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积累体制(all accumulation regime)。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层次，针对市场的稳定来讨论的，指维持稳定经济生产与消费平衡类型的模式。例如，大规模生产需要大批量消费来配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积累体制。但是调节学派更认为，一个稳定的积累体制需要外在于经济的政治社会机制来调节，需要一种调节模式。

3.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基本上是分析介于微观和宏观中间的社会制度层次，指融合规范、制度、传统、组织形式、社会网络、行为类型等在一起的复合体，它们使得行为人遵守规则，形成体制再生产的模式而维持一个积累体制的稳定。

李佩兹(1987)指出，调节模式一般用五种制度形式来分析。第一，货币信贷关系，包括银行和产业的关系，股票市场在产业融资中的作用，流动性创造的机制，货币管理的类型，以及国家和国际金融系统发展的结构和程度。第二，资本与劳动关系，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主要包括：工作过程的组织；技能等级；工人流动；直接和间接的工资形成；工资收入的使用。第三，竞争形式，一个基本的区分是传统的价格竞争和垄断竞争。现在更广泛地认识到了企业间、地区间和国家间竞争的形式；认识到垂直和水平一体化以及准一体化的新形式(如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对竞争的影响。第四，国家的作用，这包括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活动和解决社会矛盾中作为仲裁者还是参与者等。第五，国际体系，这包括国际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规则、专业化型态和政治关系等。

4.发展模式(model of development)。当工业范式、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相互调整互补而能够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发展，这样的发展称之为发展模式。在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中，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和发展模式构成了其理论的概念基础。

调节学派认为，社会经济结构主要的制度组织一致性的匹配推动了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匹配则产生了不稳定性、危机和宏观经济的衰退。在调节理论中，长期动态被看做是不连续的。当一种发展模式的潜力趋于耗尽时，从前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消失了，直到新的连贯性出现之前，存在着不稳定和无序。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变得越来越与制度形式的稳定性不兼容，它无法完成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自我再生产，不平衡已达到这种情况：在给定的调节模式中，从前自我修正的机制变得无效了，发展模式陷于危机之中，从而产生了缓慢增长、停滞和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的压力。

调节理论最早的创建者主要有三位:阿列塔(Michel Aglietta) 、博耶和利皮兹(Alain Lipietz) 。阿列塔于1974 年首次以法文出版、1979 年以英文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A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 S . Experience)被公认为是该学派的开山之作。

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该学派的早期研究者大部分是在法国中央政府的经济研究机构中供职。这一时期,这些部门研究经济趋势,沿用凯恩斯主义思想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做经济预算和制定国家计划。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这些模型在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导致了对支撑这些模型的理论的批判,正是在这些批判过程中调节学派逐渐兴起。

调节学派对模型理论的批判同时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西方主流正统理论的批判。他们反对交换关系完全受基于个人理性的最优经济行为的驱动,以及一般均衡的基本假定,认为应根据社会关系来分析经济关系,强调时间因素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发展。调节学派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当时(20 世纪70 年代) 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和巴里巴尔( Etienne Balibar) 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以及附带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批评, 认为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解释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而对克服经济危机和冲突以及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转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调节”概念则正是针对转型中冲突的动态特征,主张通过调节方式来延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节理论坚持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起调节作用,比如劳资关系的调整等,以此来解释利润率长期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现实。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在法国衰落,正在形成中的调节学派也开始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综合利用各种方法,建立一种具有历史和制度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包括马克思长期演化的视角、卡莱斯基的宏观经济学、年鉴学派的观点,并从法律和政治科学中吸取了制度形式是不同力量的中介的思想。直至80年代初,当调节理论的研究者为20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转型成功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时候,完整的调节理论框架才初步形成。

调节理论随后的发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扩散,并经历了重要的理论转变。这种转变被杰索普(Bob Jessop) 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从简单的、增量的向新的研究领域的经验扩展,包括从宏观扩展到中观和微观,从国家扩展到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博耶的理论研究;二是概念的进一步深化,比如对于结构形式和经济调节模式复杂关系的探讨;三是放弃原有的理论命题、概念和观点,并重新定义,特别表现在为回应主流理论的批评而试图建立一个坚固的微观基础方面,在这样做的同时,部分放弃了调节理论原有的一些激进的假定。

与这种理论演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该理论在现实中的种种际遇。第一代研究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刚刚显现的福特制危机,以及所提出的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1981年在法国选举中左翼联盟的获胜使调节理论学者寄希望于政府能够接受他们的理论,实行在劳资关系上较为妥协的制度,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当凯恩斯主义遭到失败后,他们继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成为调节理论的转折点,并直接导致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化,比如阿列塔对货币问题更感兴趣,并把整个欧洲作为他的研究空间;利皮兹在后期则转向了绿色运动,把调节理论扩展到第三世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也成为整个转变的一部分。

对调节理论的评价也不统一。从直接的结果来看,调节理论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杰索普进一步把这种失望归结为调节理论所经历的三重失败:在80年代没有说服法国左翼政府采用他们的政策主张;未能说服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超经济现象看做是无关的问题;也未能说服主流社会科学家对积累的解释不能脱离经济以及超经济的机制。这种成果表现在对经济和社会分析的转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该理论本身随时代的发展和转变也逐渐被视为富有真知灼见。

调节学派既不认同新古典外来冲击造成危机的肤浅解释，也不接受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消极论断，它认为存在定义各种不同层次危机的余地。它把危机分为以下5类(Boyer，1990)：

1.“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在这里，危机被定义为这样的特殊时期，在这种时期内，某一既定实体的持续经济再生产受到阻碍，这或者是与自然或天气灾害相关的短缺造成的，或者是由源于外部事件或战争而导致的经济垮台而造成的。这种危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既不是因为调节模式的正常运行出问题，也不是因为积累体制的衰竭而造成的。但是现存调节类型却决定了经济活动收缩以及价格和收入动态应对危机的这类“外部”诱因时所采取的形式。

因此，封建经济体中的专家学者十分注重气候波动对收成好坏的决定作用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会对工业和商业造成影响，并由此影响到其他的经济部门。同样地，连续不断的原材料短缺(如棉花危机)以及投机性“泡沫”经常被用来解释l9世纪发生的短期经济波动(尽管值得商榷)。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将1973年后发生的事件解释为一系列原材料价格(“石油冲击”、“美元冲击”等)上涨的后果。

在不否认偶然机会和意外情况也会起作用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怀疑只考虑这一种类型危机的分析框架。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冲击造成了增长过后是萧条的时期一次又一次再现?

2.周期性危机：一个稳定发展模式中调节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危机是与那种扩张消失时压力与非均衡不断积聚起来的阶段相对应的。它是在现存经济机制和社会模式，因此也就是在一个既定国家某个时期的主导调节模式内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利于和不利于积累阶段的不断重现正是主导制度形式作用的直接后果，而周期性危机只能部分且缓慢地影响主导制度形式。比如说，周期性危机可能的确会引致金融集聚和集中的加速发展，但这它不会改变主导的竞争形式。同样地，这类危机也可能在不影响工资关系主导形式的情况下恢复“劳动纪律”及必要的收入分配。与危机的前一个定义不同，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类危机是内生危机，也就是在没有不可预测冲击下不时发生的危机。

第一个发现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有现象并提出理论来对它做出解释的，以马克思居功至伟。当然，随后也有很多人提出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在他们看来，经济危机的起源可能有以下这些：需求不足，部门或行业扭曲，越来越有利于工人的收入分配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或者金融不稳定性及信用扩张的限制等。尽管他们的模型由于所强调重点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他们都形成了一个从繁荣到危机，接着从停滞到重新增长的自动转换。当过多的生产能力通过某些生产商停止相关生产，新企业的进入，利润率的改变以及投资的变化而变得与现有的产业规模以及行业间的互补性相适应的时候，经济体便会从停滞走向新一轮的增长。因为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以及工人身上的压力不仅会使得利润率回升，而且还有利于新积累及对未来向好预期的发生。两种形式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收益稳定性的重新确立以及通过货币限制效应金融健康的重新恢复为新一轮的投资扩张奠定了基础。

正如历史和理论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周期性危机的深度和形式依然取决于主导调节类型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主要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垄断调节体系中，萧条被轻微的衰退所取代。经济学家们最终得以严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反周期政策的灵验性以及经济理论的精确性，经济周期是否过时。以往的经历表明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便在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影响由于石油价格下跌而缩小，且美国经济在国际贸易的刺激下于1982年底开始重新焕发活力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少国家能恢复到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率。难道这不是表明先前的调节体系逐渐变得不稳定了吗?对该问题的一个确定回答将让我们定义与第二种类型危机截然不同的结构性危机或“重大危机”。这些术语指代任何经济和社会动态与驱动它们的发展模式发生矛盾的时期，换句话说，也就是长期再生产体系矛盾特点变得明显的时期。

历史先例(19世纪末的长期萧条及1929年的大萧条)表明，重大危机会最终影响调节模式以及积累体制。但从分析的角度看，区分两种重大类型的结构性危机是很重要的。区分的标准就是看到底是调节体系使积累体制变得不稳定，还是积累体制损害了调节模式。

3.调节体系的危机。尽管积累体制至少在开始时是可行的，但与主导调节模式相联系的机制被最终证明不能克服不利的短期趋势，那么这样的时期就被定义为调节体系的危机。我们可以区分会导致这类危机的以下三种情况：(1)一种新类型的外部或内部扰动不能被置于调节体系的控制之下，因为逐渐建立起来的调节体系的稳定性是建立在对其他类型问题的回应基础上的。这种类型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第一种定义的危机(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互补的。其要点主要在于扰动与当前经济结构的不相容性，次要在于外部冲击的强度。(2)社会政治斗争对现有制度妥协构成威胁或者个体战略组合毁灭了整体调节模式的构成要素，由此社会结构变得与扩大再生产经济体系不相容。这类危机反映了政治与经济变化速度之间的冲突。(3)已确立调节体系的逻辑发展能导致增长来源的耗竭以及长期危机的开始。在这种情形下，萧条更多是源于调解体系的全面成熟而非其不充分或不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成功导致了当前危机的兴起、爆发、甚至其精确形式。尽管偶然和不可预期事件确实在调解体系危机中起着明显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其归因于某次“巨大的波动”。因此区分引起危机的因素和那些传播危机的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局部不均衡逐渐聚集并不再能被现行社会经济程序予以处理的时候，调节体系的危机便出现了。

这三种调节体系内的危机可能是由其任何一种构成要素引起的：现有竞争形式、工资关系、国家干预、货币管理以及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不完全性。

4.一种更高层次的危机：发展模式的危机。与前一种危机不同，这种类型的危机是由达到最本质制度形式(即塑造积累体制的那些制度形式)的极限以及这些制度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生来定义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内，最本质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生产组织，资本增殖过程、价值分配以及社会需求的组成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

从质的方面看，我们说这种类型的危机要比前一种更严重，因为它不再是一个调节机制暂时的、局部不均衡的问题，而是经济再生产动态过程受阻的问题。但是，现实当中的困难在于构成积累体制基础的制度形式也包含在调节模式之中，所以很难明确地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危机。在某些情况下，调节模式的危机是以对调节体系某个方面的一次简单失调表现出来的。只有危机的加深及其随后持续的较长时间才使得发展模式危机假设更为可信。在布瓦耶看来，可用三个标准来定义这种危机：

(1)先前模式的连续性不能确保利润率，从而一种新内生积累的自动重新确立。出于这个事实，短期经济模式与以前增长时期的模式完全不同，从而与尤格拉周期(a Juglar wave)相结合的一个下降的康德拉耶夫周期(Kondratiev wave)假设初具雏形。

(2)更为基本地，积累动态削弱并毁灭了支持增长的社会形式。由此，旧生产方法的过时以及相应产品需求的枯竭伴随着对替代形式及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厂址的寻找。在这里，布瓦耶的观点与新熊彼特主义思想家的看法类似，后者强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变化关系之间的破裂。

(3)考虑到这个事实，一个严格的经济或技术决定主义不再盛行。由于过去的妥协以及行为规则不再能够确保体系要素的经济和社会连贯性，各种斗争便围绕着实施不同的“游戏规则”而展开。该标准显然是不同于康德拉耶夫方法的。一方面，不存在一个自动机制确保从一个下降的B阶段转向一个上升的A阶段；另一方面，一旦我们拒绝决定论这个概念，那么就没有历史定理能让我们预见到最终形成的新积累体制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不仅如此，正如有多种积累体制一样，发展模式的危机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它有时表现为体制的阻塞，这是由于外延型积累体制下工人退出的速度要大于其进入的速度，这正是1848年危机发生时的情形；它有时则表现为内涵型体制过渡时累积性的瓦解，这是由于经济体中第1部类自动积累固有的限制以及第Ⅱ部类需求增长的障碍造成的，1929年大萧条正是如此。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遭遇到种种矛盾就不足为怪了。这些矛盾包括由于福特主义强化所引起的利润率的不利变化，有关收入分配的斗争等。

以上四种不同层次的危机暗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弹性，它有改变其确定形式的能力，因此这种生产模式至今仍能克服一系列重大危机及特殊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影响。但我们能不能因此就认为资本主义会永存呢?由于没有理论基础支持该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定义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危机。

5.主导生产模式的终极危机。在这里，“终极危机”意味着特定社会关系集合的瓦解。换句话说，当一种经济结构达到一种制度形式安排的极限，对现行社会关系集合的最基本层面提出挑战甚至是予以废除时，这类危机便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该定义有些类似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机危机”这个概念。但它增加了某些规定和要求，以防止我们把每一次危机，甚至是最简单的短期危机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危机。

在纯粹回顾性的分析中，比如对有关封建主义的分析，我们很容易识别这第五个层面上的危机。但在前瞻性的分析中，这个问题就要复杂的多。我们如何确定制度形式的当前限制形成了对生产模式机制不可逆转的阻塞呢?如若终极危机真的发生了，仅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作一个抽象的证明是不够的，还要表明这些矛盾不可能通过更改现存制度形式或出现新制度形式而予以克服，甚至是暂时地克服都不可能。

对此，分析者必须证明两点：(1)不存在可能的社会关系重组来引导一个可行的发展模式。(2)在所有的可能性中，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势以及社会政治冲突的性质阻拦了导致新积累体制的制度形式的重组。由于这两项任务都不可能完成，所以这种类型的危机是不相关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它是有益的。

调节理论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但是它又力图超越两者。它认为，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有自身的缺陷：新古典学派以经济行为的不变性为前提，不考虑任何时间和地点，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从而把历史排除在外，因而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学说虽然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积累过程的历史特殊性，但使用的概念过于抽象，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用价值代替价格，用剩余价值代替利润，因此只能应用于总体分析和一般计算，而无法应用于具体范围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则偏重技术经济学，它没有充分研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矛盾，它着重研究短期的经济政策和管理，而忽视它所要说明的现象的规律性依据。此外，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全球化经济。调节学派认为，为了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变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等，分离出若干中介概念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等等，用来解释经济行为体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则性，然后再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调节学派试图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把制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结合起来，开创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经济理论。调节理论以现实前提为基础，它认为，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相反，必须把概念工具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因此必须不断创立新的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

调节理论积极运用多学科方法，它主张充分利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它认为，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密集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规定的网络的框架中进行的，例如集体的约定，它不仅是经济必然性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斗争的产物。调节理论主张把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关连的学科，把经济和非经济、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同时保持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形式的严格性，并创造出新的概念工具，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调节学派的方法论特点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运用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方法来探索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二者关系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的东西。

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阿兰·利比茨(AlainLipietz)、罗贝尔·布瓦耶(Robert Boyer)、保尔·波卡拉(Paul Boccara)、雷纳多·笛·卢查(Renato di Ruzza)、布鲁诺·特莱(Bruno Théxet)、雅克·萨比尔(Jacques Sapir)、米歇尔·瓦卡路里斯(Michel Vakaloulis)等人。

米歇尔·阿格利埃塔是调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是巴黎第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国际市场考察及信息中心顾问，其主要著作有：《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Régulation et crise ducaitalisme，nouve11e édition augmentée d’une postface，Odile Jacob，Paris 1997)、《货币的力量》(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P．U．F，Paris，1982)、《雇佣劳动社会的嬗变》(Les Métamorphosesde la société salariale．Calmann-lévy，Paris，1984)、《主硬通货的终结》(La fin des devises clés，La Découverte 1986)、《金融全球化：迫不得已的历险》(La globalisation financière：L’aventureobligée。Economica，Paris，1990)、《金融宏观经济》 (Macroéconomie financière，La Découveèe，Paris，1997)、《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载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前景一经济体制的演进与变化》((Les transformations du capitalisme contemporain)in CapitMisme et socialisme en perspective-Evolution et transformations des systèmes économiques，La Découverte，Paris，1999)。

阿兰·利比茨是应用数学、经济学制定计划的远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危机与通货膨胀：为什么?》(Crise et Inflation：pourquoi?Maspéro，La Découveèe，Paris，1979)、《疯狂的世界。从价值到通货膨胀的起飞》(Le Monde enchanté．De la valeur a l’envol infla．tionniste，La Découverte，Paris，1983)、《调节方法与政治生态》(《De l’approche de la régulationa l，écologie politique》in ouvrage collectif coordonné par F．Seba et C．Vercellone；Ecole de larégulation et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nomique，Futur antérieur，L’Harmattan，Paris，1994)。

罗贝尔·布瓦耶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的主任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世纪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fin de siècle，PUF，Paris 198é)、《调节理论：一种批判分析》(La théorie de la rrgulation：une analyse critique，La découveèe Paris 1 98é)、《欧洲的弹性劳动》(La flexibilité du travail en Europe，La Découveèe，Paris 1986)、《东欧巨变》(Lagrande transformation de I’Europe de I’Est：une lecture régulationniste)．Documents de travail Numéro 9319，Cepremap，mars，《后福特主义》(L’après-fodisme，Syros，Paris 1993)、《调节理论：知识》(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l，état des savoirs，La Découveèe Paris，1995)、《话语与现实》载于《全球化一超越神话》（IJes mots et les réalités），in Mondialisation．Au—dela desmythes，La Découveèe，Paris 1997。

保尔·波卡拉是法共著名经济学家、法国《出路》杂志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法共全国委员会委员，其主要著作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E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Edition sociale，1976)、《资本的运动》(Sur la mise en mouvement du(Capital)。Edition so．ciale，1978)、《新管理标准》(Intervenir dans les gestions avec de nouveaux critères．Messidor'1985)、《就业和培训保障》(Une sécutité d’emploi ou de formation，Le Temps de Cerises．2002)。

法国调节学派同其他西方经济学流派一样，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学派内部既有共识，使用共同的理论分析工具，也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关注的焦点和研究方法。在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能力问题上，学者们持共同观点，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看法却不尽相同，调节学派中大部分学者只是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社会改良。只有法共经济学家保尔·波卡拉坚持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观点。在理论分析工具上，学者们都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认为这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但在具体应用上又存在分歧，保尔·波卡拉认为调节学派内部的理论分歧是原则性的，因而又划分为三个学派。他指出，最初，调节学派都是从资本的过剩积累和结构性贬值人手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但是以米歇尔·阿格利埃塔为首的巴黎学派把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改造成“资本/产出”稳定关系理论、资本的内涵积累，甚至资本增长的理论。格勒诺布尔学派则仅仅把利润率当作一种传统的分析工具，而不重视资本和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对抗。他们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改造成人力资本的组织理论。保尔·波卡拉自称是调节学派内部的体制学派。他认为，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然有效，只不过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发生变化，他主张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危机的长周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