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学须当先明义理

为学先明义理。义理人心所固有，只为昏昧丧失。圣人千言万语，无非欲人

明善复初；今只视为语言文字，为博取浮名之具。仁义礼智，竟若吾胸中未曾有此；日读圣贤之书，竟若生平未曾闻此语。圣人教人审富贵，安贫贱，不耻恶衣恶食，学不干禄，是要先去利禄之见，然后可以为学。今却为此而学，是念头已相背驰，却又将圣贤所谓“务实行，不务虚名；修天爵，不要人爵”等语，装成一套好话，即以为干进之资，圣人在天之灵，真是无处申此一段冤抑也。

夫言，心之声也。当即执笔为文，谈忠孝节义，辩天人理欲，津津有味，凿凿不爽；乃存心行事如出二人，一旦临小利害，便立脚不住，咄咄怪事！且今为诳语以欺人，有时觉悟，不胜愧悔。今为文，言行不相顾，视为固然，恬不为怪，此则俗学之弊深中人心也。

今要将平日所读圣贤之书，另换一个意思细读，看他说些甚么；如耳提面命，自己虚心领受，句句体贴到身心上来，从容潜玩，惕然警省自觉，另有一番滋味。如此，则尊闻行知，便日进于高明光大，人品学问文章一齐长进。

二、义理即日用事物当行之理

所谓义理者，非元妙也，只日用事物当行之理耳。前贤欲人体之于身心，故

不殚丁宁反复；《近思录》《性理精义》所载读书之法，致知力行之方，操存涵养之要，无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示真诀，毋庸赘述。惟在诸生读书之入乎耳，存乎心，体之身；若又只当语言文字看过，亦复何益？

泰山孙明复有诗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饥时渴饮无休时；若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此正人禽之界，且是人生立身行己，舍此更无别法。

《书》曰：“惠迪吉，从逆凶。”周子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洪范》以“攸好德”为五福之一。心安理顺处，便是福。作德，心逸日休，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公而溥，无入而不自得，福莫大焉！反是，则心劳日拙。周子曰：“邪动，辱也甚焉！害也。”吕成公曰：“仁义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则亦何苦舍天理之安，而即人欲之危乎？

三、为学不只是读书

为学，亦不只是读书；如以为读书而已，则开卷是学，掩卷即非学耶？朱子

谓“不可分良心、日用为两件事。”今亦不可分读书、日用为两件事。

一言之失，非学也；一事之失，非学也。人不自检点，一任气质用事，便不见得自己不是。试留心检点，方知过端不少，要时时提醒此心，涵养久之，则气质可变化矣。

四、《大学》规模宏远

《大学》规模宏远，首举“格致”，盖义理精微，非积累之多不能贯通。若眼前是非得失，即途人亦知之，何况学者？惟是，一念天理之发，转念即为嗜欲，昏蔽因循，苟且之念随之而生，故明之而明昧之。《中庸》言“致曲”。《孟子》言“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张子谓“正心之始，当以心为严师。”朱子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皆是日用紧切功夫。

五、读书先须收敛身心

读书，先须收敛身心，心不妄动，乃能涵蓄义理，有安顿处。惟是，此心之灵，非可强制。程子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若于视听言动之际，刻刻收敛，不教任意轻肆，则不劳强制，此心自渐宁一。以之观理，自能悦心研虑；以之处事，自能随事观理，不致气质用事。工夫若无间断，当有日进无疆之益矣。

六、读书应循序而有常致

读书，先读《近思录》、《性理精义》，乃见义理根源，并知圣贤言语于吾身有切实受用处。朱《注》一字不可遗。朱子自谓“一生精力无一闲字”。“闲字”皆紧要字，内注训诂本文，外注多引程子及诸家议论，文字皆与《正义》相发明。今乃大肆删削，罪过不小。

或问：“语类及诸家之说？”篡要抄读，以次渐及诸经子史，毕一书，再进一书，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皆可渐次贯通；农工商贾，皆习一业以终其身。

七、读书在明义理，不惟博取科名

读书，但为博科名以为温饱之计，只是信命不过；不知有幸不幸焉。若以贫为虑，莫若治生。许鲁斋曰：“学者以治生为急。”治生，乃本分内事，与为学不相妨；不治生，则饥寒所迫，便立脚不住。古人贫贱时，耕稼陶渔，版筑负贩，不耻为之，此自食其力，非辱身贱行也。

程子云：“但营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如有附郭之田，自可力耕而食；不然，昂藏七尺之躯，竭其聪明才力，便精一长一技，皆可自赡，何致假圣贤义理之学为温饱计乎？

八、其学也为已，其仕也为人

读书欲博科名，渐希禄仕，以为救贫之计，亦自知迂矣；然而所志在是，以此为荣，故读时文则兴致勃发，读古文则倦而思卧。贵游子弟，丰厚之家，其志亦不外此。得之而趾高气扬，不得则垂头丧气，固由所见之鄙，亦因溺于流俗。

束发授书，父兄望之以此，但得一第，便以为成材。师长祝以此，讲解时文，之外别无他说。自少至老，只知读书是为科名，不知圣人千言万语，未尝一言及此，开口便说“在明明德”，深斥患得患失之鄙夫，而以求富贵利达者为可羞可泣。非不近人情也，盖以学者先严义理之辩易，每言志行正也，必先将富贵利达念头一齐放下，然后心地光明俊伟，可与入尧舜之道。

若浑身在利欲中，便将天理良心消融殆尽。平居，锱铢必较，损人利己，甚至同室操戈，得一官一职，惟饱私囊。平生大欲取偿于此，岂有一念与穷民痛痒相关？国家亦安利此等人而用之？

然则，今日书院之设，君恩亦优渥矣，将以养育英才，以为异日之用，非豢庸流也。诸生今日读书，惟在收敛身心，寻味圣贤格言至论，将义理浸灌胸中，渐渐涤除自私自利之见，　不汩没于流俗，庶几浩然有以自得，介然有以自立，异日当官，自能有所树立。陈白沙云：“其学也为己，其仕也为人。”为人其仕也，为己断不爽矣。

九、土为俗，不可医

士为俗，不可医。所谓“俗”者，即夫子所谓“鄙夫”也。朱子特引许昌靳裁之之语于此《章注》内，为戒之意深矣。

今日读书，正要打破这个关头，除去“患”字病根；不然，虽终日读书，只成就一个庸俗见识，完全一个庸俗志愿，岂不可叹？然要除去此个病根，莫苦熟读《孟子》七篇。之中，反复譬晓，开拓人心胸，启发人志意，不啻暮鼓晨钟。余尝谓：士子每日清晨，将《孟子》“牛山之木”、“鱼我所欲”二章朗诵一过，旬日之间，必有介然独觉其进者；从此为豪杰之士，不难矣。若读书不勉为豪杰，将流为小人之尤而不自知，可不惧乎？

十、穷经将以致用

程子曰：“穷经将以致用也。”科举之制所求于士子者，体用备矣，盖假文以觇其实，非但以其文也。重之以书院之设，上谕以为兴贤育才，非以其文之不工而聚而教之也。国家亦安用此无用之虚文乎？

夫所谓“致用”者，何也？家之孝子悌弟，国之良臣，平日严一介之取与，异日必为廉吏；平日知内外轻重之辨，异日必重廉耻而轻爵禄；平居知吾不忍人之心所当体验扩充，异日必能爱民如子。

若夫古今利害得失之故，何一不关民生利弊？博考而深究之，皆致用之资也。天下无无用之体，惟涂饰“无用”之虚文，则直一无所用耳。

十一、学有根柢，则文为有用

学有根柢，则文为有用之文。义理之文于经济发之，经济之文于策问发之，此上之人所为于科举求人才也，然而难矣。即如时文以常人说圣贤分上事，非诸经传及先儒理学之书融会贯通，下笔安得有是处？

今诸生艳心科名，求速化之术，经传束之高阁，唇焦舌敝，日夜揣摩时文，而根柢浅薄，时文终不能佳，科名亦终不可得。流光荏苒，老大徒悲，此两失之道也。若　心实学，本深而末茂，实大而声宏，将卓然自成一家之文，取弟其余事耳。

惟是，理可兼得，心不可分营。程子云：“不怕妨工，只怕夺志。”朱子云：“才以得失为念，理会文字意思，便别。”故读书时，只专心理会圣贤义理，不可道将来作时文用；若只以为时文用，便成剽窃之学，理会义理必不透彻，文亦断不能佳。此正义利关头“为己为人”之别。宋人诗云：“从来剽窃为场屋，直是无由识古书；屈指几能官显达，到头剩得腹空虚。”可叹也！

十二、读书要有感发兴起之处

读书，最要有感发兴起处。每日将《小学》中嘉言善行看一两段，《孟子》理会一两章，不是说从前未曾读过，正恐饭从背脊梁上过了。如读《孟子》，不但言心性，言扩充，深切至到之言，切当实理会。如论“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即思我亦有此不忍之心未曾扩充得；论“与民同之”数章，便思是“强”、“恕”而行之学，即一介之士，岂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如此，即论政治，亦何往非论学也。

又如：言浩然之气，便思于心得其正时识取；论妾妇可羞，便思立定脚跟做人。长呤朗诵，是增长多少志气。又如：论舜之孝，号泣怨慕，至如穷人之无归，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程子又发明之曰“人情天理，于是为至。”便思古圣人处人伦之变尚且如此，我今安常处顺，何曾于父母兄弟间尽得分毫道理？则孝友之心油然而生。

世俗恃爱而骄，因利起衅，一种不堪，肺腑自然冰消雾释。读书直须如此感发，方为有益。善读者，推类以尽其余可也。

十三、读书先须打扫心地干净

圣贤义理，绝非卑鄙龌龊人所能领会。故读书先须打扫心地干净，决不为利欲昏蔽，然后，清明之志与圣贤气味，相近于圣贤所言，方看得人从此从容涵泳，便自有得处；由其自得发为文章，自然见地高远，理致亲切。彼口耳剽窃之学，更从何处捉摸？

十四、学者先器识而后文艺

学者，先器识而后文艺，然文艺亦可觇其器识。其人颓惰者，文亦散漫；勤敏者，文亦紧炼；粗浮者，文亦粗浮；沉静者，文亦静细；拘促者，文亦拘促；开爽者，文亦开爽；气质变化，文亦变化。端人正士之文，亦一望而知，气象自不同。若见地，则随所学而长，是做人又作文之根本矣。

初为《学约》，但随手写出，以示诸生，极知迂阔，雅不欲付之剞厥。但念义理，人心所同具，岂无有志之士闻吾言而感奋兴起者乎？且欲俾同志之士时备观览，故不忍弃也。

乾隆甲戌（1754）天中节后二日定斋记

（文章引自：贵州人民出版社《黔南丛书》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