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案，周恩来总理要不是临时改变行程，差点搭上那班死亡飞机，成了空中冤魂。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据2005年10期《凤凰周刊》介绍，谷正文在台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曾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还曾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退休后仍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谷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侦办的匪谍案共牵连2000多人”，还训练“特工敢死队袭扰大陆”，自称“蒋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将领，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壮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使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空难殉职。谷正文一面说：“我是个坏人吗？一面说：“杀人跟杀猪有什么分别。”可见这个人称“谍海枭雄”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冷面杀手。文章发表后，国内有知情人证实，谷正文不仅仅是他自我标榜的“反共英雄”，还有着叛国投敌、汉奸特务的丑恶历史。

1946年内战即将爆发，戴笠曾特意到北平委任谷正文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在自述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争。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后来供出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及17名少将。

谷正文自称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的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给震慑住了。那时，他在北平第一看守所等候讯问人犯，两名刑警一前一后的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士炎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

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并对谷正文的这种审讯方式表示讶异。谷正文则问：“你是领袖(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

谢士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士炎，还后有更多的谢士炎，那死去的谢士炎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士炎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谢士炎在回答讯问室表示，他的工作就是便是把孙连仲的十二战区部队调动交由李政宣向延安发报，其他涉案将官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因此，华北、东北国军部队的动态，共党中央莫不了如指掌。除此，谢士炎抱定必死之心，坚决不供出其他涉案人员。这位身为陆军中将的谢士炎，黄埔军校毕业，湖南人，后被蒋介石认定“大叛徒”给杀害了。临刑前，谢士炎大义凛然，还遗诗一首赠与谷正文，可他自称遗忘了。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在华北军事力量几乎完全被共产党取代，只剩下北平、青岛等几座“围而不打”的空城，谷正文坦承：此时，每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国军到底能不能打仗？”坐困北平城内近十个军的军心也开始浮动起来，共产党也开始透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积极向父亲活动，傅作义饱经各种心战攻势煎熬，开始动摇了。尤其是黄维被俘后，傅作义从没离开过办公室，晚上累了，也不脱衣服，就在靠在椅背上睡，他的一脸忧戚和一身体臭就是一个信号，国民党在他身边的特务于是向南京呈报了此一守将不稳的危机。自华北剿总成立以来，蒋介石为了稳定华北战局，破格给予山西军系出身的傅作义超出中央嫡系将领的待遇，为得是收买傅作义的忠心效命。如今，战局恶化后，仍不时听到傅作义动摇的报告，老蒋心里非常懊恼，特派郑介民飞到北平，企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在被傅作义拒绝后，又派同是山西军系的徐永昌来当说客，亦未奏效。

1949年1月，共产党围城的炮声步步逼近，蒋介石宣告下野，此时，蒋纬国突然来到北平。谷正文认为傅作义投共的心迹已明，只有动用绑架的手段才能使他回到南京。但蒋纬国不同意这个方案，觉得那是小人作风，如果“蒋纬国绑架傅作义”消息传出，那对蒋介石个人的威信和蒋家的声誉会有很大影响。但谷正文却不肯死心，剀切谏言，认为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作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审理，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警示。谷正文坚持说：“绑架虽不能将城中七个中央军带回江南，却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队的士气。”听到这一番分析，蒋纬国也动了心，他甚至自己举出当年戴笠计擒韩复榘的往事来支持谷的看法：“韩复榘死后，国军便在台儿庄打了中日战争中的第一个大胜仗。”

然而，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施，直到44年后的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碰面后，才从蒋纬国口中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原来蒋纬国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看到的是傅作义一副心力交瘁瘫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傅此时居然划了五根火柴还点不着一根香烟，在申述了自己的困境后，傅作义反问蒋纬国：“如果二少爷是我，你会怎么办？”蒋纬国无法回答，自己的计划也动摇了，遂放弃了绑架傅作义的行动，他向谷正文解释：“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作，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张这么做。”一个月后，谷正文也撤出了北平城。

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出生于云南，与国民党要员张群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生，北伐时期，22岁的他提前辍学返国，担任北伐军总务部次长。北伐后，又出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杰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成为国民党高级官员中率先反对“剿共”者。1933年，侵华日军进犯长城，作为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大兵团与日军作战。后曾一度担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大陆全面解放前夕，杨杰因为到云南动员卢汉起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后来到香港避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开始对认为导致他失败的政敌对手进行惩罚，首选目标就是杨杰，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予以“密裁”。毛人凤则让谷正文动手，后又交给了会讲广东话的特务头子叶翔之，而直接承办此案的两个杀人凶手田九经和韩克昌，则是谷正文从国防部技术总队找来的，这两人原来都是从河南伪军收编过来的。

1949年9月，叶翔之带领着一行人来到香港，开始动手。特务田九经担任外围，韩克昌则拿着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函，在上午十点左右来到杨杰的公寓三楼，谎称是台湾送信来的，杨杰毫无防备地让来人进到室内，看过信后，韩克昌又谎称让他写个收条好回去交差，乘杨杰俯身写收条时，韩克昌拔出手枪朝杨杰的头部及心脏部位连开三枪，杨杰当场死亡。事后，贪财的韩克昌竟还将杨家的两个大皮箱拖下三楼。田九经赶到后问：“你提这些干什么？”韩克昌喜不自禁地回答：“全都是些值钱的宝贝啊！”田九经让他丢了东西，赶紧快跑。

事后，香港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发现杨宅一片凌乱，值钱的东西散落楼梯，便认定是一桩窃贼入室抢劫杀人案。

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保密局头子叶翔之便构想在台湾印制一批假人民币和假港币，再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货币市场，引发经济恐慌。蒋经国一听到这个计划，立即兴致勃勃地表示赞同，使这个印制假钞的工程前后进行了11年之久。

不过，当年台湾的印刷制版技术不行，想仿制出可以乱真的钞票并不容易，谷正文灵机一动，认为在监狱里必定关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经过查找刑事犯罪的资料，终于发现了一名“天才”人物凌旦复，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犯罪专家，平时懒洋洋的，三小时也说不出一句话，但谈到如何印制假钞，马上精神大作、口若悬河，满脑子都是犯罪方法。于是，一纸公文便将这位囚犯给“调服劳役”，颇受礼遇地搬到了一座大别墅“特种印刷所”享受贵宾待遇。凌旦复用的是土法炼钢的硬招数，简陋的设备加上他那双具有“分色”功能的眼睛，每天趴在灯箱上一刀一刀地猛刻。后来，又在德国买到了同时供应大陆印制人民币的纸张，这“特种印刷所”的机器一开，满屋子都是仿真的人民币。

不过，当时保密局的特务们并不了解大陆的情势，印制的大都是五元一张的大钞，完全不了解大陆还是停留在几角、几分花钱的艰苦奋斗时代。一箱箱印制精美、几可乱真人民币全部打了水漂不说，还因此暴露了不少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后来，往大陆闯关的人民币就改成了面额一元、五角的小钞了。印制港元的成本要高一些，都是成箱成箱地往广东、香港带去，这样不仅给大陆经济带来严重的困扰，也给不少在这两地做生意的外国人带了不少损失，到后来连美国人都不干了，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最后蒋经国找到谷正文，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非印假票子不行？”其实，印制伪钞蒋家父子都是事先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当初的贪念与无知，才惹来一长串的麻烦。

详见词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时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计划，并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而是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因此逃过一劫。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近年来有不少报道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大爆炸，是谷正文在毛人凤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丞策划的暗杀活动，也是谷正文生平战绩“最辉煌”的一次。这些都与传主本人的口述自传有出入，其实，是赵斌丞先见到毛人凤禀报计划后，才提出让谷正文商讨细节的，并有同谋陈鸿举出面，以50万港币收买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将一枚牙膏形的塑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中，而周驹自己又藏进另一架客机起落架里，飞到台北松山机场领赏。

谷正文的任务，是将这周姓的清洁工带出松山机场。而当时要进入台湾的机场、码头，都必须经严密的审查，“台湾保安司令部”硬是要弄清楚此人的身份和进行的任务，偏偏这一切细节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前又不能透露半点风声，谷正文费了好大周折才将那清洁工带走。这一天的《大华晚报》上还刊载出一小块新闻，说是松山机场抓着了一名企图偷渡入境的“香港难民”。而原定于上午起飞“克什米尔公主号”，下午才由启德机场起飞，当天下午，6时30分，客机于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发生爆炸，中国代表团的3名成员、5名记者，和来自波兰、奥地利及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于空难中丧生。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台湾的特务机关成了全世界舆论的众矢之的。不过，毛人凤倒为此事荣升为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时就升任中将的局长。至于参与策划该事件的赵斌丞与陈鸿举，在颁奖会上却说过如下的话：“这种事还颁奖呢！连自己的儿子问起来都不能承认的事，还要叙奖？”

由此可见，谷正文“谍海枭雄”所从事的特工活动是最黑暗、冷酷的，连他的部下也感到无地自容。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在台北医院死亡，终年97岁。

由于执行“反攻大陆”的突袭或渗透任务，谷正文有很多机会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接触，对他们父子俩的差异，有很深刻的看法。谷正文对蒋氏父子的评价都很一般，对蒋经国尤其不佳，认为蒋经国的器量和见解远远不及蒋介石。谷正文表示，“蒋介石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势。蒋经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的事物，所知更是极为有限，我跟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连唐、宋哪个朝代在前都不清楚，他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所谓不读书，是指蒋经国没有固定阅读的习惯而言），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欠缺他父亲的见识和视野，器量不够！”2004年，这位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里吃饭、喝茶，都提高警惕。

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的喝她准备的水。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

2005年，95岁的谷正文本人却口述过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书中详尽叙述他自己的一生所经历所侦办的种种大案要案，用他自己话来说，是津津乐道地“好汉要提当年勇”，难怪连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对他说过：“你比我还狠！”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则是毫不掩饰的叙述自己的一生。谷正文自诩：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书的序言是李敖写的，连李敖这样的强梁人物，都不得不折服惊诧于传主的聪明、干练、慧黠、奇宕和狠毒，而且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除去过去公开披露的历史事件外，书中也有大量揭发他主子恶行文章，如亲自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安放炸弹将何的女儿炸死、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到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毒死白崇禧等等，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实，读来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