是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而长短句、散曲、近体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生活有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遥相呼应。可是从语言着眼,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与内容相对而言的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这是诗歌艺术的铁的法则。
诗家语在生成过程里,诗人有三个基本选择。第一,是词的选择。诗表现的不是观,而是观感;不是情,而是情感。诗的旨趣不是叙述生活,而在歌唱生活。所以诗倾吐的是心灵的波涛,而落墨点却往往是引起这一波涛的具体事象。杜甫不讲天下太不公道,却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词选得多好啊!第二,是组合的选择。在诗这里,词的搭配取得很大自由。这种组合根本不依靠推理逻辑,而是依靠抒情逻辑,尤其是动词与名词的组合常常产生异常的诗的美学效应。田间的名篇《给战斗者》里有这样的诗行:“他们永远/呼吸着/仇恨”。方敬的《阴天》开始两行:“忧郁的宽帽檐/使我所有的日子都是阴天”。虚实的组合让诗有了很大的情感容量。第三,是句法的选择。优秀的诗在句法上都是很讲究的,许多名句和句法的选择分不开。从散文的眼光看,诗句好像不通,其实妙在不通。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轻轻的我走了”。何其芳的《欢乐》:“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温情的手?/可看见的,如亮着爱怜的眼光?/会不会使心灵微微地颤抖,/或者静静地流泪,如同悲伤?”词序都是倒装。这样,诗就增添了停顿,减缓了节奏,加强了音韵的铿锵,一唱三叹地抒发了“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