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以此为准绳评价元曲和时曲，认为南戏“荆、刘、拜、杀”之所以为四大名作，就在于其“本色当行”，而《琵琶记》虽“长材”“犹不得与”。在对于时曲的批评中，《谭曲杂割》最有价值的是对沈璟、汤显祖和梁辰鱼、张伯起等作家的评价。评沈璟：“沈伯英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行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棚拽牵凑。”既肯定了沈璟“审于律”的特色，同时又对其“俚俗句”入曲表示了不满。认为汤显祖“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乖大雅”，也既肯定汤氏之“才情”，又指出其不足。因而对于戏曲创作，凌氏比较赞同吕天成提出的“才情”和“格律”相结合的“双美说”。在《谭曲杂札》中，凌濛初提出“戏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的观点有颇为重要的价值，他明确地提出从情节结构角度评判戏曲的新的批评尺度，谓“搭架”既指情节内容，又指结构布局，这个观点的提出对当时的曲坛还有针砭作用：“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破无论，即真实一事，翻弄作乌有子虚，总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