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大片土地陷入连年的炮火之中，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至大西南的重庆，全国各大机关及学校、工厂等等都先后迁往后方，大批文化人亦随之南来，原来地处西陲的重庆，一时云集俊彦，人才荟萃。在抗战时期成立于重庆的篆刻团体巴社，在中国印坛上留下印记，在中国印学史上则是一笔不可忘却的精神遗产。

笔者从师著名金石家谢梅奴先生(1913一1991年)多年。先生早年倜傥不群，才思敏捷，倍受同道推崇，但为人谦和、处世低调，潜心艺事，淡泊名利。学篆之余，先生尝好谈古论今，当论及抗战时期先生的行止时，他老提到在重庆发起组建巴社的经过，但每次总是略略谈及，未及详述。

八十年代末，先生在广州鬻印，笔者则在深圳工作，经常往返于深穗之间，而鱼雁往还，更是频密。一九八九年元月，笔者再次专函征询巴社情况，先生遂复函于笔者，复函为三页，一、二页述及先生发起组织巴社及当年聚会情形，第三页各述社员之治印风格。因国内及台湾多种书刊专著中在论及巴社时皆存缪误[注一]为不使这段艺坛史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灭，笔者谨以此文详叙巴社始末，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正视听。

一九四零年(庚辰)成立于重庆的巴社，全称应为“巴山印社”。社员共八人，即(以姓氏笔划为序)为朱景源、徐文镜、陈敬先、黄笑芸、高月秋、曾绍杰、蒋维崧、谢梅奴。关于巴社缘起，应当从抗战以前的南京说起：三十年代时，梅奴师任职国府参军处。与海内名流多有往还，且富收藏。又尝至印铸局向唐醉石、王福厂等老辈请益，1938年上海《良友》画刊登载其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治成之印辑。且出版有《梅花诗印谱》，颇有时誉。在宁时已结识高月秋先生，并同组“白雪书画社”，聘请名家丁二仲、张二树为教师，每周讲授两次。高在商界，但嗜好文艺，拜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乔大壮先生为师，研习篆刻。抗战爆发后，梅奴师辗转南迁，曾在武汉三镇以《挥戈反日图》印集长卷面世，政界名流为之题咏。当时，大量军政人员需求名印，先生在汉时鬻印不俗，收入颇丰。

至抵重庆后，更是应接不暇，声誉日隆。又任职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为中校科员，住处颇宽敞。高月秋先生抵渝后，在重庆繁华区开设“美伦照相馆”，且兼做其他生意，较为宽裕。印社社员徐文镜，曾印行有自刻印《镜斋印剩》、《大雅社印谱》等，尤其是他编撰之《古籀汇编》，已是饮誉艺林，学者称便，其抵渝后在大梁子新生市场内经营“紫泥山馆”，出售自制印泥，代售旧字画及小古玩。朱景源辑有《伏庐用印》、蒋维崧则辑有自刻印《费白日宦印存》，且为乔大壮先生之高足，而曾绍杰在渝时任职军政部兵工署财会科科长，赁居之地与大家乔大壮先生比邻，尝与之“选石奏刀，率成常课，斟古酌今，每忘漏尽”。〔注二〕因此，巴社社员虽多年纪尚轻，但都薄有时名。先生与高月秋先生本为旧交，此时又再聚异地，因同嗜金石，故有组织印社之想，于是两先生在同好中发起成立印社，倡导印学，切磋印艺。因地处巴将军墓，人称巴山，故社名“巴山印社”。

社员每周轮流在高先生之照相馆或徐先生之“紫泥山馆”及梅奴师家中相聚，“各出作品或所得文物互谈看法，尽欢而散” (函中语)，而每月则在酒楼会餐一次，由“美食家”曾绍杰先生负责订菜。另有一对夫妇长期按时参加印社聚会，从不缺席。先生名陆以洪，北方人氏，为国府资源委员会秘书科科长，对印章艺术十分喜爱，虽不治印，但对印章打磨技术极精。其妻名董芝如，当时中央台之英语广播员，能画小品。因外界有乔大壮先生为巴社成员一说，故特别询及，先生在与笔者交谈时的原话是“时乔大壮已有重名，且年长，故而未邀其入社”。四十年代初期，巴社社员大多年龄在二十余岁及三十出头，而社员中高月秋、蒋维崧、曾绍杰三位皆师事于乔壮翁。故以后辈之礼谓乔壮翁为印选写序，当是自然的事。

一九四三年(癸未)上元，《巴社印选》由高月秋先生编辑印行。每人十印，作者为(以姓氏笔划为序)：吴县朱景源，临海徐文镜，武昌陈敬先，渝州黄笑云，江浦高月秋，湘乡曾绍杰，武进蒋维崧，长沙谢梅奴，共为八人。“延鸿馆”即高月秋先生之斋馆号，此印选为石印原拓本，甚为精美，书中说明“仅拓四十册”，但先生告诉笔者为一百部，可能部分印选分赠同好和自留，对外出售为四十册。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复都南京后，社员四散，各奔前程，失去联系”(函中语)，因此，巴社的艺术活动就此中断。尔后，除曾绍杰先生去台，徐文镜先生去港外，大部分社员留在大陆，使古老的传统篆刻艺术，代有传人。如今除蒋维崧先生外，巴社社员均都作古，令人追怀。

谢梅奴与徐悲鸿

谢梅奴先生早年先后问学于著名书法篆刻家唐醉石和艺术大师齐白石，数十年浸淫于书法篆刻，遂以篆刻名重九州，蜚声海外。

上个世纪80年代中，余从一册徐悲鸿作品的月历中见到一幅白梅图，画面一株老梅，花白如雪，清淡高雅，铁骨铮铮，款为“暗香浮动，梅奴先生雅正，悲鸿”，下钤“徐悲鸿”和“一尘不染”两印。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梅奴先生与悲鸿先生交往甚密，鱼雁不断，应悲鸿先生之嘱刻有“悲鸿画马”等印。1937年春，徐悲鸿在长沙开画展，于李四怡堂药铺见到清代大书法家伊秉绶的四条隶书屏，甚是喜爱。伊秉绶（1754-1815），号墨卿、默庵，福建汀洲人。其书法融先秦篆籀、汉魏砖瓦及颜体气象于一炉，成自家古拙劲直风格，备受后人推崇。

解放前夕，为使这四条隶书屏不致失毁，徐悲鸿先生专此致函梅奴先生，打听四条屏的信息。当得知隶书屏条还在李四怡堂主人李寿增家时，徐悲鸿两次写信给先师，请先师动员李家转让。经先师多次诚意洽商，李寿增同意割爱转让，但要价不菲。

徐悲鸿得知后，请先师转告李寿增，不是他私人想要，而是中央美术学院想作为书画文物资料收藏，是为国家保护文物，南方气候多变屏条受潮易损，不及北方保存妥帖。

李寿增先生为徐悲鸿爱护国家文物之心所感动，愿将四条屏转赠中央美术学院，由于家产属李氏四兄弟共有，尚需征得其李曙楼、李士青、李景陶兄弟三人的同意。

徐悲鸿获悉后回函，他愿给李氏四兄弟各画两幅画表达谢意，请先师将四兄弟的名字寄上。画好后，又专程派人从北京送到长沙，同时取走四条隶书屏。为感谢梅奴先生玉成其事，徐悲鸿特地送了一幅在重庆时的旧作《竹图》，请赵少昂补雀，并题款说明了收藏伊书四条隶书屏的经过以志纪念，后又以此《白梅图》相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