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

更新时间:2024-10-11 10:42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是德国文艺理论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曾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医学和神学。同狄德罗、歌德和莱辛都有交往。学术研究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艺、宗教、历史和语言学等。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间文学,试图从历史观点说明文学的性质和宗教的起源,并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解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著有《关于近代德国文学的断片》、《批评之林》、《论语言的起源》和未完成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还编纂民歌集《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作品

赫尔德的《民歌集》(发表于1778–79年间,后来版本改名为《歌中的民族之声》),是一部包含许多国家民歌译本的汇编集。在《人类历史的哲学观念纲要》(4卷,1784–1791年)中,赫尔德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并提出社会和文学类型也像人类一样诞生、成长、成熟和消亡的理论。

生平

德国思想家、作家。1744年 8月25日生于东普鲁士的莫龙根。父亲原是手工业工人,后当小学教师,母亲也是手工业工人家庭出身,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赫尔德念完中学后于1761年在莫龙根城一个牧师家抄写文稿。1762年一个俄国军医把他带到哥尼斯堡,在大学学习医学、神学和哲学。他听了康德关于自然科学的课,读了卢梭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结识了哈曼,哈曼的思想对赫尔德有很大影响。1764年经哈曼介绍在里加的一个教会学校当助理教师,1765年兼在教堂布道。这时他写出了《论德国现代文学片断》(1766~1767)和《批评之林或根据最近发表的论文的尺度对美的科学和艺术的一些看法》(1769)。这些论著受到莱辛等人的影响。

1769年,赫尔德旅行法国,在巴黎会见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回国路经汉堡时会见了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和克劳狄乌斯。1770年在达尔姆施塔特认识了梅尔克,在斯特拉斯堡又得以与歌德长谈。这次旅行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思想,完成了从启蒙运动到狂飙突进的过渡,在他的影响下德国掀起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

1771至1776年赫尔德在比克堡当首席牧师。在此期间著有《论语言的起源》(1772)、《论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诗歌》(1773)、《莎士比亚》(1773)、《这也是一种对人类进行教育的历史哲学》(1774)等,并开始收集民歌。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日后赫尔德思想的轮廓。

1776年,受歌德推荐,赫尔德到魏玛担任教会总监、首席牧师等神职,负责管理魏玛公国的教会和学校教育。他先后结识了维兰德和席勒,并为他们分别主编的《德意志信使》和《季节女神》撰稿。1798至1800年,与让·保尔结为挚友。歌德与赫尔德的关系曾几经波折。最早歌德视赫尔德为老师,但赫尔德到魏玛以后,歌德已在那里作官,多交结宫廷要员,他们二人关系一度疏远。后来重又修好,歌德曾热情支持和鼓励赫尔德写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赫尔德欢欣鼓舞,支持这场革命。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是法国大革命的反对派,他曾带兵参加普鲁士对新生法国的进攻。赫尔德同卡尔·奥古斯特尖锐对立,受到整个宫廷的反对和冷遇。对此歌德不仅态度暧昧,而且实际上站在宫廷一边,他们的关系再度破裂。晚年,赫尔德在魏玛非常孤立,心情压抑,离群索居。1803年12月18日逝世。

思想

魏玛时期是赫尔德的成熟期,他继续收集民歌,研究了许多学科,写出大量重要著作。1778年出版他收集的《民歌》,1807年再版,亨利希·封·米勒把书名改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783年开始写他的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随后又写另一部重要著作《关于促进人性的通信》(1793~1797)。赫尔德还参加了当时关于斯宾诺莎的争论,撰写了《上帝几篇对话》(1787,1800年再版时书名改为《上帝关于斯宾诺莎体系和舍夫茨伯里自然体系的几篇谈话》)。此外,赫尔德还写过一些剧本和诗歌,并翻译了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古典主义悲喜剧《熙德》。

赫尔德的著作包括文学与美学、音乐与绘画、语言与语言学、神学与哲学、历史与地理、教育学与心理学、医学与人种学、地质学与植物学。在所有这些方面,赫尔德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贯穿他全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总体主义、民主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目标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亦即实现使人的本质得以充分发展的理想。赫尔德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 3部主要著作《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和《关于促进人性的通信》中。

赫尔德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都是统一的,是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只有从总体出发,掌握各种知识,才能认识世界,了解人;也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一种全面发展的人,而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又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赫尔德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对法国大革命始终如一的肯定(这在当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是罕见的),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对“人民”的看法。在赫尔德的词汇中,“人民”同“人性”差不多是同义语。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的人民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宝藏,而这些宝藏又都属于全体人类。他的集子里不仅有德国的民歌,而且有英、法、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丹麦等国的民歌。他的理想是各族人民平等地共同生活。另外,按照他的观点,民歌也不仅仅是由广大下层人民所创造,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创造了这种健康、真实而又生动的民歌。因此,他收集的民歌也包含了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以及他自己写的诗,还有荷马这位“最伟大的民间诗人”的作品。正是这种民主主义的精神,使赫尔德收集民歌同后来浪漫派诗人收集民歌有原则的区别。

赫尔德认为,人类社会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自然环境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象自然界一样,人类历史的发展也遵循一定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历史的产物。赫尔德对他所研究的每一个社会现象都要探讨它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他都承认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纠正了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中世纪是“野蛮时代”的错误看法;否定了历史是直线进步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既有曲折,又有歧路,更不乏挫折和失败,但它的总趋势是朝着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即人性的充分展现而前进。

“人性”,按照赫尔德的解释,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它并不是单指“人道”,亦即对他人的怜悯和同情;它也不单指“人的权利”、“人的义务”、“人的尊严”和“爱人”等,而是这一切的总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标,也是人类全部活动的结果。“人性”必须永远加以“培养”,否则,人类就会再回到“野蛮”,变成只有“兽性”的动物。

赫尔德没有专门创立独立的美学体系,他的文艺观就体现在上述思想之中。他的文艺观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一个民族各种生活条件的总和,要促进艺术的繁荣,就得改变产生它的社会条件。文学艺术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变化,因此它是“培养人性”的重要手段,作家和艺术家是民族(或人民)的创造者。

感情与理性的统一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前提,艺术家只有使用感情与理性的全部力量才能把握和表现现实。但是,艺术家能否成功地把握现实,关键又在他对现实的态度,就是说,看他是否对现实抱有“同情”。

赫尔德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倾向,更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他的基本哲学思想仍是客观唯心主义。他从未否认过上帝的存在,他的世界统一论认为到处都存在着“神”,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都受“神性”的支配,因而具有它们的规律。赫尔德的这种泛神论思想使他在当时居于先进思想家的行列,同时也使他的思想掺杂了一些神学的成分。赫尔德一生担任神职,但他的宗教观已完全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教条。他实际上在为新兴资产阶级作舆论准备,可是他又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问题,并为他所认为的全人类的思想而斗争。正是这些决定了赫尔德思想的伟大和它的局限。

赫尔德作为一个作家并没有突出的成就,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却具有时代的意义。他影响了包括歌德和席勒在内的一批作家,成为狂飙突进的精神领袖。他接受并且净化了康德和哈曼的思想,为德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继承莱辛的思想,把德国文学引向新的发展阶段。他的思想是德国启蒙运动文学向古典文学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他本人是从康德与莱辛通向黑格尔与歌德的一座桥梁。

参考书目

R. Haym,Herder, 1877~1885.

V. M. Schirmunski,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963.

F.M.Barnard,Zwischen Anfklrung und politischer Romantik,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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