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10 11:26
谭惕吾(1902.10.9—1997.2.10),原名湘凤,湖南长沙人,1926年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肄业。学生时代,她曾在长沙参加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运动,在北京参加“五卅”运动和1926年的“三一八”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谭惕吾和其他同志共同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9年,谭惕吾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惕吾曾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新政治学会负责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部副部长。
谭惕吾,1902年10月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谭湘凤。由于家境清贫,她读完初小就失学。但她生性聪慧,勤奋自学,1917年一举考入了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品学兼优,她被选为校学生会的负责人。
1919年5月,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仍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谭惕吾迅速投身其中,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湖南各界人士抵制日货、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学生的爱国正当举动遭到张敬尧的镇压,谭惕吾也遭到逮捕。在得到释放后,她继续从事驱张活动,并负责与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代表团通气,争取全国的舆论同情和支持。在湖南各界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各派军阀与张敬尧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激烈,“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驱张运动”胜利后,谭惕吾考取湖南省教育厅留法女预备生,后因故未能成行。1922年,谭惕吾又报考了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皆被录取,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北大设有奖学金情况,她最终选择了北大,并于1923年入预科读书。在北大求学期间,谭惕吾受到史学大师顾颉刚的关注,并在其劝说下,于1925年秋入史学系。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北京大学成立救国团,谭惕吾是负责人之一。6月3日,为抗议英国人的暴行,声援上海被捕的学生,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谭惕吾夺旗,高呼:“时已至此,还怕死么?”7—8月间,她还以救国团代表身份带人到河南进行宣传,讲说沪汉粤渝国人被杀惨状及今后救国要图。
1925年9月8日,她给中国青年党领袖、国家主义者曾琦写了一封信,刊登在《醒狮》杂志上。同月,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国家主义者李璜至北京大学任教,很快就注意到她,并迅速将其发展为青年党的骨干。1926年,由李璜介绍,谭惕吾正式成为中国青年党党员。同年7月,为躲避张作霖逮捕,在李璜安排下,谭惕吾到重庆第二女子师范任训育主任兼历史教员;半年后离职,专任青年党重庆市党部委员。1927年,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谭氏被四川省党部推选为代表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因党内矛盾,她回到长沙,并与青年党脱离关系。在重庆期间,谭惕吾与同为国家主义者的重庆人童家埏结婚,似乎并不幸福,也少为人知。
1927年冬,经人介绍,谭惕吾到南京新成立的大学院作科员,同时受聘在南京女子第一中学担任历史教员,主讲“国耻史”,成立“迫社”,组织学生们读书,还经常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政府屠杀青年。1928年6月20日,南京公安局以其提倡国家主义诋毁国民党为由,将她逮捕。9月,谭惕吾保外就医,并很快东渡日本在留学。1929年8月,回到南京。经北大教授周鲠生介绍,翻译《欧洲战后十年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8月,经友人介绍,入内政部统计司当科员,名字由“谭慕愚”正式改为“谭惕吾”。1933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黄绍竑率团巡视内蒙,安抚当地日益兴起的自治运动,防止蒙古王公分裂中国的图谋。当时巡视团共十六人,谭惕吾乃唯一之女性。1934年,在顾颉刚、夏涛声的协助下,谭惕吾完成《内蒙之今昔》一书。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黄绍兹为之作序。
九一八事变后,谭惕吾组织参加过多次女性抗日救亡活动,并发起过多个女性抗日救国组织。1931年10月,作为筹备委员,谭惕吾与曹孟君等人联合南京各界爱国女性成立妇女抗日义勇队。1933年,她又和曹孟君等人发起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并任理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谭惕吾组织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在军政部主办的后方医院从事救助伤员的工作。1941年,谭惕吾辞去内政部编审职务,出任内务部观察。1944年,谭惕吾和其他同志共同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抗战后期,谭惕吾开始通过竞选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等方式,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1945年7月22日,谭惕吾被任命为立法院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遵从中共华南局的指示安排谭惕吾同志竞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她回到湖南老家发表竞选演讲,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得到选民拥护,竞选成功。在立法院,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出面抗争,揭露蒋介石政府践踏民主、镇压群众的独裁统治,支持上海、南京等地的人民团体和学生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
1949年,谭惕吾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1949年9月,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林伯渠任正主任;谭惕吾与乔冠华、钱端升、罗隆基、雷洁琼等35人被选为常务委员;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参事室;12月,谭惕吾出任参事,后来还担任政法组召集人。1954年,她出任全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同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法律室)工作,参加了全国《民法》的起草准备工作。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谭惕吾被打成右派,除民革北京市委委员一职外,其余职务均予撤销。1960年11月,谭惕吾被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3月,她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9年,其右派问题获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她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第五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主席。
1997年2月10日,谭惕吾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陈慕华、雷洁琼、程思远、王兆国、钱正英、何鲁丽等以不同方式对谭惕吾的家属表示了亲切慰问。
谭惕吾的才情可与同时代的庐隐、苏雪林、林徽因、陆小曼、谢冰心、丁玲等中国才女比肩。
酷爱文学、擅长诗词的她,可以做诗人。“人事纷纭苦不休,暂停征马岛俞楼。此心已为飘零碎,怕看西湖处处秋”、“北风怒发厉于刀,万壑千峰尽痛号。可惜离人心底恨,不曾削得一分毫”、“明知花事随秋尽,犹吊嫣红姹紫来”,这是谭惕吾1934年在杭州修订自己著作《内蒙巡视记》时所写的诗句,运笔大开大阖,抒发着“在秋意肃杀中寻得春气之盎然勃发”的旨趣。她在1937年2月23日发表在《新民报》上的《塞外劳军》四首诗词,其中《到大庙》云:“一腔爱国热,熔却边关血。大庙远劳军,依稀认敌血。谁谓国无人?行看胡虏灭。毳幕围炉话战功,举杯共庆勋劳烈。但愿再逢时,把酒同看沈阳月”,其人其诗其词,如同黑夜中振聋发聩的电闪雷鸣!
文笔流畅的她,也可以做翻译家、做学者、做记者。她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了《欧洲战后十年史》,后来又翻译了《经济学原理》;她通过亲身考察、体验,写有《内蒙之今昔》、《新疆之交通》等卓有价值的专著,以及从抗战前线发回的47篇报道(后合集《从国防前线归来》),都紧贴时代所需、所急,并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才能。
目光敏锐、见解独到她,甚至可以成为做学问的大师。她的北大老师——著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更是非常器重谭惕吾,曾郑重致信“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共作一部中国通史,顾任上古至清,谭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谭惕吾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的同学共同发起救国团,参加反帝游行示威。6月3日,北京各校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谭惕吾在队伍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沿街讲演。当游行队伍向位于东交民巷的英国大使馆进发时,同班同学刘尊一(共产党员)急匆匆从队首跑来对谭惕吾说:“听说东交民巷路口布置上了机枪、水龙头,领队的学生怕引起冲突,改变了游行的路线。”谭惕吾听后,对同学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能改变游行路线,这是示弱!如果怕帝国主义的机枪、水龙还示什么威!”随即,她大步冲到游行队伍前面,从男同学手中,夺过校旗,扬旗高呼:“不怕死的,随我到英国大使馆去!”不少同学紧跟着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往日气焰嚣张的洋人,赶忙收起机枪和水龙,紧闭铁门,龟缩在里边不敢出来。同学们一边高喊“打倒英帝国主义”,一边愤怒地把旗帜、标语统统投掷到东交民巷内。当时《晨报》报道了这个场景,赞誉那位“径前夺旗、高呼而返、极激昂的女士”是“中国的圣女贞德”。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开进北京,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和学生骨干,加紧了镇压革命的活动,谭惕吾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北大老师李璜得知消息后,马上通知她转移。谭惕吾女扮男装,从北京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加入了李璜等人领导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7年,“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惕吾作为重庆市的代表,被选为“国青团”的中央委员,任执法部部长。但在这次大会上,“国青团”公然反对北伐革命,提出联络军阀孙传芳,以阻止北伐。谭惕吾原来设想依靠“国青团”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国青团”一大宣言却同她的想法截然不同,令她大失所望,从此毅然脱离了所谓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她还将自己的名字“谭湘凤”改为“谭惕吾”,表示以此为训,警惕自己。
1935年12月,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谭惕吾发表题为《妇女运动的趋向问题》的长篇报告,有数百人参加。报告阐述了妇女运动的意义,驳斥了要妇女放弃社会工作、回到家庭中去的谬论,号召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报告全文分数次发表在《新民日报》上。当时在内务部工作的谭惕吾,已成为妇女界进步活跃分子,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内政部次长张道藩把谭惕吾叫到他的办公室疾言厉色地对她说:“听说你不办公,总到外面去活动,你这是破坏机关纪律、是反政府法令的,再这样你就不要做公务员了!”谭惕吾见他威胁自己,气愤地反击道:“宁肯不做公务员,但不能不做中国人!”扭身走了出去。
在解放前夕,谭惕吾利用立法委员的合法身份,组织邓季惺等一批反战、争民主的委员召开“一四”座谈会,统一思想、进行斗争,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提出严厉质询。1948年6月15日,《新民报》在第二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题为《谭惕吾对翁院长施政报告之质询》的文章。她在文中一针见血深刻地指出:“共产党拿富人的钱,用穷人的力,为穷人打战;国军拿穷人的钱,用穷人的力,为富人打战;士气如何能振作?”质询从军事、民心、经济、外交等方面指出反动派必然失败的下场,连续四次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戡乱”,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她正义的呼声,犹如投枪插入敌人的胸膛。
1979年后,谭惕吾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第五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主席。此时谭惕吾已经是79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她依然精神抖擞、奋发有为。她对民革的妇女工作,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投入了精力和心血。她用饱含情感的文笔,写下了《三八节日语故旧》、《鲜明的对比》、《诚挚的愿望》、《就台湾回归祖国问题的讲话》、《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性质和任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并怀念台湾同胞》、《中国在清除对妇女歧视方面取得成果》等文章,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
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她依然意气风发、积极建言。1989年,在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二次会议上,87岁的谭惕吾提出了《关于加强对台工作的统一领导及合作配合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将实现一国两制作为长期目标,与台湾官方举行谈判作为中期目标,全方位开展两岸交流作为近期目标的建议。该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1995年,当她93岁时,她读完贾亦斌同志所著《论“台独”》后,挥笔写下了:《〈论“台独”〉敲响了国人的警钟》的文章,发表在《团结报》上。她痛斥道:“‘台独’是国家民族的心腹大患,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要一致起来共同反对出卖祖国统一的罪魁祸首,一致起来共同反对出卖祖国统一的罪恶的‘台独’。”
《内蒙之今昔》,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欧洲战后十年史》(译),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语图解法》,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新疆之交通》,1936年北平禹贡学会出版。
《英语每月日记》,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谭惕吾父亲谭雍,字彬夔,与黄兴同学,曾留学日本,曾一起从事过革命。民国时期,“感党人之不义,杜门不出”。
赵中亚:谭惕吾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极不平凡又少为人关注的女性。受家庭环境影响,她自幼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以及民族意识,进一步形塑了其坚毅、勇敢的个性。谭惕吾早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拥有“中国贞德”的美誉。事实上,她也确实如法国的圣女贞德一样,勇敢,坚毅,同时一样拥有拯救民族危亡的崇高情怀和坚定信仰。从学生时代到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职员,再到立法院委员,以及共和国之后,谭惕吾一直在调整并坚持自己的法治建国理念,为建设更美好的中国而努力。
韩省之:谭惕吾同志为人正直,虽历经坎坷,却毫不动摇地坚持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其品格令人感佩。她不顾年迈体弱,努力工作,多次在工作中犯病。民革中央监委会和妇委会的工作很有成效,这与她的领导,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