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2日，费彝民接受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 “骑士荣誉勋章”，因此有 “新闻骑士” 之称。1988年5月18日在香港病逝。费彝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58年，主持香港《大公报》 工作40年，对香港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大公报》服务近一甲子、执掌香港版四十年的费彝民，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这份报纸。他曾说过，自己人生幸遇三位导师：张季鸾教他做记者、爱祖国;胡政之教他办报纸、管全局；周恩来教他为国家办事，为人民服务。他“决心抛弃一切，撕毁出国留学护照，誓言投身报业，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担任大公报社长之后，费彝民依旧经常拍发新闻专电，撰写文章。

1987年5月14日，《大公报》出版第三万号时，在头版发表了社长费彝民写的《一万号到三万号》，追述了60年来续办《大公报》的经历，也充满深情地回顾了他与《大公报》的深厚情缘。这堪称是一部《大公报》的“简史”，亦是费彝民个人的一份“简历”。从一万号到三万号，他与《大公报》共同走过了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

1925年，17岁的费彝民刚刚从北京高等法文学堂毕业，进入陇海铁路总公所工作，与张季鸾相识。次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筹备“新记大公报”，便驰书邀费彝民赴天津工作。而费彝民因父母在堂，且原职务难辞而婉却。

但费彝民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1930年他调职沈阳，便由张季鸾聘为《大公报》驻辽宁通信记者。受胡、张二公“文人办报，办报救国”思想影响，他“决心抛弃一切，撕毁出国留学护照，誓言投身报业，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他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誓言。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隆重地庆祝出版一万号，冠盖云集，创下中国报业史的空前盛况。费彝民也提前写了一篇《谈大公报的使命》寄到报馆，发表在22日当天第十五版头条。

费彝民认为：“大公报馆可以说是一部分读者的一个大规模的、广义的函授学校，主笔先生便是大教师，报纸便是课本”。因此，《大公报》有“训导社会的使命”，特别是三点：介绍公民常识，鼓吹社会上有价值的行为或功绩，对事关国是的重大问题做系统的讨论研究。可以说，费彝民后来执掌《大公报》的新闻工作思想，也发轫于此。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费彝民挤上一辆难民火车，才得以返回天津，正式加入《大公报》。不料，旋即又赶上了天津事变。日军封锁租界，当时在旭街出版的《大公报》，无法运出。

在此次紧急事件的处置过程中，费彝民的才干得到充分展现。面对封锁，《大公报》报馆没有丝毫消极等待。胡政之和费彝民马上动身到法租界，多方奔走寻找新馆址，连夜办好了租房、登记等一切手续。张季鸾在日租界内指挥全馆员工通宵拆卸机器、字架，到新馆址重新安装，连夜编排。第二天《大公报》照常出版，运往全国各地。

费彝民后来说：“这是大公报第一次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抗日而做出的艰苦奋斗，在全国读者面前，表现了大公报同仁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大家爱国爱报的英勇气概。”

1936年4月，鉴于华北局势危急，《大公报》提前部署，创办上海版。费彝民被调至沪馆工作。1937年12月，上海《大公报》停刊，费彝民留守孤岛，其间曾担任《文汇报》主笔、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中文部主任。1945年6月18日，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为《文汇报》工作的费彝民等5人，后经营救获释，前往重庆《大公报》，直到抗战胜利后返沪。

费彝民的组织与管理才能，得到了胡政之的充分信任。1948年3月，胡政之率费彝民、李侠文等人赴港筹备复刊《大公报》港版。费彝民任港馆经理，担负实际责任。

3月15日，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复刊号报头下印有“第15934号，督印人费彝民”。复刊一个多月，胡政之病逝。1952年，费彝民担任香港大公报社长，直到1988年辞世。

担任大公报社长之后，尽管报馆内外事务繁重，但费彝民依旧经常拍发新闻专电，撰写文章。《大公报》是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的重要舆论窗口，而费彝民亦是一位沟通海峡两岸、国内国际的“超级联系人”。

1963年，香港上演了一次近代京剧史上史诗级的会面。已定居台湾的“冬皇”孟小冬，与来自北京的马连良、张君秋等人，在阔别十几年后首次重逢，而地点，就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会客室。正是费彝民的牵线搭桥，让孟小冬答应回港观看了马连良等人的演出，并畅叙友情。

很多难于蜀道的事，到了费彝民手中，似乎都变得游刃有余。《大公报》同仁赞誉他是“处理对外关系的第一流人选”(唐振常语)，就连一些对立人士，也佩服他是“统战高手”。

华人女作家韩素音曾对新中国抱有偏见，费彝民却成功说动她1956年回国。韩素音首次见到周恩来就被其人格魅力折服，以后回国与周恩来见面前后多达8次。

至于费彝民本人，与周恩来见面就更多了。他曾说“周恩来总理一生为公，鞠躬尽瘁，我先后蒙他接见五十多次……”1958年，有一次在中南海西花厅，“谈到大公报的时候，总理说：我们肯定大公报三点：一、大公报是一贯爱国的;二、你们是坚决抗日的;三、你们培养了不少有用的新闻人才，并为党和国家所用。”

费彝民说：“以我个人而言，过去六十年先后受张季鸾、胡政之两位前辈的训导：张公教我如何做记者、爱祖国。胡公教我如何办报纸、管全局。全国解放后，又蒙周恩来总理教我如何为国家办事，为人民服务。”

费彝民一生都忠于自己挚爱的《大公报》事业。图为费彝民手迹。(大公报)

改革开放之后，费彝民依旧奔走于香港与内地，为港商投资内地、香港回归、文化交流等，作了大量工作。

1982年6月15日，邓小平会见费彝民等港澳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首次正式通报：“到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主权……但对香港仍要继续维持自由港、贸易金融中心不变。”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费彝民出任副主任委员。

1982年3月，法国驻港总领事代表法国政府授予费彝民荣誉骑士勋章，并称赞他：“生活本身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关键是能够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亲人，忠于自己的祖国，而费先生正是这样的人。”如果还要加上一句的话，那就是，费彝民始终忠于自己挚爱的《大公报》事业。

费彝民被称为“报坛巨匠”，他不仅组织管理有方，亦是文章妙手，笔端既洋溢着激情，又富于理性的研判分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费彝民奉张季鸾之召，到天津面陈东北时局，撰写了长文《产业救国及其政策》，受到张季鸾激赏。从7月31日至8月2日，连载三天。这是费彝民早年在《大公报》发表的第一篇具分量的重磅文章。

而且张季鸾将其放在了紧随社评的显要位置。这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记者是莫大的鞭策。半个多世纪后，费彝民忆及此事依然引为“殊荣”，对张季鸾的栽培感怀至深。

这篇文章很敏锐地警醒国人建设“经济国防”。指出：“日本人最近提倡的预备来华设厂，挟其固有的资本与技术，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工，以中国广多的缺乏国家意识的消费者为对象，来与中国落伍的工业界决斗，在这样一个竞争中，吾国的产业界还有幸免的希望吗?”费彝民并提出了产业政策的原则，包括：做到“农业自给”和“工业准备”、利用现在欧美生产手段、均富社会等。

1932年，他又在《大公报》上发表《航空救国》等文章。“救国”，成为费彝民文章的最鲜明底色、最重要关键词。

1945年12月2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费彝民的《台湾周行》：“台胞虽受异族统治50年，但始终保持祖国文化，怀念祖国景物，光复之后，各地台胞欢欣鼓舞之热情，可于其疯狂庆祝热烈欢迎中见之。”

当时，费彝民与其他赴台北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记者，历时23天遍历全台各地。这是台湾与祖国分离了半个世纪后，迎来的第一个大陆记者团。在阿里山，记者团受到热烈欢迎。费彝民代表记者团致辞：“没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湾的美丽;没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湾的伟大;没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湾的富藏;没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湾同胞爱国的热烈。”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重返上海。费彝民担任副经理、社评委员等职。除了是报界翘楚，《大公报》在体育领域也留下了名垂青史的篇章。

当时，篮球运动兴起，报馆管理层敏锐地捕捉到风气，1946年初决定组织“大公篮球队”。此事由费彝民主持，他出面多番游说，终于打动了归国比赛的菲律宾华侨“群声”篮球队球星蔡文华、李世侨等人，加入“大公队”。领队由大公报编辑主任许君远担任。“大公队”人才济济，气势如虹，很快誉满沪上，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劲旅。

1948年伦敦第十八届奥运会，以“大公篮球队”为班底组建了中国篮球队，十名球手中大公独占六人。他们在奥运会上先后击败比利时、韩国、伊拉克队，创造了中国篮球史和中国奥运史的新纪元。

“大公队”后来还辗转东南亚各国比赛交流，大受华人华侨欢迎，对于推动中国篮球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