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6 13:43
《说天鸡》是一片创作于唐代的抒情小赋，作者是罗隐。
狙（寓言中的姓氏）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 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銛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同辈）、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矣有是夫！
一个养猕猴的人的儿子没有得到父辈的技艺，但掌握了鸡的习性。他养的鸡的鸡冠和鸡爪都不很突出，羽毛也不很鲜艳，木讷得仿佛连吃喝都很不经意，等到见到敌人，就成了群鸡之雄了；早晨报晓，（也）是比其它鸡要先，所以称之为天鸡。（这个）姓狙的死后，他的技艺传给了他的儿子。（而他儿子）却反其道而行，不是羽毛色彩艳丽纷呈，嘴和鸡爪锋利的鸡，不给收养的，（他养的鸡）不再象原来（他父亲的鸡）报晓比其他鸡早、遇见敌人勇猛无敌，（不过是）高耸的鸡冠气派的步伐，能吃能喝而已。唉！培育（选材）之道被败坏成这个样子啊！
《说天鸡》一文先谈狙氏父子养鸡之事。说父亲养的鸡见敌则勇,伺晨则鸣,因此被称作“天鸡”。而父死后,儿子却不得其父养鸡之术,“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铦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也,有是夫!”此文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作者眼中的所谓“天鸡”那种徒有其表,而实为行尸走肉的形象。而作者“说天鸡”的目的当然是借以讽刺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官僚士大夫。其文章真可谓言辞简约而寓意深刻,使人读之难忘。
这是一篇讽刺晚唐现实的寓言。它写狙公家庭一代不如一代：祖辈能驯猴，父辈只能养天鸡，儿子辈连天鸡也不能畜养，只能畜养外形美丽而实质无用的鸡。它反映了晚唐统治者以貌取人、埋没真才的政治措施，讽刺了一批无德无才而贪图享受、空有其表的官僚。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登(今浙江新登)人。咸通元年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乃自编所作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句休”。黄巢起义后，避乱归乡。晚年依吴越王钱戮，任钱塘令、谏议大夫等职。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比他的诗要高。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 。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当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 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罗隐也颇有诗名，有一些警快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就是一例。又如讽刺小诗《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作为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赠妓云英》。《唐才子传》中有一段故事，原文如下：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罗隐才高，云英色艺兼美，如何是不如人呢？只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吧？每次读此诗都会感动，可能是我的遭遇与他们也相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