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是从沈家煊的《“语法化”研究纵观》开始的，此后沈家煊、文旭又相继发表文章翻译国外的语法化理论研究成果，如沈家煊的《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文旭的《〈语法化〉简介》。1995年，刘坚等人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立足于国外已有理论和国内汉语研究基础，从理论高度对汉语“语法化”机制进行了抽象归纳的首次尝试。1998年，沈家煊补充介绍了国外又一本最新“语法化”著作的有关理论，为渐成热点的“语法化”研究添加了助进剂。这几篇文章的理论框架成为后来中国“语法化”研究的基本指导性理论。

语法化理论虽然从国外引入，但人们在理解上一般把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实词虚化”称之为语法化，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虽然吴福祥（2002）认为，语法化（grammaticaliation）和虚化（Bleaching）是两个并不等同的概念，但毕竟虚化也是语法化的一类。中国很早就有了关于实词虚化的研究，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伪》中说：“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

最早系统研究汉语语法历史发展的理论著作应是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该书写于1958年，以现代汉语为基础，考察了汉语语法从唐代至明清的历史发展，书中许多描写方法实际是运用了语法化理论。

1994年之后，我国的虚化研究在国外理论带动下发生巨大质变，上升到“语法化”这个更高的层次，大多数语法学者把系统探讨“语法化”机制作为研究目标，将“语法化”研究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为一些悬而末决的问题作出了有力的解答，如石毓智、李讷分析时体标记“却、去、了、着、过”的诞生机制；张谊生分析诱发汉语实词副词化的三种句法结构关系等。石毓智、李讷著有《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蒋绍愚在序中评价：“这部书的最大好处是，引导大家在汉语研究中注重理论思考，引导大家在认真描写的基础上对语言现象和语言演变进行解释，引导大家去探讨汉语发展演变的动因、机制和规律。”2006年，石毓智又著有《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一书，集中反映了作者最近几年来在语法化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讨论的现象有处置式、被动式、工具式、疑问标记、感叹标记、量词、概念化与语法发展之关系、基本语序对一种语言的影响等。

吴福祥（2003）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语法化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发生在语言接触状态下的语法化演变。正如Hopper&Traugott(1993)所强调的，“严格的语法化一元发生观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研究模式忽略了大量的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

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是当今“语法化”学界关注的焦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大家在这一点上还未达成共识。沈家煊（1994）提出了四条制约语法化的原因和条件：语用原因、心理原因、语言接触因素、语言内部结构的制约。石毓智在《汉语语法化的历程》一书中说：“语法化理论是普通历史语言学的最新发展。该理论强调从语言的内部寻找语法发展的动因，注重分析一个新语法现象的具体发展过程，并全面考察新语法手段的出现对业已存在的语法系统有何影响。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应特别重视从词语的语义特征、人类认知、篇章组织、使用频率等角度探求汉语史上新现象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从人类语言普遍规律的角度，探讨汉语的有关现象，力求从更宽的视野来概括和总结汉语的发展规律。从系统的观点探求语法的发展，把个别现象的演变放在整个语法系统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注重功能相同或者相近的多个语法手段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石毓智还有一本著作《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该书在思想方法和研究视野上都较前书有所进步，着重探讨一个词语所出现的句法环境和使用频率对其语法化的影响，分析一个词语原来的用法对其语法标记的影响，探讨汉语的概念化特点对汉语语法特征的影响。该书更重视从跨语言的角度来探讨汉语语法的特点以及不同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在寻找汉语发展的个性的同时，确立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发展共性。

沈家煊（1994）指出，语法化研究是当前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趋向，即把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重新结合起来，其着眼点是从语言的历时演变解释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考察了汉语语法从唐代至明清的历史发展，但着重点在于描写，没有过多的做出解释。而语法化的研究思路是在解释这一大前提下的，大致有两条研究思路。1.着重研究实词如何虚化为语法成分。这种思路偏重认知。2.看重考察章法成分如何转化为句法成分和构词成分。这种思路提出“先有章法后有句法”，认为语法成分是篇章成分“句法化”的结果。在研究过程中，大都重视语法化和重新分析的关系以及与类推的协同作用。Hopper&Traugott(1993)认为，语法化产生的机制首先是重新分析，其次是类推。石毓智在《汉语语法化的历程》一书中用了一章来说明了诱发语法化的两个机制：类推和重新分析。语法化和类推结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改变整个语言习惯的力量，语法系统的演变是这两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蒋绍愚（2002）在讨论“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时认为，单纯的类推并不会创造新形式，但类推和语法化共同起作用，就可能创造新形式。只有语法化和类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推动，“给”字句和“教”字句的功能扩展才得以最终完成，成为和“被”字句一样的可以不受有生命无生命限制的被动句。 语法化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于近代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的形成、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语法的演变、现代汉语语法的形成机制和历时考察、现代汉语各个方言间语法的差异及其所反映的汉语语法发展的历时层次等问题的研究都有很好的解释力。过去，在汉语研究中“古”“今”的界线分得太清楚，这无论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还是对汉语史的研究都不利。语法化理论本身就要求着重从历时语法上去找到解释，现在进行语法化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在研究时与汉语史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把对近代汉语的研究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石毓智在《汉语语法化的历程》一书中提到，10世纪到15世纪是现代汉语语法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特征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早期语法化研究用纯粹单一的历史眼光来观察“语法化”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几年来，共时语言学家也把眼光转向“语法化”。沈家煊（1994）提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分久必合”，主张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把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结合起来，应是“语法化”研究的最高层次之一。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张谊生、方梅等人。张谊生将“个”的分布环境和表义功用、共时特征和历时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对“个”通过历时平面的考察说明共时平面上“V个VP”结构的多样性。在历时考察上很好地与汉语史结合在一起，在共时分析上又与三个平面理论结合起来。三个平面理论也是这一时期语法研究的热点。三个平面理论认为，语法研究有三个层面：句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其中，句法平面研究句中词语与词语（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平面研究句中词语与客观事物（符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语用平面研究句中词语与使用者（符号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语法化研究的重点在词汇和短语的语法化方面，但它们的语法化过程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即一定的句子中，因而在共时平面的分析上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语法的三个平面。刘坚（1995）认为，通常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称为语法化。同时语法化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也就是说，“语法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有渐变，没有突变。在一定的稳定时期就要从共时平面考察它们的发展。例如在谈到动词的拷贝形式时，当然要考察这种形式产生的历史根据。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句法、语义、语用等条件的限制，在句法上，要考虑该结构的产生与动、宾、补之间关系的演化的关系；在语义上，这种形式的宾语通常是类属词，不能是定指的。比如可以说“他喝酒喝醉了”，而不能说“他喝那瓶酒喝醉了”；在语用上，要考察动词的拷贝形式与其它意义相同的句子形式的变换关系，同时从焦点上看，动词的拷贝形式的焦点在补语，比较：a.他修了半天电视机。b.他修电视机修了半天。就可以看出，b句用重复动词的办法，把时量补语“半天”移到句末，放在更显著的位置上，与a相比，更强调了“花了半天”的意思。

“语法化”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