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理想主义的教育，可踏入社会之后却四处碰壁，在宦海中浮沉了十几年始终一事无成。他到NN城参加贵族选举，结识了克鲁采弗尔斯基一家，并深深地爱上了柳波尼加。克鲁采弗尔斯基为此痛苦万分，在郁闷之中成了一个酒徒。柳波尼加也因为对两个男人的爱而深深自青，一病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别里托夫只好放弃了自己对柳波尼加的爱情，悲伤地离开了故乡。

长篇小说《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他在被流放到诺夫哥罗德时（1841年）动笔写的，过了很久才在莫斯科完稿，图书检查机关曾对这本书大肆修改。1845年这部小说第一部的前四章发表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杂志上。1846年第四期的《祖国纪事》又刊登后面的第五章到第七章。

小说一经发表，便在俄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此以前，赫尔半已经写过许多哲学与社会学问题的著作，不但赫尔半写文学作品是一件新鲜事，而又这作品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是一个新景观。赫尔冬发表这篇小说时的署名是“伊斯康大”，因为他不尊重从来的文体，用了一种新型的语法，攻击他的批评家便称他这种新奇的文体为“伊斯康大派”。这部小说后来经过作者的修改，1859年整部小说得以在伦敦出版。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典型。贵族知识分子别里托夫知识广博，头脑清醒，有看“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但一路进社会，空怀一腔热情而没有用武之地，根本不懂官场秘诀的他处处碰壁失败，被迫成为一个“多余人”。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采弗尔斯基虽然生活清贫，但本性善良，执著地追求自由和幸福，但终因缺乏真正的生活信念而受挫于家庭生活的失败，成为一个无望地整天祈祷上帝、惜酒浇愁的人。而农奴出身的柳波尼加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女性，她有坚强的性格、不屈服于命运的顽强毅力和明客的智慧、“非凡的力量”，但始终也未能找到“更加完美的生活”，而成为一场爱情悲剧的牺牲品。总之，出身不同但都心怀美好的向往的三个青年人，到头来都陷入了不幸的生活的深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这到底是谁的罪过？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用细腻的笔触妮妮道来这三个青年人的成长及命运，同时对他们周围的人物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写，已经向读者暗示：是畸形的俄罗斯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罪恶的农奴制度造成了这场悲剧。当然，这本书不仅提出了农奴问题，也提出了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作者把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用一个爱情悲剧的方式提出来，发人深省。

《谁之罪》的创作就在于揭露利批判那个造成这这悲剧的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作品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一个事件、一句话、一个细节、甚至一个形容词。作品并不有意识地展示作家的思想观点、为暗示读者回答作者提出的问题所应作出回答的的答案而服务的。这种目的性支配了作品的情节、布局和结构。从故乡情节看，作品主要是描写了三个人之间的恋爱。然而，他们三人人的恋爱情况的描写只占作品整体篇幅的很少一部分，真正的三方交织的复杂关系只是在作品的将近二分之一的地方才出现。作者本人在书中声明，“我并没有向大家细谈我所写的主人公的恋爱故事的意思。因为诗持神完全没有给我描写爱爱情文字的才能。我所要歌唱的不是爱情，而是憎恨！”

为了达到充分流露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憎恨的目的，作家利用这部作品的绝大多数篇幅来刻画它的丑恶面目。他所采取的手法是不厌其详地给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写下身份传记。别林斯基说，《谁之罪》实在不是一部小说，而是圆熟地写成的、借那作者未能诗情地加以发展发展的思想从外部巧妙地联结成为整体的—组传记。”“这部小说，是从一个思想联系起术的，但却是无限多样、深刻地其实、富有哲学意义的一组传记：”这种“传记组合”式的小说结构法．是赫尔岑为了创作这部小说所持别设计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它的独特新颖之处，这些各种各样的人物的传记在作品中好像离开了作品的主要话题，而实际上它却是作品题材的扩大、主题的深入、内容的发展。它使作品更大幅度地、更为广泛地及更为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因为三位主人公的经历和生活毕竟有限度，而对他们的父母、亲友、等各方面的人所生活过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人都加以描述，则可以是读者形成更为完整的印象和概念。这样，读者便有充分的条件和根据在读过全书之后回答作家向他提出的问题：“这到底是谁之罪？”这些各类人物的传记在《谁之罪》中所起的作用，从作品的结构角度看，有些类似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中那些抒情插笔的作用，两者都貌似离题实则紧扣问题的手法。

漫画式的刻画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手法，是这部作品的显著艺术特点。作家运用这种手法简洁明快地突出人物的本质特征，达到他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的创作目的，这种手法主要运用在反面人物的身上。当纳格洛夫将军发现克鲁采弗尔斯基对柳波尼加的爱情时，他认为可以迫使他娶下自己这个私生女儿，借此丢掉包袱。便对克鲁采弗尔斯基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作者采用漫画式的手法让这位将军大人说出赤裸裸的无耻者的语言“她是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也没有人会分给她，当然我不会使她光着身子走出去”。当克鲁采弗尔斯基表示他并不要求嫁妆时，将军则大为满意，心想“真是一个笨货，还说是学者呢”，并对这场买卖已经完全放心，相信克鲁采弗尔斯基再也逃不出自己手掌心。

《谁之罪》的文体风格是一种尖刻而风趣的幽默、一针见血的讽刺和严肃认真的议论他结合的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可以随时看到作家即兴而发的一些生动活泼而发人深省的俏皮活。

例如，在写到吝啬的纳格洛夫将军在柳波尼加出嫁不肯出钱陪嫁时，赫尔岑就用这样两个颇具漫画性的细节来刻画这个一方面一毛不投，另一方面又想装出豪爽样子的地主形象：“亚历克绥·亚勃拉摩维奇还送给他们一匹马，可是走到半路里突然死掉了。这是一匹在将军马厩里毫无过失地服务过二十年的马，从来没有害过病。大概因为衰老了，寿命已尽，或者是农奴把它从老爷的庄子里牵出来，将自己的马当作边马，而将它套上辕子，因此感到受了侮辱。总之，它突然死掉了。那农奴大吃一惊，从此拔脚逃之，半年不敢回来。”

“但最好的赠品，是在新夫妇即将迁入新居的那天早上将军所赠的。将军叫来一个名叫尼古拉什卡的二十五岁害肺病的青年农奴，和一个叫帕拉什卡的满脸雀斑的青年女奴。将军对他们说：好好服侍两位新主人，你们自己也就幸福了。喂，如果这两个人老老实实，就得爱惜他们，善待他们；要是调皮捣蛋，就送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对于调皮鬼是最好的学校。我会把他们教好，再送还给你们。不许让他们懒惰。”在此，一个吝啬鬼的地主形象被生动地刻画出来。

别林斯基这样评价赫尔岑：“《谁之罪》的作者，把理智提高到诗的境界，把思想转化为活的人物，又把自己观察的成果，具体化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这点上，他显出了奇迹似的成功。”

鲁迅评价《谁之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荡在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在《谁之罪》中出现的俄国劳动人民的形象多是父毋的形象，这也许是俄罗斯作家所特有的大地母亲情结的影响。

1946年《谁之罪》第一部发表以后，引起俄国文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在1847年第四期《现代人》上刊登的对《当代外国文学博览》一书的匿名评论指出：很少见到一部作品，它的成就本身就使公众想到俄国文学的存在、繁荣、成熟及一致首肯的许多镇得赞许的东西，即伊斯康捷尔先生（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但是，对赫尔岑最为宝贵的还是别林斯基的意见，别林斯基友《1845年俄国文学》概述中写道：“《谁之罪?》的作者奇特地善于把理智提高到诗的境界，把思想转化为活的人物，又把自己观察的成果具体化为富于戏剧性的情节。”

列宁十分重视赫尔岑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鼓动。”

赫尔岑（1812-1870年，Aleksander Herzen）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 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古老而富裕的官僚贵族雅可夫列夫家，1870年1月21日卒于巴黎。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继承父姓，但他的父亲十分爱他，给他取赫尔岑为姓，德语意为“心”，并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