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e-ae/aix=ad/aix-as/aix取决于持有的商品价格上涨时预期通货膨胀率πe，它的值是稳定的。弗里德曼不同于凯恩斯之处之一是弗里德曼将货币和商品视为替代品，商品和货币互为替代品的假设表明，货币数量的变动可能对总产出产生影响。所以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是决定货币需求主要因素，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永久性收入的稳定导致了货币需求的稳定。

《1873年铸币案》

第一：

美国历史上通过的《1873年铸币案》，白银作为货币的法律地位被取消。1792年以来，美国法定实行金银复本位货币制度，由于金银本身的法定比价与市场比价不一致，黄金市场价格高于货币法定比价，因可自由铸币或回炉成金属，黄金就进入商品市场而没有成为实际货币，白银是直到1834年事实上的货币。随后，1834年美国又通过了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法比价调整法案，它使得黄金作为货币与白银的比价高于金在商品市场上与白银的比价（1850年美国加州和大利亚发现大金矿，加大了这一比价之差），这就又使得黄金成为了事实上的货币，而白银几乎退出了货币舞台。这样不同货币本位的两个历史阶段，说明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即场比价较低的金属成为货币，而比价较高的金属回到商品世界。在这种格局下，货币数量是变化着的，它们影响到了商品的价格。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1792年到1834年，此间白银是实际货币，由于白供应量相对充足，货币数量不存在短缺问题。但1834年开始，白银逐渐退出货币领域，货币供应就只有黄金了。因黄金自然产量有限，货币数量短，结果必定会是商品价格下降。这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

历史有了另一种行进方式。唯一黄金本位货币情况下，通货紧缩对于经济发展不利，为了增加货币数量，美国出现了不可兑换的纸币。这说明，通货紧缩如果不能因为白银再币化，就会导致货币脱离黄金形态走向纸币形态。加上美国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政府不得不扩大开支，从1862年开始通过印刷机印制了大量的绿背纸币（Greenback），结果就有了黄金和纸币并行流通的现实，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战时的价格水平达到了战前的两倍多。

1873年通过的取消白银货币法案，有点历史的怪异性。本来，在金银的货币法定比价低于金银商品的市场比价情况下，黄金作为货币更合算，白银几乎自动地退出了货币领域，这时黄金就是实际上的单一货币。这项法律的通过，不再允许白银成为货币，结果完全切断了白银可以按照商品市场要求再成为货币的通道，货币的数量就完全彻底落到黄金一种货币身上了。一方面它导致了商品价格的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它引导出了不可兑换纸币历史的开端。由于白银不再是货币，1873年至1896年，美国的实际价格水平按1.7%的水平一直降。由此而来，货币数量的足，推动了美国不可兑换纸币的历史发展进程。从那时开始，美国人发行不可兑换纸币的历史就没有再停止过，美元钞票至今还有“绿背”的叫法就是明证。也是从那时开始，世界上被称为严重的、恶性的、奔腾的通货膨胀都相继地出现过。白银购买计划

第二：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导致中国结束了银位的货币制度，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实行白银购买计划。这使得美国的白银作为货币的数量大大增加，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32年到1937年，白银购买计划促进了美国的货币增长，引起物价上涨，一般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四，批发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农产品价格涨了百分之七十九。同时，白银购买计划得中国的白银大量输出，导致了中国严重的通货紧缩。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白银的输出，引起货币数量的急速减少，市场物价下降使产出受到严重影响，国民党政府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就取银本位制而代之了。对于弗里德曼来说，这两个历史片断的特殊意义在于：一，金属货币情况下，同样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出现，货币数量对于商品价格的从古到今的影响都是绝对的；第二，金银本位货币演进到不可兑换的纸币，银货币数量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金银货币数量不足带来了纸币历史的开端；第三，不可兑换纸币的数量没有了自然产量的限制，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就不再有边界了，相比较而言，通货膨胀更容易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也时有可能发生。

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英国经济学家休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提出了现金交易论，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提出了现金余额说，其门徒庇古提出剑桥方程式。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使货币数量论的势头减弱。50年代起，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核心的货币主义流派倡导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主要著作有：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1956）货币稳定方案（1959），《价格理论》（1962）等。

最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J.博丹。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南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致使欧洲市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史称“价格革命”）。博丹认为，白银流入是货币价值低落的原因，货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的数量。以后意大利经济学家B.da万萨蒂、G.蒙塔纳里、英国哲学家J.洛克、法国哲学家C.-l.d e孟德斯鸠,以及后来英国哲学家D.休谟、经济学家D.李嘉图、哲学家J.S.密尔等都阐述过类似见解。

早期货币数量论注重对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及货币价值之间关系的质的概括。万萨蒂认为，货币数量增加，货品价格自然上涨。蒙塔纳里则将交换的货品与流通的货币相对比表明价格的变动，而且他认为有一般物价的变动与个别物价的变动之分。洛克从货币的供求关系方面分析，发展了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价值高是因为对货币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孟德斯鸠认为银币是商品的符号，商品也是银币的符号，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的价值关系，因而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动，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动。休谟认为，一国流通中的货币，不过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商品的价格并不决定于一国所有的商品与货币的绝对数量，而是决定于上市的或行将上市的商品数量与流通中的货币量，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多，商品价格就会同比例提高。

李嘉图是劳动价值论者，曾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其生产及运到市场上所必须的劳动量。但是在他看来,货币与其他商品一样也具有双重价格，即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货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市场价格是货币供求不均衡时的价格。他继承了洛克的观点，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因而在货币需求既定的条件下，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供给。而且他认为流通中的货币只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而不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一旦货币投入流通都要用于购买，不论它是金属货币还是银行券，因此货币供给过多或过少时，都要引起货币价值的变化。

密尔集早期货币数量论之大成，认为货币只不过是“一种机械”，有了它能够迅速而便利地交换，没有它也不过使交换缓慢和不便而已。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货币的价值既决定于货币的供求，也决定于市场商品量。货币供给即流通中的货币量，货币需求即市场上的商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一定时，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市场上的商品量；当市场上的商品量一定时，货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此外，他还认为物价与货币数量的增加同比例上涨,若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两倍,物价亦必上涨两倍。若货币量一定而商品减少，物价亦产生同样的结果。密尔特别强调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价值的影响，指出：假定市场上的商品及此商品转卖的次数为已定的量，则货币的价值便决定于其数量及其在一定期间内辗转使用的平均次数。

近代西方货币数量论除了注重对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及货币价值关系的质的认定外，还注重对它们关系的量的分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D.休谟（1711～1776）、美国I.费希尔、英国A.马歇尔、A.C.庇古和J.M.凯恩斯。

休谟是18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者。他把货币数量说作为反对重商主义关于通过国家干预以积累金银货币这种主张的重要依据。他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完全靠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才有自己的价值。一国流通中的货币，不过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商品价格就会同比例提高。所以人为地增加货币数量，对一国并无好处。

休谟在之前的理论基础上更对这一货币理论进行了一番润色。当时，北美金矿被发现，金属货币量突然增加，使物价水平上涨。休谟抓住了这种外观现象而作出货币数量说的结论。他对金量的增加与商品价格的腾贵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主张商品价格水平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所决定。

在费希尔之前，美国天文学家 S.纽科姆 1886年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曾把物价水平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表述为社会流通方程式VR=KP，式中V为货币流通量，R为通货总量的流通速度，K为通过货币交易的商品量与劳务量,P为物价水平。1907年,美国经济学家E.W.凯默勒将纽科姆的方程式演变为：

1911年，费雪在其代表作《货币购买力：其决定因素及其与信贷、利息和危机的关系》中提出现金交易方程式。指出，在商品交易中，买者支出的货币总额总是等于卖者收入的货币总额，如以M代表货币供应量，以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以P代表物价水平,以T代表社会交易量，则：

MV=PT

费雪认为M由现金和活期存款组成，因而：

M = M1 + M2

V = V1 + V2

费雪认为,在P、T、M1、M2、V1、V2这六个因素中，T、V是比较稳定的,是个常量,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和技术情况，不决定于货币的数量，虽然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人们的支付制度和支付习惯,而且二者是相对稳定的;M、P是不稳定的,是个变量，因为M是由货币管理当局控制的,而在T、V相对稳定的情况下，P不能不受M的影响。他指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随流通货币量的变动成正比例变动。货币数量决定着物价水平,而不是物价水平决定着货币数量。他还分析了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这一因果关系的传导机制，指出：从货币量的增大到物价水平的上升有一个过渡时期，有许多短变动。在过渡时期一定的阶段上,M和P都在增大，但不会按同比例增大,P的上升相对地会大于M的增加。利率的变动会滞后于物价变动，当M停止增长或虽然继续增长但增长率有所降低时,物价上涨幅度缩小,但利率仍然高昂，这样实际利率便上升。而实际利率上升，会影响企业信贷规模和资金周转，从而影响物价水平。

马歇尔与庇古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认为，人们以货币形态贮存起来的财产和收入是“人们愿意保持的备用购买力”。这部分购买力的高低决定于以货币形态保持的实物价值。因此，不管一国供给多少货币，其货币的总价值只好等于以货币形态保持的实物价值，其货币的单位价值决定于货币数量与以货币形态保持的实物价值的比例。他强调人们持有货币的时间和数量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进而对币值的影响，这样便把货币量与物价、币值关系的研究引导到货币需求上来，这是在费希尔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一个进步。1917年他的学生庇古在英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货币的价值》一文，提出了现金余额方程式，即剑桥方程式：

M=kPy

式中M为人们持有的货币量,k为货币量与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之比，P为最终产品和劳务价格的指数，y为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庇古提出现金余额方程式的思路是：社会每个成员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运用的资财，是他们在这个时期中的全部收入，在其收入中一部分以现金形式保存时，引起对现金的需求。但对现金的需求与全社会成员的收入之间有稳定的比例关系。他指出:若全社会在一个年度中的平均现金余额为M,则ky/M是每一个货币单位的实际价格,即每一个货币单位所能购买到的实物商品量，也就是货币的购买力。所以现金余额方程式与现金交易方程式的结论基本相同，即物价水平决定于货币量,与货币量的多少呈反方向、同比例变动。但是，这两个方程式有不同的经济意义：现金交易方程式中P表明商品价格;强调V不变时M对P的影响；着眼于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和货币的交易，没有纳入货币的需求。现金余额方程式中P表明货币价值；强调ky不变时M对P的影响；着眼于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纳入了对货币的需求。

凯恩斯赞同现金余额货币数量论，但认为以小麦数量去表示货币的价值并不能反映物价水平。他认为一定数额的购买力应当以某几种标准消费品所构成的一定量来测定。凯恩斯把这几种标准消费品的一定量称为消费单位。假定人们手中用以换取消费单位的一定数量的现金为K，社会流通的货币数量为n，则消费单位的价格为p。对此,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提出了“真实余额”数量方程式：

n=pK

若K不变,则p与n同升同降。但购买消费品的不都是现金，还有银行存款，而且银行为了保证顾客提取存款必须保有一定的准备金。假定K 和K'为公众所要求的现金消费单位和银行存款消费单位，p为一个消费单位的价格，r为银行现金准备和存款的比例，n为现金总量,则上述方程式应改为：

n=p(K+rK')凯恩斯认为，K 和K'的量一部分取决于社会财富，另一部分取决于人们的习惯，其数额都是变动不定的，K和K'在繁荣时期有减少的倾向,在萧条时期有增加的倾向,而r一般是稳定的，n则能够由政府调控,若政府对n从而对r、K、K'进行直接或间接调控，就不难影响p。

凯恩斯与费希尔一样，都主张通过金融手段去影响物价，从而缓解或者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

凯恩斯的方程式与现金余额方程式有相似之处，即人们手中保有的现金余额都是以一定的“实物量”（马歇尔、庇古以小麦数量为单位，凯恩斯以几种标准消费品的一定数量为单位）计量的，只不过现金余额方程式中的k是一个相对数，而凯恩斯方程式中的K是一个绝对数。以一定的“实物量”计量人们手中保有的现金余额是要表明:实物经济的规模决定了对货币数量的需求,而货币数量的供求对比、决定货币的交换价值，即购买力，从而决定物价水平。可见，凯恩斯方程式实际上保持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观点。

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论不是关于产量、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的理论，而首先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M.弗里德曼。1956年，他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中提出的货币需求函数，后来他又将它扩展。

货币需求函数的经济意义是：单个财富持有者的货币需求决定于三类因素：

①财富持有者的财富总量或总收入,即y和w；

②各种形式的财富的价格与收益,即rm、rb、re、(1/P) (dP/dt)；

③财富持有者的偏好即u。

弗里德曼认为，若将M、y、w分别视为人均持有货币量、人均真实收入、人均财产收入，则这一货币需求函数公式可应用于整个社会。

弗里德曼提出这样的货币需求函数式是要表明：

①货币需求与其决定因素之间具有极为稳定的关系；

②货币需求独立于货币供给，即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与货币供给完全无关，还需要建立一个货币供给函数，才能完善货币分析。

在弗里德曼看来，由于货币需求函数是极为稳定的，因而物价的变动决定于货币的供给。从货币供给的变动去研究对物价的影响是货币数量论的特点。不仅如此,货币供给的变动还影响产量和名义收入,但货币量的增长对名义收入的增长的影响有一个时间间隔，因为名义收入是个综合性指标，它包括价格和产量。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先影响产量后影响价格。这一点又区别于早期的货币数量论,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假定充分就业,即假定产量不变。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象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其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P)d=f(r,Yp,h,ze,u)

其中，M/p是实际货币需求，r是一组收益率,如债券利率和股票市场收益。YP是永久性收入，h是人力资本对非人力资本的比率，ze是预期通货膨胀率，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只要货币需求函数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将引起价格水平的变化；由于货币具有作为商品的媒介的功能，使它具有很高的生产性，这种生产能力同现金余额持有量的实际规模直接有关，因而确定了资本存量规模，M/p的扩张就会增加总产出。任何理论的成立都包含一定的前提假设，现代货币数量论也不例外。这里我们不打算探讨其理论自身的前提假设，而是要着重揭示现代货币数量论隐含的前提假设，即:经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运行；资本市场是完善的；经济运行中各经济主体产权边界清晰，行为独立。正是在这一系列假定前提下，货币主义者得出了上述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结论一一价格水平会随货币量的增加而上升；实际货币量的增加会导致实际产出的增加，即增加货币即可促进经济发展。

费雪着眼于货币的流通手段功能，认为货币旨在用以交易。因此，他是从有多少货币服务于商品交易的角度来说明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的。他的货币定义：包括金银货币、银行券、政府纸币、辅币、存款通货等凡具有“货币的购买力”的货币。他认为，如果先将存款通货除外，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包括：①流通的货币数量。②流通货币的效率，即货币流通速度(一年内同一货币与商品交换的平均次数)。③商品交易数量。这三个因素与物价水平的关系，费雪用方程式表示。假定以M表示流通的货币数量，V表示货币的流通速度，MV即为用以购买商品的货币总量。再假定一年内所交易的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为p，p′，p″……其交易量为q，q′，q″，……则得：MV=pq+p′q′+p″q″+……?即：MV=Σpq。如果以P为p的加权平均，以T作为q的总计，则P即表示一般物价水平，T即表示社会商品总交易量，因而上式可写成：MV=PT，右方为交易总值，左方为货币总值。

马歇尔的观点，由他的学生、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7)加以系统化，并用方程式予以表述，即：M=KPY或P=M/KY。这一方程式称为现金余额方程式或剑桥方程式。式中，M代表一国的货币供应总量；Y代表实际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值即总产量；P代表平均物价水平或货币价值的倒数；K代表人们手中经常持有的货币量(现金余额)与以货币计算的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例。剑桥学派注重分析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认为K将由于以下原因而变动：人们的财富有三种用途：(1)投资于生产，以获取利润或利息；(2)用以直接消费，以得享受；(3)保持货币形态，使其成现金余额，以得便利与安全。这三种用途互相排斥，必须权衡利弊而作出最佳选择。当人们感到保持现金余额所得利益大于因放弃投资和消费而受的损失时，则必然增加现金余额。相反，则要减少现金余额。由此可见，现金余额说的最大特点在于重视了人的行为因素——持币动机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价值或物价水平的影响，它为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维。无论是后来凯恩斯的货币资产需求论，还是费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稳定论，都受益于剑桥学派的这一重大贡献。

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现象。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其经济具有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性；另一方面，在其金融领域，也相应存在着“金融二元机制”，即在有组织的货币市场和无组织的货币市场之间，货币需求存在着不同行为。前一市场由于存在货币的投机需求，因而对利率比较敏感。如果以M.代表货币投机需求，r.为利率,则其运行机制为：

r.↑→M.↓或r.↓→M.↑

但在后一市场，人们重视实物资产的风险和报酬，所以对利率的变动不太敏感，即：dMd/dr，该式表明利率升降率大于货币需求的降升率。这是问题的第一方面。其次，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一般可以表现为由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并不一定必然引起价格水平的上涨。拿中国情况来看，1979~1984年期间，由于农村的体制变革，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情况，中国经济逐渐货币化。在这一期间,流通中货币大约每年超额发行13.5%，但通货膨胀却并不显著，反映了超额货币供给量被经济的货币化所吸收。

再次，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增加货币数量，并不必然会促进实际产出的增加。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经常受到旧体制的束缚，其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体制的过渡性，成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例如在中国，大量国有企业长期亏损，政府和银行通过财政补贴或优惠信贷不断给其投入大量货币，但由于企业制度的落后和经营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并没有使其摆脱亏损，实际产出可以说是个负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二元机制的存在，利率这个变量并没有起到现代货币数量论所强调的那种重要作用。因而，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培育和健全金融市场，消除市场分割性，逐步使金融机制一元化。唯此，才能使利率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必须考虑到经济货币化问题。特别是中国，由于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经济非货币化程度极高，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其货币化程度必然加深，也就要求有足够的货币供应量与其相适应。否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及市场化改革。

在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量往往比货币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要大。就中国来看，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是来自于货币量的增加，而是来自于体制变革。如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资金还是那么多，工具还是老样子，可产量却大幅度地增加了，因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原有体制进行变革。而且，就货币数量论的隐含假定前提之一一一经济主体产权边界清晰，行为独立，结合当前中国情况看，金融改革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产权的界定，中国几次金融领域中出现的混乱，究其深层原因，都与金融产权模糊有关，这正严重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领域的深层次制度创新就在于金融产权的重组与界定。

总之，弗里德曼所创立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为我们提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视角.然而，现代货币数量论给我们提供的是一“参照物”而不是一枚“指南针”，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现代货币数量论得以成立的隐含假设前提，正是我们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达到，只有一条途径一一改革。现代货币数量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无论是产权边界明晰、行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确立，还是市场经济的成熟，这些都需依靠改革来达到。改革，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

经济发展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又突出反映于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因而,各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于其本国情况的货币理论以指导其经济发展，就成为了突出重要的问题。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经济，因而,，在现代经济学中货币理论流派众多，可以说,每一位经济学大师都有其自己的货币观。而在这流派纷呈的货币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创立的货币主义一一现代货币数量论。

这里通过对现代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分析及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现实考察,提出发展中国家不应照搬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不是“指南针”而是“参照物”。各发展中国家应结合本国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改革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强调货币需求的财富限制，他的一些观点对于正确分析我国的现在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作用。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多数消费者的预期永久性收入减少或增长缓慢，结果低收入者手持货币减少，以储蓄的方式储蓄货币，使商品和货币的替代率下降，一方面造成商品存货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人们无力消费或减少消费。央行的几次降息，对人们的货币需求影响很小，储蓄存款的持续增加便说明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