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亲历了光绪皇帝和慈溪太后“龙驭上宾”。18岁，寄食于九堂叔府中，为其代修家书。闲来无所事，涉足“金瓶梅”、“玉蒲团”一类的小说。此时，新思潮亦风靡遍地，记忆犹新的是被斩首的“女强盗”秋瑾。在九堂叔母寿终之际，留学日本的远方堂兄谢乃续（字印三）深感其天资聪慧，遂推荐他出国留学，答允供应其在留日期间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费用。

1911年春，往苏州大舅母处告贷留日之资，后从沪到日。在印三兄的帮助下入学日语学堂。六个月便修完初、高级课程。后在一门著名的学校修习英语，周恩来留日时，也在此学校进修英语。

归国后，代人主编过一期的《新国民》月刊，在青年会主编过《同工》刊物五六年之久，后经办广州岭南大学的岭南学报，曾发表《来布尼兹与中国文化》等文稿。

1915年，在四川挚友郑羽宜的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自诩自己是个“挂名的老牌中华革命党党员”。

1912年3月，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半年之后便获得目白同文书院的毕业证书。为弥补科学知识的不足，谢氏迁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中华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早稻田分会宿舍居住，补习功课。

在此与早稻田分会的马伯援成为至交，并结识了诸多益友，益友中也有基督徒，其中印象较深的是罗文光弹唱的圣诗。“救苦弟兄，容我劝尼，常常记念耶稣名。……名至宝，名最甜，天之望而地之乐”，谢氏认为这仿似母亲在宗教上的虔诚之心，是其皈依基督的近因。

1913年，因热衷于骑脚踏车而感染“奔马性”肺结核，医生高知其好友罗文光说只有两三个月寿命。罗氏隐瞒此事，让一名千叶医专的信徒陪同在在海滨修养一个多月，后不要而愈，只留下钙化点在X光片上。

1914年4月，因身体条件的缺失，谢氏考取了体检要求较松弛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享受官费留学。第一年成绩颇佳，第二年升本科后因期末考试偷看讲义遭受退学处分。

1915年，经好友多方奔走，遂转入教会办的立教大学，同学中有周作人等。读书期间，视力急剧下滑，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视网膜炎，后随转为慢性，但医生还是建议其不能在继续读书，但谢氏乃坚持不辍。

在路家医院的住院期间，护士因打错针药而跪在谢氏面前痛哭，乞求谢氏的饶恕，使其想起母亲曾经为在病床上的弟弟祈福的形象，以及文光所弹奏的圣诗，此情此景一一浮现，深感凡间之人，确应皈依基督，赦免自己的罪过，祈求主的恩赐。后在罗文光等好友的陪同下，由圣公会的美国Lloye牧师施洗，从此成为一名基督徒。

受洗后，谢氏便参加神田区中国留学生合一教会聚会。引发谢氏宣言圣道的愿望，乃在其听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附属学生立志布道团干事丁立美牧师从上海到东京的布道，丁牧师在了解谢氏的情况下，劝其早日归国出任青年会的文字工作。

1916年秋，谢氏结束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到中国。

1916－1925年，谢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工作，历时9年。

期间，因谢洪赉病急，遂请谢扶雅继续翻译美国著名牧师富司迪（Harry E.Fosdick）的《祈祷发微》（Comments of The Meaning of Prayer）一书，另又译了富司迪所著的《耶稣的人格》（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适值新文化运动前，译著需用文言，故又定名为《完人之范》。

1918年，余日章将谢氏调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务部（General Administration）任文书干事。谢氏深感诸多译名不符和“信、达、雅”的要求，遂对青年会全国协会内部机构提出改进建议，完善机构的组织。

1919年，特从上海赶往南京看望同乡好友阮真。

1921年，与苏仪贞在上海结为伉俪。

1922年初，爆发了“非基运动”。谢氏汇集“非宗教运动”一书，对此提出反思。因此，谢氏也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本色教会运动，从事翻译基督教的经典之作、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著书等工作。在协会里主编“同工”刊物，编撰《基督教青年会原理》，《寰球基督教学生同盟》等小册子，节译《道原》（What and Where is God）。

1925年，余日章派遣谢氏到美国深造两年。同年11月，谢氏赴美，26日抵达西雅图，随后由转到芝加哥大学，选修神学院长S.马修斯（S.Mathews）的“社会神学”、G.B.史密斯（G.B. Smith）的“神学与哲学的关系”、A.Hayden的“比较宗教学”、Ames的“宗教哲学”，后由H.N. Wieman接替，旁听了G.Mead的哲学史。次年，自芝大转学哈佛，聆听A.N.Whitehead（怀特海）的讲课，选读宗教史学G.F.Moore的宗教哲学和E.C. Moore的宗教哲学，同时也受益于W.E. Hocking和R.B. Perry。归国后汇集成册命名为《留美心痕》，1928年出版单行本。

1927年，妻假发电报催促谢氏回国。回国后谢氏来到广州，为青年会撰写《人格教育论》和《宗教哲学》。谢氏的宗教哲学受到怀特海的影响，将宗教的演进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动作（ritual）或仪式、宗教情绪、信仰、理性化（意即信仰需要批判性的反思和合理化的解释）。

1928年，谢氏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教学时期，谢氏自署书斋为“南华小住山房”，“南华”二字是追寻《南华真经》的作者庄子。课余还兼协和神学院中国思想史，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论理学一课。此外，谢氏还先后出版《人生哲学》、《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ABC》、《基督教纲要》、《个人福音》等专著。在经办广州岭南大学的岭南学报，曾发表《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后又在岭大的学生刊物《南风》上发表《八的哲学》。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谢氏就一直带领学生了解有关日本的情况。在“九一八”前一月召开全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大会，谢氏为大会作长歌，以示记录。

1934年暑假，谢氏带一批岭大的青年学生访日，感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回国后看到城市和乡村都不堪，遂撰写了《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中国前途的杞忧》、《中国前途的预测》等文章，大声呼吁，号召广大青年下到乡村去，谢氏以身作则，投身到乡村的平民教育事业中去。曾协助晏阳初编纂《千字课》识字教材及参考书，出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任秘书。为此，谢氏还专门撰写了《平的哲学》。

1937年起的抗战8年期间，谢氏至桂林西江学院任教。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谢氏与妻子离婚。

1942年，谢氏与尹振雄结婚。桂林沦陷后，谢氏就带着继妻尹振雄和未满周岁的小儿景平一路奔波，九死一生。在此期间，谢氏还著了一部《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翻译了一部鲁一士（J.Royce）的《宗教哲学》（Religious Aspect of Philosophy）。

抗战结束后，谢氏应国立编译馆之聘，出任哲学名词（中、英、德、法四项对照）辞典的编纂修订工作。最后这部辞典未能问世。谢氏又主编“哲学业书”，首纂《道德哲学》一册和一篇论文《彻底多元论》，由亚洲出版社印行。

1947年5月，谢氏在《天风》发表《基督教学生运动在学潮中应取的态度》。

1948年，谢氏撰写一篇《基督教与宪政》的文章。1948年下半年，谢氏被教育部委任为国立师范学院的代理院长，目的在于抚平学生因抵制新院长而发生的罢课情绪。

1948年底，为避局势的混乱，谢氏再抵羊城（广州），到华侨大学任教育系主任，并到岭南大学兼课。

1949年7月，谢氏离开广州，来到香港。到港后就得到岭英中学校长洪高煌的聘请，要其到岭英书（学）院（Ling Yin College）主持中国文学系，并在教育系开设伦理学一课。一年后，岭英学院因财政困难而停办。谢氏遂帮助岭大校友周友壁创立寿山中学。次年，谢氏在港府教育司假香港大学办的高级教育性质的汉文夜校（Evening School for Higher Chinese Studies，后改名官立文商专科学校）任中国文学史教师，后教授经学。

1952年，中华圣公会港澳区会督何明华与渣甸公司副经理欧伟国，以及岭大校长李应林开办崇基学院，谢氏被邀任教授国文和中国哲学史。谢氏先后为岭大和沪江大学撰写校歌。谢氏为“崇基学报”、“景风”季刊（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的撰述员，并为马雅各牧师所办《光与盐》杂志的编辑顾问，为《青年之友》月刊撰中国文史稿一篇，在《人生》杂志连载《中华基督教初论》。

1958年8月，谢氏应纽约之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持的邀请，离港至美，入基督教名著历代名著集成编译所工作。译有11卷著作，分别是《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东方教父选集》、《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圣多默的神学》、《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选》、《不列颠宗教改革思潮》、《康德的道德哲学》、《近代理想主义》、《士来马赫：宗教与敬虔》、《祈克果的人生哲学》、《虔诚生活》(许格勒文集)。在此期间，谢氏还著有《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翻译教会史家根·司各脱·来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的“耶稣纪元”（Anno Domini），译名作《自有耶稣以来》。此外，还有一些短文，《唯中论：中国特有的哲学》（载于东方杂志）、《新唯中论发凡》（海外论坛）、《个性、偶性与众性》（海外论坛）等。

1963年，谢氏加入美国籍。1970年，谢氏出版自传《巨流点滴》。1971年，到英国参加儿子景平和展霓的婚礼。1972年（80岁），谢氏收集了著作和文稿，汇集为《南华小住山房文集》（6卷）。卷一：《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中国伦理思想述要》、《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卷二：《经义讲义纲领》、《中国文学史论》、《修辞学讲义》、《中国历史闻人月旦》、《生活指导课本》、《学术论文选集》；卷三：《宗教哲学》、《基督教纲要》、《基督教与现代思想》；卷四：《中国宗教思想论业》、《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历代名著导论集》、《证道、灵修、及其他》。卷五：自五四至抗战前夕，抗战时期及复员、大陆易权以来各个不同时期的时论；卷六：诗作及杂文，《南华小住山房诗选》（三集），《游美心痕》，《杂文》，附录一：谢扶雅年表，附录二：谢扶雅翻译书目表。

1977年，谢氏妻子尹振雄去世。85岁后，出版《生之回味》，为香港道声出版社出版。台湾东海大学出版《周易论集》。香港浸会学院出版《中庸与道理》，此书原名为《中西哲学比论》。此时，谢氏的好友还为他编辑出版了《谢扶雅晚年文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和《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谢氏又编辑一部《百龄诗文集》。

1980年，谢氏到台湾访学，并将故友阮真早年写的《记我第二故乡－湖南》在台湾发表。1981年初返美。

1984年，应中山大学60周年校庆的邀请，谢氏回国访问。与前妻所生之子日平儿一家团聚并邀请故友阮真之子阮昌仁来广州看他。在南京拜访丁光训主教之际，应约撰写《金陵（协和）神学志复刊书感》。

1985年，自港返美。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逗留半年期间，与胡秋原一起主办《海外中华》杂志。

1986年9月，返回广州，在新的“南华小住山房”长期定居。

1990年，谢氏在晚年时，又应允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要写一本自传《自辫子至电子》。

1991年，《自辫子至电子》稿成。同年，谢氏逝世。

先后出版过《人格教育论》、《个人福音》、《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中国伦理思想述要》、《中国政治思想史纲》、《经学讲义纲领》、《中国文学述评》、《修辞学讲义》、《宗教哲学》、《基督教纲要》、《基督教与现代思想》、《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巨流点滴》等多部学术专著，发表过数百篇学术论文。

此外，他以近八十岁高龄，亲自编译了这套巨著中的《康德的道德哲学》、《祁克果人生哲学》、《圣多默神学》、《东方教父神学》、《许革勒宗教的神秘要素》、《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选》等多部名著。谢扶雅留存于世的著述及译文不下千万言，它们至今仍在文学界、哲学界、汉语基督教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谢扶雅，《自辫子至电子》，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2年。

谢扶雅，《巨流点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

谢扶雅，“中国基督教初论”，《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邵玉铭编，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页572－573。

父亲谢昌衢（1875—1916），号芝祥，清朝秀才，在家乡教授学徒为生计。留给谢氏最深印象是左手抱着谢氏坐于膝上，右手执笔为弟子改批文卷，1894年，其父便谢世。谢昌衢的学生贺阶平在一张谢昌衢和他的学生的合影上题字道，“其貌癯，其神清；以风骨胜，以诗文鸣。盖棺论定：皇清诸生。”

母亲万纫芳（1868—1957），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谢氏之弟三四岁时染重病，其母昼夜绕室彷徨，口念“救苦救难菩萨”，为其弟祈福。母亲的虔诚对谢氏产生莫大的影响，谢氏在《巨流点滴》里写道，母亲在宗教上的虔诚，给谢氏小小的灵魂深处埋下了宗教信仰的种子。1924年，其母在宁波受长老会牧师的施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