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16 18:01
苏联外交官，汉学家，中苏蜜月期间的苏方首席专家，官至外交部副部长，后任驻日本大使（1958-1962），驻联合国大使（1962-1968），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主权。还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俄文。
1912年生于皮亚委戈尔斯克一个工人家庭。其父曾在俄国内战期间为布尔什维克而战，费德林自幼即受到共产主义熏陶，是苏联少先队和共青团成员。他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系，师从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专攻中国古典文学。显然出于对中国的倾心和向往，他舍弃本名与父名，只留家姓，并按中国人取三字名的习惯，改称费德林。费德林于1939年进入苏联外交部，旋即被派遣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他先后在中国工作12年，从普通外交官擢升为文化参赞，直到大使。他目睹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目睹了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到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性转变。50年代中期，他由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升任为副部长，一直主管中国事务。1949年和1958年，他作为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先后参与了毛泽东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和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在北京的会晤。他是中苏关系从友好到破裂的历史见证人。1958年到1962年，他任驻日本大使。1962年到1968年，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这五年中，他的演说及演讲不仅反应苏联当时强硬的反美路线，也反应了苏联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不断扩大的裂痕（毛泽东曾是他早年在中国的亲密友人）。尽管如此，他在回忆录中自认，早在50年代中期，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伍修权
1912年12月，生于斯塔洛夫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
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
1939—1948年，于苏联驻华大使馆任职。
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屈原的生平与创作》，得到郭沫若指点。加入苏联共产党。
1950年—1952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
1952年，获得教授职称。
1952—1955年，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1953年，屈原公认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苏联各界在莫斯科集会，隆重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费德林在大会上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向苏联人民介绍了屈原及其诗歌。
1955—1958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1957年，获得高级研究员研究员，任职于苏联东方研究所。
195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958—1962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
1963—196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
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70年，任《外国文学》主编。在《外国文学》杂志举办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介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国际作家联合会的合作关系。
1971年，任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在“苏联中国学的迫切问题”学术会议上做题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和任务》的报告。
2000年，逝世，葬于保加利亚韦林格勒（他的妻子是保加利亚人）。
从40年代的重庆、南京到50年代的北京，他结识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众多精英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徐悲鸿、梅兰芳、赵树理、艾青
费德林研究屈原时间之长，著作之多，成就之大在苏俄汉学界首屈一指。他一生著作等身，发表专著35部，论文300余篇，其中大多是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编写了15卷本的《中国文学百科全书》。
他一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和分期、古典文学遗产和现代的关系等问题都有精辟的专著。费德林也是最早把屈原的诗歌翻译成俄文的苏联学者。费德林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著述较多。屈原研究是费德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
作为外交家，费德林的工作中心始终没有离开中国，1995年7月，费德林的著作《我所认识的中苏领导人》首先以中文在北京出版。费德林在外交界服务30多年，这本书是他的著作中的最后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关于其外交生涯的书，其他34本都是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专著。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首先是一个汉学家，其次才是外交官。
《屈原的生平》(莫斯科，1943年)，《论鲁迅文艺创作的特点》（莫斯科，1946年），《高尔基的文学遗产和苏联文学在中国》（莫斯科，1951年），《郭沫若》(莫斯科，1952年)，《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莫斯科，1953年)，《中国札记》(莫斯科，1955年初版，1958年修订版)，《论老舍的作品》(《苏联东方学》，莫斯科，1955年)，《中国古典诗歌(唐朝)》（《苏联科学院院报》，文学和语言类，莫斯科，1956年），《〈诗经〉的风格和中国诗的传统》（《苏联科学院通报》第17卷，文学和语言类，莫斯科，1958年），《伟大的中国剧作家关汉卿》(莫斯科，1958年)，《〈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莫斯科，1958年)，《中国记事》(莫斯科，1958年)，《英雄的史诗〈三国演义〉》(《东方学问题》，莫斯科，1960年)，《中国的大地和传说》(莫斯科，1961年)，《象形文字和造型形象性》(《中国、日本：历史和语文学》，莫斯科，1961年)，《旧中国文学中的自然哲学思想》(《哲学问题》，莫斯科，1961年)，《论中国文学艺术语言手段的特殊性》(《东方学问题》，莫斯科，1961年)，《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亚非人民》，莫斯科，1962年)，《日本札记》(莫斯科，1966年)，《中国神话题材的独特性》(莫斯科，1967年)，《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东方各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莫斯科，1968年)，《书经》、《诗经》、《易经》(《中国古代文学》，莫斯科，1969年)，《公元前18～前13世纪中国文学的起源》(《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莫斯科，1970年)，《时间的色彩：日本艺术的特点》(莫斯科，1972年)；《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任务》(《远东问题》，莫斯科，1972年)，《列宁和东方文学》(1972年)，《屈原的诗歌(独特性和全民性)》(《东方文学中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莫斯科，1972年)，《白居易诞辰1200周年》(《远东问题》，莫斯科，1972年)，《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莫斯科，1973年)，《革命的10年(1920～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莫斯科，1973年)，《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和任务》(《苏联中国学问题》，莫斯科，1973年)，《俄国中国学奠基者亚金甫—比丘林》(《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语言类，1974年)，《雨(1920～1930年代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莫斯科，1974年，翻译并作序)，《日本札记》(莫斯科，1974年)，《敦煌手稿》(《远东问题》，莫斯科，1975年)，《论中国诗歌的遗产问题》(《远东问题》，莫斯科，1976年)，《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莫斯科，1978年)，《文学笔记》(莫斯科，1980年)；《老舍和他的作品》(《老舍》，莫斯科，1980年)，《中国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1981年，英文版)，《中国的语文学问题》(《远东问题》，莫斯科，1981年)，《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时代》(莫斯科，1981年)，《鲁迅(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亚非人民》，莫斯科，1982年)，《保加利亚记事》(索非亚，1982年，保加利亚文)，《论屈原》(《远东问题》，莫斯科，1983年)，《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
1959年东京中国学研究院名誉院士。
1966年美国政治经济科学院院士。
1972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特邀教授。
1985年佛罗伦萨市意大利艺术科学院院士。
获得两枚列宁勋章，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一枚各族人民友谊勋章，多枚奖章。
毛泽东：作为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作为斯大林，毛泽东两巨头的翻译。一次，毛主席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两人在访问期间，接触非常密切。
回忆录里还提到一件事，当时一个上校给访苏的毛泽东的厨师送了一条鱼。因为俄罗斯人吃鱼时没有必须吃鲜鱼的概念，所以当时送的是一条死鱼，厨师，也可能是毛泽东的主意，拒不收鱼，把那位上校吓得要死，后来是费德林出面了解了情况才把事情结了。（有关此鱼的前因后果，流传着多种说法）
作为斯大林的首席中文翻译，他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版翻译工作。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作为赫鲁晓夫的中文翻译，他见证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针锋相对的紧张时刻。（一份不轻松的工作）
彭德怀：1955年5月，彭德怀应华沙条约国邀请，并经党中央批准前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彭德怀必须经过莫斯科。就在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电话，说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准备与他谈话。
彭德怀一听是军事问题，这在国与国之间是最机密的事情，不觉有些犹豫。但因为是赫鲁晓夫邀请，他不好回绝。
为了保密，赫鲁晓夫提出苏方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由刘晓大使参加，翻译由费德林担任，不得涉及更多的人员。赫鲁晓夫怕引起彭德怀的误会，事前让费德林向刘晓作了解释。当刘晓将这些话转告彭德怀，并听取他的意见时，彭德怀认为作为国际间的交往，应该尊重苏联方面的意见。
就这样，在有中国大使参加的情况下，彭德怀与赫鲁晓夫进行了有关军事方面的秘密交谈，回国后并将谈话的内容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专门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