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错车误入高等学府--哈军工

谭国玉告诉我们，他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1930年生于哈尔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从外表上看他身体结实，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透过镜片可以看到他军人的刚毅的眼神，微微下弯的嘴巴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他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大方，人缘关系极好。谭国玉讲他祖上四代都是家徒四壁的贫雇农，靠给地主老财当长工糊口，在山东混不下去了，父亲便延着祖辈传下来的老路，闯关东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当了铁路工人，尽管苦难无尽，颇有见识的父亲说什么也要让自己读书。

谭国玉自小就对旧社会的不平恨之入骨，一边读书，一边给当地下党当上了小交通员。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由于作战勇敢，没多久当就上了班长。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东北随着四野大军一直打到广东，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战军某部“老虎连”的指导员，这时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成长为解放军的模范基层干部。

谭国玉告诉我们，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初，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工作，当时我任指导员，负责扫盲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更需要提高文化修养。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战争期间我们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记得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时在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中，我们缴获了敌人大批的汽车由于没人会修，没人会开，又不能留给敌人，只好都炸了，实在可惜！如果把那些东西弄回来装备部队有多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一定要学点本事，那时候，我才18岁。到了1952年，这个求学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部队扫盲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就向上级部门坚决要求进速成中学学习，我们团的政委马书群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把这一期扫盲工作搞完了，我送你到速成中学！”后来他把这事忘了，但我可没有忘记，扫盲工作结束之后，我不依不饶地找马政委说，首长你说话算不算数，我这一期扫盲工作搞完了，你该送我到速成中学学习了吧。

他嗯呀一声说会兑现承诺的。我半信半疑。几天后，部队突然通知我，说想学文化的同志集合，我心里很是高兴，看来我进速成中学的愿望实现了，立即打好了背包。然后，我上汽车，再上火车，一直被拉到哈尔滨，一下车我就问，这个就是速成中学吗？请把我送到送到预科安排吧。来接我们的同志大笑，说你这个小傻子，这个是大学，军队的高等学府。

我做梦也没想到，只敢进速成中学学习的我竟然来到了大学。

我吓坏了！

我简直在怀疑自己是被人拐进大学里来的，冷汗都冒出来了 ，直觉告诉我，我得赶紧走，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来接我们的高勇指导员说，你不能走，来这还得复习中学的课程。我问，我复习什么呀？他说要复习高中课程。我说，我初中都没有毕业，还复习高中？赶紧放我回去，我还是回去当我的指导员去。

他说不能走，得请示请示请示。

他连说了三个请示，他具体请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被留了下来。

学院让我先进预科，补习高中课程，补好了再学大学课程。

课本发下来了，都是高中的数理化，我翻翻，什么都看不懂。数学课，只学过小学的四则运算；化学课，只认识一个表示水的符号；物理课是“鸭子听雷，石头落井”。这时的我面临一个上课听不懂，下课看不懂，作业不会做，处处是难点的严峻局面。头两个月的测验，门门功课不及格。到了四月中旬，在按文化程度重新编班的考试中，5门功课按5分制计算，一共得了7分。我成了全院新生的落后典型，一时间舆论压力让他抬不起头，吃不下饭，苏联顾问打算让他回原部队。

我感到自己底子实在太差，根本不是上大学的那块料。这样下去，迟早得被学院除名，倒不如自己主动提出回原部队，还可给学院减少一点麻烦。他于是向区队长递交了一份退学报告。我对同学们也放风说，要重回那个“老虎连”当指导员去。

陈赓院长留住了我

要通过入学考试了，那时候学院实行的苏联的5分制。但我们的数理化入学考试，实行百分制，三门课我一共得了7分。这时我又悲又喜，悲的是我水平太差了，喜的是这回可有理由回部队了,我门门不及格你们总该放我走了吧。但学员队高勇指导员说不行，你不能走，你还没有毕业，你先试着跟一段时间看一看。我无奈极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也只好照指导员讲的那样，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但心里真的没底，同学们都是高中毕业生，有的还上过大学一二年级，而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学了那么点东西，又逢战争年代，都给忘光了，说实话,当时我连数学的四则运算题都不会，那水是H2O的分子式我也不懂，化学基本上全都忘了。

怎么办？我只好拼了。同学们学八个小时，我就学个十二小时。拼了一个月，分数始终是零蛋、2分，零蛋，2分。我好心酸啊，又提出了要走。这高等学府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坚决要走。我对高指导员说，大家学8个小时，我学10个钟头，20个钟头，我抱着人在阵地在，命都可以不要，但还是不行，学习这玩意不是打仗，这是攻克文化阵地，是需要底子的，这个不是好玩的。

高指导员也很无奈。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情况让陈赓院长知道了。有一天，在早操后休息时，陈赓院长见到我，就让身旁的秘书叫我过去说话。

陈院长笑着说：“你是谭国玉吗？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要走？”

我垂着头，说：“是！”

“我听说，你扬言人在阵地在，一定读好书，他娘的，你现在什么都不是！党和国家准备了这么好的条件培养你们，你不好好学习，还整天想着脚底板抹油！”

我说：“这个地方不是我呆的，院长，这个地方是高等学府，我周围同学不是上大学一两年，两三年，就是高中毕业的，只有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怎么可以弄在一起？再说，我进来不是正规考的，是混进来的，我要上速成中学！”

“那也不行！你必须给我好好学，我告诉你，你必须好好学习，你要实现人在阵地在的诺言！”

然后，陈赓院长走了，中午休息时，他又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我原先不知道他住在哪，现在才知道这就是他宿舍，一间不到20平米简简单单的小平房，他家的一小桌子上摆好了饭菜，陈院长叫我吃饭，我知道院长待人亲切，也就不客气了。院长一边吃饭，一边笑哈哈地骂我，说我不争气。我心里说，这哪跟哪呀，争气也不管用。我是铁了心要走，就跟院长顶起牛来了。我说你院长是叫我吃饭还是要骂我，我是真的跟不上，我已经下功夫了。

院长说真跟不上？你下功夫了？

我还告诉说，别人用8个钟头学习，我用10、20个钟头，我们学员五队周围凡有亮灯的地方我都去过夜读，他们不让我在那里读书，熄灯之后都把我往宿舍拽，我没办法买一堆手电筒，夜里拿手电筒照着在被窝里面读书，就这个样子，我考试还是没及格，院长你还放了我吧，求求你了！

陈赓院长瞪着个眼说不行，哪有一个革命战士讲人在阵地在，结果你啥也不是。最后院长说：“好吧，不管吃饱没吃饱就这样，你不准走！”

陈赓大将忙嘛，笑着下逐客令，我抬腿就走了。

在陈赓大将特别关爱下成长

院长留我，没辙了，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苦读。

这个学习真的非同平常，白天上大课，下课吃小灶。我前面说的那几位教授，包括曾石虞等教授都在我身上下了大力气，付出了相当代价，辅导完了，还找学习好的同学帮助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数学偶尔能得3分。开始我自己也不相信，去问老师，我连初中还没有复习完，高中才开始，水平很低，这3分是不是您照顾的，怕我学习落后影响班的集体荣誉。他们说不是，只是说明你这个概念懂了。

我知道老师们是在鼓励我，所以，我继续硬拼。后来的考试，我还是在2分、3分、2分之间兜兜转转。很快就接近预科入学考试了，那是7月份，考试之前，我一点信心都没有，考也不及格，考之前我真的不想干了，想脚底板抹油溜回部队算了。

我的老部队是东北野战军独立17师211团，我是二营四连指导员，我们部队跟着林彪的总部走的。团长刘德瑞要我回去，还给我来信，说小谭，不行回来吧。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在部队还是好样的，没有丢过脸，可我在文化堡垒面前丢尽了脸面，我是说什么也要走人！不知怎么回事，这个情况又让陈赓院长知道了。他叫我去他那里一趟，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去啊！

那时候每一分钟，每一秒对我来说比黄金还重要。我的家就在哈尔滨，老父亲、老母亲都健在，兄弟姐妹都在，出去这些年没有回去过，为了保密，写一封信都通过武汉的部队营房来中转，因为我们这支部队一直打到海南，我们从深圳返回，最后来到武汉，所以我的家信都是通过武汉那边由我爱人给转到哈尔滨。那一两年，我根本没有考虑过回家，也没有机会考虑回家。现在，我要回老部队了，这可是比回家还重要啊，这时候谁要占用我的时间，我是不答应的。陈院长叫我去，我去干什么？我不去，我一分钟都比黄金还金贵，不去！最后，陈院长专门叫通讯员专门来找我，我无奈只好去了！

陈院长问：怎么？想通了没有？

我说没有。

还要回去？

我说，还是要回去！

“你想通也好，想不通也好，你死也得死在哈尔滨这个地方，你就别想了！”陈院长斩钉截铁地说，看我脸色不对，口气又缓和下来，“你好好学吧，但你要注意学习方法，有学习好的同学，你要观察他们是怎么学习的，你光自己闷头学不行，人家一个钟头就比得上你十个钟头，这学科学得有方法！”

一语点醒梦中人，这一下子，我算是开窍了！

我说：“好，按照首长指示办，学习人家的先进方法！”

“那就滚吧——”陈院长是幽默大师，乐呵呵地对我说。

我也乐了，抓抓头皮，一溜烟跑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比吃了蜜糖还舒服，还轻松，因为我明白了，我以前学习下的是笨功夫，面对强敌，只是一味强攻，没考虑过智取。

我开始学习同志们的好的学习方法，比如每堂课之后，我都及时做小结，一个单元结束了我再做单元小结，不管怎么样，从概念开始一丝不苟按照大纲学习，就这样苦读硬拼加巧学。

据他的同学们回忆，当时谭国玉真的拿出“人在阵地在”的精神去攻克文化堡垒。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决心在短短的5个月内系统补完初中、高中的数理化。他恨不能一天24小时统统用于学习，侵占他的时间，哪怕一分一秒，就好像是割他的肉，要他的命。他把什么时间都用上了，还是不够用，只好侵占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不仅中午不休息，夜间也常整宿的“开夜车”，每天睡眠不足两小时。晚上熄灯以后，常常一个人溜出学员宿舍，专找有亮的地方学习。班上每周都要发生一两次“谭国玉不见了”的“失踪事件”。班干部深更半夜四处寻找，从地下室里或者拐弯抹角的楼道里，把他押回来睡觉。有几次竟发现他晕倒在锅炉房里，大家赶快把他抢救。医生说他用脑过度，太疲劳了，必须恢复正常休息才行。可是谭国玉在门诊部休息几个小时，又弹簧似地跳起来，匆匆赶回教室，他可不敢耽误一点点课。

为什么要这样做？谭国玉说，是因为自己真的很想学习，因为以往在战场上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我心里很清楚只有读好书，才能在新中国大有作为。想打退堂鼓实是因为我底子太差，太没信心，现在既受了陈赓的亲自启蒙，感到有可能学好了，所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反正是人在阵地在，我拼了，多次累倒多次送进医院，我又多次从医院溜出来。

那个时候年轻，脑子就是好使，现在我都感觉奇怪，怎么那时记忆力那么好，每个规律、定律都记得牢牢的，物理老师推导的公式由头至尾，数学老师推的拉格朗日方程等等，我都记住了。但是，就算是这样拼命，我在入学本科考试时，还是有两门不及格。按学院的规矩，一门不及格就回预科学习，两门不及格就退学，我难过死了又高兴死了。难过死了是因为我知道这次真的丧失了学习机会，高兴死了是因为再也不用过这苦日子了。

没想到，这时候学院刘居英副院长又拉了我一把。那时，苏联专家那么压他，甚至当着我的面都说过，你们把这样的人弄来学习，有辱高等学府，他谭国玉顶多能回预科去学习。那时，苏联人是很有权威的，但刘院长顶住了压力。

今天，我想起这些往事，都无感激他们，也无限感慨除了老领导陈赓大将，刘居英院长对党的事业是那么的忠心耿耿，他们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我也知道，他们跟我没有私情，也不是一定要特别地对我好，而是因为他们对具体工作有着一丝不苟的精神。我就是他们面对的一件具体的难题，所以，他们要改变我，最后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不是读书这块料，他们硬是将我培养成这样一块料。

在刘副院长的关爱下，我由预科进本科，当试读生，说好了，试读再不及格就走人。

这时候，我精神就轻松了，反正我对得起你们领导了，确实，我那时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只盼望对得起我的领导和老师，反正，我承认自己不是读书这块料，我就要走了。但是院首长陈赓大将，刘副院长，还有唐凯系主任，林铁峰年级主任，那可不得了，都来找同学帮助我，老师也来给我吃小灶，我前面提到的老师们在我身上下足了功夫，每个公式，每个概念我弄清楚了，他们才放心。

我第一学期就是这样学的，一边学大学课程，一边学高中课程，还一边补习初中课程。我得抢时间，为此，我有时也挨批评——说不遵守作息时间，我怎么能遵守？批评就批评，你批评我不纠正，继续学习。后来，很多同学给我介绍先进的学习方法，我十分重视。在老同学谢光（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将）、杨桓（第二炮兵副司令 中将）、郭群芳等人都曾帮助过我，这种同学的感情，友谊是很难说的，表达不出来，很深。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入了本科当了试读生，第一学期结束，都及格了，但正式考又考坏了——有一门不及格，就是化学。平常测验都及格，到正式考时却不及格了。另外两门则及格了。按规定，有一门不及格就要退回预科，但学院不叫我回去，叫我继续学习，本学年年底，我化学也及格了。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敢松口气，因为有个叫克拉西霍夫的苏联顾问一直盯着我。

敢与苏联专家叫板

工程兵系苏联顾问克拉西霍夫怀疑我的成绩是假的，是那些教授照顾我的。年底考试时，别的同学考试他不进教室监考，轮到我进考场他就来了，好象特别优待我！人家抽一个卡片就可以了，他得用两个三个卡片考我。前两次我没有犯浑，还说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就受不了啦，说你这么优待我不对劲啊。后来，我还向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样做明明是刁难人嘛！这让我们系主任唐凯都为难了。我反过来还得安慰领导，我说主任请回去吧，物理这门课我不拿5分不姓谭，这回非让苏联专家看看我马王爷有几只眼！

说实话，这时我读书的绩效可谓突飞猛进，所以自信心十足！

结果，考试果然得了5分。

因为那个大纲是固定的，是有限的，依照大纲考试我完全有信心。

没曾想，苏联专家也犯浑了，一直盯住我不放，甚至，最后到毕业考试，还不依不饶地盯住我。毕业考试很重要。这回，苏联专家还来了两个一道考我，因为他们听说我谭国玉得了5分了，不相信，就亲自来考察。嘿，我抽了一个卡片，开始答卷。这回，我们主考老师都生苏联人的气了，他也不跟苏联专家商量，就是给了我5分。苏联专家无话可说，但还是不信我的水平，又让我再抽一个卡片回答，我在黑板上答，主考还是给了5分，完了，苏联专家又让我再抽一个，我虽然有点不耐烦，但还是答了，结果还是5分。

这次考试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我听唐凯系主任说，这回，苏联专家服气了，后来又听刘副院长对苏联专家说：

“你们这回总该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么打胜仗的吧！”

我就这个样子，总算连滚带爬，把几个学期爬过来了，爬完了以后，该毕业了，上级领导又打算叫我去苏联留学，这又吓了我一跳，我说我不适宜，应当请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去。正好工程兵几位部长来要人，就把我要到工程兵总部，不巧那年黄河发大水，郑州铁路桥被冲断了，周总理命令陈士渠司令必须保障南北通途，一定要把浮桥架上去！

这不就叫机遇吗？那时工兵还没有技术单位、科研单位，新成立一个科研会，会长唐哲明将军，下面成立几个组，我是学工程机械的，被分在野战工程机械组，上级叫我到现场当技术员，当工程机械组组长兼技术员。我到了后，发现黄河浪头很大，把舟桥打得一套一套地翻，90汽艇下去就打翻了，人员被扣到底下，人钻出来的就活着出来了，钻不出来就死了，虽然穿救生衣。

这时候，我又遇上了老冤家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他也来到现场，我内心想真是冤家路窄。他对我说，苏联的装备用到哪个国家，都通用的，为什么对你们国家不行，你必须下去给我试。我说不能试了，世界就是一条黄河，黄河的漂流物是世界上唯一的，泥沙漂流物把螺旋浆给缠死了，泥沙把发动机的滤清器给堵死了，你发动机还能不开锅？！克拉西霍夫固执得狠，他说是你们没保养好，没驾驶好。

好多同事也都认为是这样，我明知克拉西霍夫说得不对，但也没话讲，顶撞不得。后来调拨来了苏联的150汽艇，速度特快，是周总理下的命令调来的。

接下来，架桥。

150汽艇有两部发动机，150匹马力，用来顶推门桥。克拉西霍夫硬叫我驾驶这个新装备，说是通用的，我说不妥，你们通用世界各国哪都行，但世界上只有一条黄河，这泥沙漂流物不解决，汽艇必定被打翻。克拉西霍夫说不对，并命令我你必须驾驶，我性格倔强，就是不去。

结果，克拉西霍夫把我们部长唐哲明将军叫过来了。部长说：谭国玉，下，你要尊重他！我说要解决技术问题，怎么能算不尊重？

命令必须执行，我也只好救生衣一扒就下水了，汽艇发动后开出不到100公尺就打翻了，结果把我漂流到30多里的下花园才被救起来，后来发现，我的右耳磕到螺旋桨边缘上了，我的软骨也被打断了，最后穿救生衣水淋淋地回到基地。

我对部长说：不能这样，克拉西霍夫叫下就下，现在汽艇翻了，你得弄回来。我回来了，汽艇还没有捞出来。

当时，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还在指挥部，唐部长不好说什么，就当着他的面说：现在我宣布指挥部给你立三等功！

我说这个代价太大了，不值得给我立功，这纯粹是汽艇的实际使用问题，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也意识到他的指挥有误，就开始支持我。

后来，我连续搞了几项技术革新，解决漂流物的问题，用网罩，搞清悬浮物体，后来就成功解决泥沙过多堵死滤清器的问题。

克拉西霍夫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之后，领导又叫我去苏联留学，于是，我就来到苏联古比雪夫工程学院当了好几年的研究生。事情真凑巧，不是冤家不聚头！在古比雪夫工程学院我又碰见这个克拉西霍夫的苏联专家，我们两个在一个教研室，这时他对我是早有领教，再也不刁难我了，相反处处帮助我。我在另外一个专家的指导下学习，最后顺利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然后就塔上了回国的路程。

访问到此，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为了我们的采访，谭国玉将军那天失去了一次同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我们突然悟出这大概是那天开始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原因吧。

情系哈尔滨

为了大型系列片《哈军工》的剪辑的需要，2009年5月25日我们又一次来到北京，找到谭国玉将军的家，这时将军正在301医院住院，电话里得知，他已经双目失明了，而且，基本上是卧床不起，心脏病很厉害，得知我们需要他的影像资料时，他很热情地告诉我们，补拍是不可能了，但可以到他家里去找旧资料。在他夫人的帮助下，自费给我们转录了资料，当我们表示应当由我们付款时，他很生气地说：“为了哈军工的事情，最好不要谈钱！”我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分别时我们衷心地祝他早日康复。

2009年7月，还是工作的需要，要请他帮助修改他的采访录音稿，我们又一次扣开了谭国玉将军的大门，这次刚好他在家，不过已经是坐在轮椅上了，加上双目失明。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他诙谐的说：“这次手术，上帝夺走了我最后的一缕阳光！但是我还是想回哈尔滨去看看。”他夫人接过话题说，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还去看什么？！将军说：“我去哈尔滨，可以用耳朵听，用手摸，听一听，摸一摸我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我们听了鼻子都酸了，眼泪在眼里转，好在他看不见。忙安慰他，等他身体好些时候，一定陪他去！哪知道这次访问竟成了诀别！将军带着遗憾、带着对哈尔滨、哈军工的眷恋悄然地于8月2日走了。走前告诉家人，务必把他用心改的稿子在家里收藏，把系列片《哈军工》光盘也收藏好！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悲痛，我们向将军表示，您的遗愿一定会满足！归来吧，哈尔滨人民热烈欢迎自己的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