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07 09:51
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东方红》第六场“伟大的节日”本为纯舞蹈节目，为增强祝贺新中国诞生的欢庆气氛，周总理决定在第六场前段加入一个男高音独唱，最好采用蒙古族的音乐风格同时以舞伴歌。由于了解到胡松华有刚刚从内蒙古草原“四同”式体验生活回京及独立编创《森吉德马》和《丰收之歌》的背景，周恩来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胡松华。
胡松华接到任务后，既激动又紧张，赶紧跑回驻地写完了歌词。等歌词审批通过后，他又跑回驻地编曲。为在当时的京剧“水旗舞”后创造出“闹后取静”的气氛，胡松华在歌曲开头创写了四句无词的新长调，为了表达周总理提出的崭新情绪，只有突破故习，创造性地将蒙古族长调和短调“联姻”起来。后段音乐筛用了草原民歌因素融汇演唱。就这样，胡松华哼唱编写了一夜，天亮时便把作词、编曲的歌曲定名“赞歌”上交领导。经过紧张的乐队配器、编舞及合乐排练等，两三天后，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观看了《赞歌》的演出，高兴地一遍通过。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
高举金杯把赞歌唱
美酒飘香 鲜花怒放
歌声飞出我的胸膛
英雄的祖国屹立在东方
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
各民族兄弟欢聚在一起
赞美中华的崛起和希望
《赞歌》是一首单乐段的歌曲，前有引子，后有尾声。引子是蒙古长调，这段长调因为极其自由，而且没有实词可以作依据来判断音乐旋律的运动，所以一般的人还难以断其句法。只有熟悉蒙古族音乐风格的人才知道它是四个大句。引子以蒙古长调中特有的小三度显示其独特的风格，而宽广的气息和自由的节奏也充分展示了蒙古族人民豪迈奔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性格。
两小节的音乐节奏提示人们，音乐进入正常的节奏内容――短调。抒情的自由板式结束之后，具有舞蹈律动的草原抒情旋律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觉。这就是A段8小节，共4旬，每句两小节。因为是4／4拍，加上速度比较舒缓，所以显得极其从容不迫。这时的旋律开篇就用了两个四度跳进――由低音mi到1a和由re至lJsol，第二句旋律则是连续的小三度进行――由mi至1]sol后再由1a到高音do。这时将这四句看成两个大乐句也是可以的，调式显然是羽调式。歌曲间奏6小节，给人较大的回昧空间，再重复一遍旋律，唱出新词，也使得整首歌曲的主题“人民当家做主，中华团结欢聚”更加深化；同时也在篇幅上取得一定的平衡感。因为引子虽为散板，极其自由，但并不是没有板，只不过是自由的板，这个自由的板还有很大的篇幅，因为如果中间主要段落太短也会有喧宾夺主之感，而且歌曲的结尾还有一个不短的尾声，所以中段唱两遍很有必要。
尾声仍然是一个长调性质的段落，虽然只有8小节，但歌手表演时很少严格按照歌曲的规定去演唱，速度也十分自由。这里仍然不再有任何实词，而是用蒙古族特有的抒情衬词唱出，展示出大草原宽广的胸怀，也与第一段形成一个呼应关系。
《赞歌》把蒙古的长调和短调结合起来创出新词，再配上新曲，词曲搭配十分完美。节奏自由、鲜明，旋律抒情，而胡松华的演唱是风格豪放，深情投入，绝妙的长调颤音技巧令人回味无穷。胡松华的演唱以蒙古长调为基础，又科学地借鉴了西洋发声方法。用深沉的气息、饱满的热情以及金属般光泽的音色，向听众传递了蒙古族人民的豪迈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