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在一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有相似之处。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能不计前嫌，选用俊才。如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李建成另一旧部王珪，降将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可谓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也是贞观时期被称为治世的表现之一。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攻灭东突厥汗国，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军攻打吐谷浑。次年闰四月初八，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击败吐谷浑军。唐军分兵两路，李靖、李大亮、薛万均等率军向北，出吐谷浑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向南，出吐谷浑之左。李靖的部下萨孤吴仁战于曼都山，斩杀吐谷浑名王。诸位唐朝将领在牛心堆、赤水源击败吐谷浑，俘获吐谷浑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隽，缴获杂畜数万。侯君集、李道宗在乌海击败吐谷浑，俘获名王梁屈葱。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收杂畜二十万；李大亮又俘获吐谷浑名王20，杂畜五万，到达且末西境。吐谷浑伏允逃跑，薛万均指挥骑兵追击，击破吐谷浑余党。士卒缺水，刺马饮血。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在荒原行军两千里，当地在盛夏也会降霜，缺乏水与草，士糜冰，马秣雪，路过星宿川，到达柏海之上。执失思力击破吐谷浑车重。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全国投降于唐军，伏允自缢而死，吐谷浑归附于唐朝。伏顺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白兰羌、吐谷浑，进攻松州。韩威率领少见人员去侦察吐蕃军，被击败。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牛进达、刘兰为副，率军迎战吐蕃。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唐军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松赞干布惧，退出党项、白兰羌、吐谷浑，遣使谢罪。派重臣禄东赞献金五千两、珍宝数百于唐朝，再次请求和亲。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亲，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行子婿之礼、非常恭敬。返回吐蕃之后，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筑城、建立宫殿供文成公主居住。唐太宗征高句丽返回后，吐蕃松赞干布上书称臣于唐朝，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 。”松赞干布还接受唐朝的册封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没想到唐军赶到，被吓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年），强盛时期的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后面的数万唐军还没赶到，李绩率领的3000唐军与3000唐朝下属突厥兵已经早诺真水与薛延陀军大战。3000突厥兵与薛延陀军交战，不胜，突厥兵撤走。薛延陀军与3000唐军交战，射伤了唐军的马，李勣指挥唐军执长槊攻打薛延陀军，薛延陀军溃败，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薛延陀军失去马匹，不知所为，唐军大破薛延陀，俘获超过5万人，薛延陀的甲仗辎重也大量被唐军夺取，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辎重难以抵抗大雪、十分之八被冻死。唐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李勣率领的只有数千唐军骑兵，已经使你们狼狈到这种地步。回去告诉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唐太宗说：“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率领1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营州都督张俭击破高句丽军，斩首数千级。李勣等攻占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市），获二万馀口，粮十馀万石。张亮攻占卑沙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获男女八千口。李勣、李道宗又击败高句丽步骑4万，斩首千馀级。车驾渡过辽水，唐军李勣攻破辽东城（今辽阳市区辽阳老城东北隅），杀高句丽军1万多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唐军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军，斩首千馀级。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领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与唐军发生大战。唐军打败高句丽、靺鞨兵，斩首二万馀级。延寿等将领率领剩余军队依山自固，唐军包围了他们。延寿、惠真率众投降于唐军。唐军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兵器。高句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都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唐军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唐军斩首高句丽军四万多级，唐军死了接近二千人。唐军攻打安市城（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营城子镇）时，因为“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师返回。唐军耀兵于安市城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之后，唐太宗派李绩、牛进达、李海岸攻打高句丽，也都取胜了。

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向后攻灭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薛延陀汗国，并且将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还打败高句丽、吐蕃，吐蕃称臣于唐朝。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即使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诸部也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王孝通，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数学家。

孙思邈，唐朝医学家，时人尊为药王，著有《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

吕才，唐朝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全才。著有本土因明逻辑学著作。

李淳风，唐朝数学家、天文学家，贞观七年（633年），李淳风通过改进传统浑仪，创造性在赤道环上增加了黄道环和白道环，研制出当时绝无仅有的“三重环”浑天仪，名为浑天黄道仪。贞观十五年（641年）撰研究浑天仪的《法象志》[5]。注释《算经十书》《推背图》《典章文物志》《秘阁录》《乙巳占》等书。指出《戊寅元历》的错误。又以刘焯的《皇极历》为据，编成《麟德历》。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通典·卷七》：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馀万户。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册府元龟·帝王部·宽刑》：贞观十六年，天下户口千六百万。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永徽三年，今户三百八十五万。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唐太宗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十八学士，有助于唐初儒学的发展。到即位后，更在京设弘文馆，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当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贞观初年天灾频繁，在唐太宗李世民勤勉安抚下，灾民前往各处就食而没有怨言，在贞观四年迎来大丰收，流亡各处的灾民都回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有二十九人，外面的大门经常不关，行旅的人不用带粮食。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此后二百余年的基业。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在位期间先后对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高句丽等周边各国用兵，修建少量宫殿，这些都会损耗民力，增加百姓的负担。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对其告诫并自我批评道：“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错误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些都是我所犯的过失。”

唐·魏征：“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

唐·吴兢：“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以来，未之有也。”

五代刘昫、赵莹等《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北宋·欧阳修：“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北宋·司马光：“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北宋·苏辙：“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

北宋·范祖禹：“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为太宗乎？及其成功，复归于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曾巩：“法度之行，礼乐之盛，田畴之制，详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近人曾有学案争议，最后多方核实，此段是说太宗超越前王，而非不及）

北宋·何去非：“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

北宋·胡寅：“两汉盛时，太宗所可及也。禹、汤、文、武之业，岂不在所希慕乎！”

南宋吕祖谦：“当时之治，不唯贞观而已，虽并隆于尧、舜可也。”

南宋陆九渊：“太宗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功业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听拂逆之辞于畴昔所恶之臣。呜呼!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庶几于三代之王者乎？”

南宋真德秀：“后世人主好学者莫如唐太宗，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

郭思贞：“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顺人之道，尽乎仁义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资，克敌人如拉朽，所向无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

元吴澄：“三代以后享国之久唯汉与唐，唐之可称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创业守成之事，纳谏求治励精不倦，其效至于米三钱，外户不闭，故贞观之盛有非开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为唐三宗之冠。”

元·戈直：“至于后世之君，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然屈己以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以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人之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禹以本固邦宁为难，汤以时沈克终为难，太宗身兼创业、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满，而以其未能者为惧，其致贞观之治也哉！”

明太祖：“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明季历代论书汇编，有评价唐太宗：“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谦虚纳谏，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俭爱民，后世人君之德未有过焉者也……后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至精至妙，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明·赵弼：“（太宗）传三百载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贤良之宰辅，内有长孙之贤后，致治之美庶乎？ 成康秦汉以来皆莫及也。实天之时四夷入仕及朝贡者数百人皆痛哭剪发势面割耳流血洒地，非有得于华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汉以来功德兼隆一人而已”。

浚仪国史修文志：“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以来，未之有也。”

明宪宗：“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也，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有治未纯也。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为行远登高之助也。”

张绪通：“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柏杨《中国人史纲》：“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