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十分强调人的“心”之统帅作用，他认为儒家经典不过是对“良心”运用的各种例证所作的叙述，按他的观点，为学目的只是实现道德的境界，而经典的学习并不能直接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他提出了“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等命题。陆九渊并不完全反对读书，在他的语录中曾说：“某何尝不读书，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他还批评了不读书的现象，认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只是他要强调“发明本心”，而经典研究不能必然增进人的道德，所以就认为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曾与朱熹在学术上展开多次争论，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在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的“鹅湖之会”上，陆、朱关于治学方法和修养方法的辩论（参见本书“陆九渊”条）。

陆九渊从不著书，他基本上是通过讲学的方式对他学生发生作用。由于陆九渊善于演讲，吸引了不少学生，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弟子属籍者，至数千人”（《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陆九渊的及门弟子大体上集中于两地，一是江西，一是浙东。两地的弟子对象山学派的建树有所不同。江西的弟子著力于构筑学派门户，其中以傅梦泉、邓约礼、傅子云等为代表，史称“槐堂诸儒”；浙东的弟子折服于陆九渊的“本心”理论，着力于陆九渊思想学说的阐发，其中得力的人物是被称为“甬上四先生”的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由于朱熹与陆九渊的多次争辩，以后“朱学”与“陆学”两派的弟子长期形同水火，门户之见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