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5 18:58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一名医生和民族志学者。其一生与中国结下深厚渊源，也因书写中国而负有盛名。作为一名法国海军军医医生，他曾长期旅居和多次游历中国，对于中国的悠久文明和独特文化有着深入的体察和丰富的感知，并以此为灵感创作出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国酝酿或完成的，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养分。其重要的作品， 如《古今碑录》（诗集） 、《勒内· 莱斯》（小说） 、《历代图画》（散文诗集）、《华中探胜》（记游）等， 都写于中国，取材于中国。因此他被人称之为“法国的中国诗人” 。
谢阁兰出生在法国西部布雷斯特城(Brest)圣马丁街区(le quartier de Saint-Martin)一个正统而狭隘的天主教家庭， 母亲擅长音乐， 但非常严历、专横，这使他在受到良好艺术熏陶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一切束缚人性的宗教体制和道德规范的逆反心理。进入青年时代以后, 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主要受到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兰波的神秘主义诗学的影响，形成了他崇尚个人意志、反对人格化的上帝、追求绝对存在的“ 非宗教的神秘主义” 的基本特征。这恰恰为他以后接受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和道家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和宇宙观作好了准备。
出于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厌倦和对异国文化、远古文化的向往，他选择了能长年漂泊他方的海军军医的职业。于1898年考入波尔多海军医学院。毕业后, 他先去了南太平洋上的法属塔希提岛, 两年后又来到了辛亥革命前夜的“ 中华帝国” 。1909年至1917 年间,他先后以海军见习译员、医生、客座教授、考古领队等身身份三度来华， 寓华时间共约七年。这七年中, 他除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生活、工作外, 还同友人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长江流域等地做过两次为期各半年的观光旅行和考古旅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对中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他写出了多部有关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学术论著, 其考古成就至今为行家称道。
来华前， 谢阁兰仅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过一年汉语。来华后, 海军见习译员的职务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和条件潜心学习汉语， 不仅口语能力很快得到了提高，而且打下了初步的古文基础。正是在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熏陶和启示下, 谢阁兰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最富于成果的阶段。他在游历、考古、读书的同时, 写出了小说《天子》、《勒内· 莱斯》, 诗集《碑集》、《颂歌》、《西藏》,散文《画集》、《出征》等。
1918年，他回到法国，重操旧业，开始行医。同时，他还在继续《中国大型雕塑》和《西藏》(Tibet)的创作。
1919年，由于患有精神抑郁，在小镇埃尔瓜特（Huelgoat）入院疗养，在镇上的小树林中神秘地突然死去。5月23日，人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他的遗体，手上还拿着一本《哈姆雷特》。他的脚后跟被一根尖锐的木桩刺穿，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1934年，法国政府将他的名字刻在了先贤祠的墙上以纪念这位作家。波尔多第二大学也以谢阁兰的名字作为校名(Université Victor-Segalen Bordeaux 2)。
《古今碑录》（1912）
《画集》（1916）
《勒内·莱斯》（1922）
《中国考古纪行》（1923-24）
《中国书简》(Lettres de Chine)
《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
《天子》
1878年，维克多·谢阁兰出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海滨小城布雷斯特。作为一名法国海军的军医，他曾旅居大洋洲和中国，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国酝酿或完成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养分。
1908年，谢阁兰开始学习中文，他想写一本异域风情的散文集，去探索另外的世界，那离他极远的未知。
“北京终于到了，我的城市”
（1909-1910）
1909年3月，谢阁兰以海军见习译员的身份接受了远赴中国的任命。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对谢阁兰首次中国之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允诺资助生活并不宽裕的谢阁兰，一起去中国腹地进行一次壮游。
1909年6月12日，谢阁兰到达北京。在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中，他写道：“北京终于到了。我的城市。”当年，他在北京的住宅就位于天安门广场。7月5日，瓦赞与谢阁兰会合，两人同游了北京城，天坛和先农坛让谢阁兰赞叹不已、灵感涌现。他们还参观了清西陵和明十三陵，这对谢阁兰的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写的一些随笔散文后被收录在诗集《碑》中，在参观期间，谢阁兰萌生了创作小说《天子》的念头。
8月9日，谢阁兰和瓦赞离开北京，一行人向西行进。“路旁道边，旅途中随处可见石碑。它们每个都是那么美，四四方方，一目了然，高高地耸立在石雕龟趺上，碑首装饰着两条腾转盘旋的螭，在两兽的中间往往还有一个圆孔穿透石碑，凝望着遥远碧蓝的天空，这无疑是最纯粹、最完美、最经典的中国式；而石刻‘汉字’则是最美的象征手法和纪念方式……”
山西平原那千变万化的黄土景致震撼着谢阁兰的视觉。“一个黄土砌成的风景。真的全是土，全是黄，然而富于微妙的变化，早晨是玫瑰黄，西射阳光下则是鲑鱼黄，近午时发灰，傍晚又掺上点儿绛紫，到夜里却比黑更黑，因为连分散的星光也射不进来。”
诗集《碑》出版
（1911-1914）
1911年，在谢阁兰启程返法的几个月前，他接受了天津皇家医学院的聘任。就在即将完成《碑》且准备重拾《天子》的写作之时，他痛苦地发现“大中华帝国”已现夕阳残照之像。1912年2月12日，年轻的溥仪皇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和袁世凯结束了南北对立。南京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我筹备《碑》的出版，其发行量很小。诗集将在北京北堂印刷厂出版，其装帧设计、版面编排都符合珍本收藏的条件。”1912年4月1日，谢阁兰将手稿交付印刷。这一次，他放弃了自己的笔名Max-Anely，第一次使用了真名。8月13日，诗集《碑》出版。从纸张选择到印刷样本，包括书法字体及印章油墨，谢阁兰都做了精心设计，并亲自监制。首版81册印刷样本，采用高丽供纸，主要用于馈赠朋友、作家及政要名人，“81”是北京天坛圜丘上层最外环石板的数量（帝王神圣数字9乘以自身而得）。另有200册羊皮纸版，但均不用于出售。
10月，谢阁兰担任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后者不慎从马上跌落，无法行动。谢阁兰借此机会接近袁世凯，希望争取一个与中国艺术相关的职位——大学教员或艺术博物馆负责人，但最终他的愿望并未实现。次年3月，谢阁兰重返天津皇家医学院。
1913年7月5日，谢阁兰经西伯利亚铁路只身回到法国。在巴黎，谢阁兰和出版商乔治·科雷斯见了面，两人决定再版诗集《碑》（第2版于1914年发行），并在北京印刷发行珍藏系列。
“大对角线”的考古旅行
（1914）
1914年，谢阁兰为将在中国进行的考古活动筹备设备和资金，得到了塞纳尔、考尔迭、沙畹、伯希和等著名汉学家的支持。考察团于当年2月1日从北京出发去河南洛阳，再从那里经黄河河谷西折入陕，考察西安附近已被定位但尚未被发掘的皇陵，然后一行人前往四川。考古活动结束后，考察团对长江上游进行水利勘测。在到达西安府前，他们根据古文中的记载，找到了位于骊山中的秦始皇陵。
在谢阁兰等苦苦找寻未果且想放弃的时候，一位老农为他们指出了陵冢的位置。“2月16日。临潼县。天空是灰色的，却阳光灿烂，激动人心的一天……走出黄土山口的那一刻，那座人造‘丘陵’便映入眼帘，呈现出完美的覆斗形。那绝不仅仅是座人工堆砌的土山，而是中国第一座真正的雄伟的黄土建筑（在骊山青紫的暮色下呈现出灰黄色）……”考古队得到考证的、年代最久远的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其父周文王、其子周成王等陵墓。
3月初，考古队从西安向西至乾陵，那里埋葬着唐代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及其皇后武则天。3月6日，谢阁兰在一个墓冢旁发现了一匹汉雕石马（公元前2世纪），他非常激动，找到了“一件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别出心裁的艺术品”。考古活动向南继续，谢阁兰发现了一些汉代碑阙，他对汉代石刻赞叹不已。
6月末，考古活动基本完成。谢阁兰对此次旅行作了总结：“我们发现了一座公元前117年的雕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十几个雕像，年代不详，但符合汉代雕像特征。还有大约15座汉代大型石刻墓碑，碑面均刻有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非宗教人像。”
谢阁兰一行到达丽江时，接到欧战爆发的消息，匆匆结束了考察活动，直奔越南河内。谢阁兰回国后因健康关系未能上前线，被分配到布雷斯特海军医院工作。1917年1月，作为法国招募华工军事代表团的随团医生，谢阁兰再次回到中国。返回法国后，他完成了《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但健康却每况愈下。患上精神抑郁的谢阁兰住院治疗，后于菲尼斯泰尔省中心小镇埃尔瓜特疗养。1919年，在小镇的树林中，他的妻子找到了谢阁兰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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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在北京出版了他的诗集《碑》，诗集木制封面以及书中每首诗的右上角皆配有汉语题词。在诗集出版百年之际，由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谢阁兰《碑》1912-2012”展览8月29日至10月15日在北京举办。该展览精选了《碑》中12首诗歌作品，并按照谢阁兰原著风格配以书法题词。展览共包含20块展板，其中有7块为中式卷轴书法作品。展板形式与尺寸的选择重现“碑”的形态，而最能表达“碑”神韵的便是传统样式的书法。展览所选诗歌为中法双语，其中旅法艺术家诗蓝的装置作品《碑》非常引人注目，她带来81块“碑”，“81”是北京天坛圜丘上层最外环石板的数量，也是谢阁兰的《碑》1912年首版的印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