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典赤·赡思丁

更新时间:2024-04-07 20:29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塔吉克族(元代统称回回),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全名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al-Sayyid Shams al-Din‘Umar,今译“赛义德·舍姆斯丁·乌马尔”)。赛典赤意为“先生”、“首领”,指圣裔;赡思丁意为 “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有“长寿”之意。原籍中亚不花剌(今布哈拉)。

人物简介

元代政治家。全名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1211-1279),出生于中亚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州首府,位于泽拉夫尚河下游布哈拉绿洲的中心地带)一个小氏族部落的王族世家。

元初,没落的布哈拉王族后裔举族东迁,归附大蒙古汗国窝阔台汗即位后,任丰、靖、云内(今大同呼和浩特一带)的都达鲁花赤,后改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

宪宗时任燕京路总管采访使忽必烈即位后,升为燕京路宣抚使

中统二年(1261),拜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统理财政,曾兼理发行中统交钞。

至元元年(1264),出任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后并节制陕西五路四川行枢密院所有大小官属。

至元十一年(1274),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把省会从大理迁到昆明,命第三子忠简王忽辛张立道率三千人,凿开海口石龙坝,清理疏浚了螳螂川的河道。

家族简介

赛典赤·赡思丁有五个儿子。长子纳速剌丁,官至云南省平章政事、陕西省平章政事;次子哈散,官至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三子忽辛,官至云南行省右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四子苫速丁兀默里,官至云南省平章政事。

个人贡献

治理云南

宝佑元年(1253年),蒙古军攻灭了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但由于镇守者皆为只懂军事、不知文治的将帅,因此,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愈突出,加之连年征战,水利失修,田园荒芜,边疆政局一时动荡不安。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形势,元世祖忽必烈特地选派时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赴云南履任新职。赛典赤抵达云南后,因地制宜地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首先,将原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区域改设为云南行中书省,后简称云南行省,在全省设置郡县制,把原统治全省的军事单位总管府、万户府、千户所改立为相应的路、州、县行政区域,从此,云南省这一名称、行政建制、新设立的省会中庆以及现在全省129个市、区、县中约60个或由赛典赤直接设置,或据他所设的路、府、州、县等名改称的各级行政单位,历元、明、清、民国至今700余年一直沿用。

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命第三子忠简王忽辛同张立道率三千人,凿开海口石龙坝”,清理疏浚了螳螂川的河道。为稳定控制水位、流量,又在位于今日海口中滩街旁滩岛上“修建了三座节制闸,凡二十一孔,以泄洪、蓄水,合理解决了不同时间‘泄’与‘积’的问题,并建立了相应的水利制度进行有效的管理。至今石闸仍保存完好”。

为了配合治理海口、螳螂川以及保护省会中庆城,由赛典赤亲自主持的盘龙江诸水系的水利工程建设也同时展开,当“泄”的治水方法收到明显效果后,又及时地采取了“蓄”的备旱策略,即兴建了松华坝和与之配套利用的人工河――金汁河以及银汁河灌溉系统。其余疏浚、治理过的还有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以上六河及螳螂川、海口的治理,前后共3年,直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始结束,昆明城郊西北至东北、东南及海口一带,形成了当时在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完整、最科学,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系统水利工程。

至元十一年(1274年)下半年,赛典赤率先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即按籍丈量土地,以新定标准征收赋税。

入滇伊始,在建立行省的同时,赛典赤开始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座孔庙的创建,每期增收至150名学生,当地少数民族“虽爨焚亦遣子入学”。

建立行省后,除省会中庆流官外,几乎所有的官员,基本都由原来的民族首领担任,同时按照规定,对能安抚地方,使境内太平无事者,3年一次保勘升官。

蒙军自1253年平云南后,继续进兵安南(今越南)北部。至赛典赤主滇时,战事仍时断时续,外交往来,常存芥蒂,元廷恩威并施,安南虚以委蛇,两国之间,一时关系失常。

元初,蒙军平定大理后,早在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就于自古属于中国、“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的金齿地区(今德宏州及保山部分地区)设立了金齿等处安抚司治理其他,后分设东、西两路。赛典赤建立行省时,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仍分属安抚司统辖。此后一段时期,滇西金齿一带,也和其余地方的民族部族一样,不断归附行省。引起了当时也正在向东渗透、企图争夺金齿控制权的蒲甘王朝的大为不满。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缅人以阿禾(金齿干额,今盈江县首领)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寨腾越(今腾冲)永昌(今保山)之间”,然后袭击大理。大理路总管段实指挥不足千人的精锐骑兵,从南甸(今梁河)直趋干额,充分利用“傍河”、“依山”的有利地形,击败了由蒲甘大将释多罗伯等统帅的“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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