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尼德·赫维克兹

更新时间:2024-08-06 13:58

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1917年8月21日-2008年6月24日),俄罗斯裔美国经济学家,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6月25日去世。

个人简历

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Hurwicz)生于俄罗斯莫斯科一犹太家庭。出生后数月,俄罗斯就发生十月革命,赫维兹举家在1919年逃离了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他在1919年于波兰华沙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1939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业后到了日内瓦,1917年出生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美国。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院士,总统奖获得者,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会讲座教授。开始时兴趣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47年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机制和机构设计以及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他曾于1990年由于“对现代分散分配机制的先锋性研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学术研究与贡献

主要的研究课题

包括拍卖设计理论、调查联盟的形成、比较不同的选举制度,例如多数投票制、了解货币政策的作用、研究保护知识产权的利弊以及探究政府官员归责制度等。

贡献

列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在1960年代开始研究机构设计理论。该理论使我们能够区分市场运作良好的情况和市场运作不佳的情况。它帮助经济学家确定了有效的交易机制、监管计划和投票程序。

主要成就

赫维茨教授在学术上获得许多荣誉,比如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院士(一年只有一个,比美国科学院院士更难拿),总统奖获得者,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会讲座教授,1990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等。 当然,他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激励或激励兼容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

应用该激励机制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开创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委托代理人理论的密勒斯(JamesMirrlees)和维克瑞(WilliamVickrey)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赫维茨做了许多其它开创性的工作: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早在1947年就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理性预期学派已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使得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分别获得1995年和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性预期学派当中的其他几个大人物,象萨金特,巴罗(R.Barro)今后也很可能获奖;

赫维兹对如何从需求函数的存在来证明效用函数的存在这一可积性结果也作出了重要工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果。效用是现代微观经济学消费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是一个唯心的概念,它不存在,在以往的国内政治经济教科书中,效用一直受批判;他和阿罗(KennethJ.Arrow)等人还对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赫维茨与机制设计理论

利奥·赫维兹在上世纪70年代对经济机制理论做了开创性研究。其研究对象大到对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某个经济活动的部分均衡设计。在他那里,概括地说,经济机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即制定什么样的方式、法则、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

赫维兹的经济机制理论包括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并用经济模型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经济机制理论的模型由四部分组成:a.经济环境;b.自利行为描述;c.想要得到的社会目标;d.配置机制(包括信息空间和配置规则)。赫维兹等人证明:没有什么经济机制有比竞争市场机制更低的信息空间的维数,并且产生了帕累托有效配置。

赫维兹在1972年又证明了著名的激励相容“不可能性定理”:在经济社会成员数目有限的条件下,即使对于只有私人商品的经济环境,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机制,当人们的行为按占优策略决策时,它能执行帕累托最优配置。

赫维兹的“真实显示偏好”不可能性定理(Hurwitz,1972)是一个类似结论。在个人经济环境中,在参与性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人们有动力去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真实显示偏好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愿意讲真话,那就意味着讲真话是他的占优策略。因此,在机制设计中,要想得到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机制,很多时候必须必须放弃占优均衡假设,即放弃每个人都讲真话办真事的假定。

个人专著

著作:《设计中的经济机制》

学术报告:《市场经济的缺陷与政府干预》

获奖理由

瑞典皇家科学院15日宣布,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Hurwicz)、埃克里·S·马斯金(EricS.Maskin),和罗杰·B·梅尔森(RogerB.Myerson)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夺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扬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这一理论有助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促进资源有效分配。三位得主之一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赫维克兹,现年九十岁,是诺贝尔奖历年来最年长的得主,而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任何有关经济学方面的学位。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克兹在1960年提出,并由马斯金和梅尔森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研究有助解释经济交易时的机制和决策过程,例如哪种保险计划在没有滥用下提供最好的保障。这理论有助辨认出哪种机制可从交易中实现最大利益,提高卖家的预期利益。

三位经济学家的获奖,源于他们对机制设计理论——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分支——的重大贡献。该理论由赫维克兹创立,并由马斯金和梅尔森进一步发展。

机制设计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以定量分析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其评价为“同时代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核心所在”,认为“这一理论通过个人动机和私人信息,很大程度地扩展了我们对于最佳配置机制的理解”,“使我们得以辨别令市场运转良好或相反的各种情况,帮助经济学家、政府以及企业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管理方案和投票程序,从而超越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 所谓机制设计,就是把研究者置于全能上帝的位置,研究两组各有目的又必须合作的人群关系。一群是某任务的委托人,另一群则是任务的真正实施者,也叫代理人。上帝的工作是设计出一套有效机制,让双方都能尊重、了解和信任对方,从而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委托人想把一项工程托付给代理人,但他需要知道代理人的真实能力,还需要知道代理人的责任心,也就是说,委托人的最后目标依赖于代理者的私人信息。如果这个信息不准确,他的判断决策就会失误。他是如何可能知道这个关键信息呢?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代理人对委托人如实相告,披露自己的私人信息,但代理人有什么激励不说谎呢?于是委托者必须提供货币激励,或者其他形式的激励,故而机制设计理论又称激励理论。任何激励是有成本的,而且付出激励不一定能获得真实信息,这才是困难所在。

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机制设计是一种典型的三阶段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博弈

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缘分

此次三位经济学家的获奖在中国掀起热潮。虽然他们的理论并不为中国大众所熟知,但他们的许多学生却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是赫维克兹的学生。在田国强眼里,赫维克兹“授课风趣,生活节俭,治学严谨”。

田国强回忆说,赫维克兹的课通俗易懂,但考试却很难。在某门课上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得C,三分之一人不给成绩,需要重修或完成附加的要求后再评定成绩。但严师出高徒,赫维克兹早已桃李满天下,其中,麦克法登(DanielL.McFadden)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斯金的中国学生更多,包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以及白重恩和李稻葵等人。

根据李稻葵的描述,马斯金“个子不高,讲话声音不大,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是一位“天才级的学者”。在学术讨论会上,马斯金往往能在演讲者讲不到一半时,就不仅能猜出要讲的数学模型如何构造、得到怎样的结果,而且能提出更好的建议。1985年马斯金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时候,哈佛校报称其为“学术界的魔术师”。

白重恩则对马斯金严谨的治学态度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马斯金约见任何一个学生之前,都会把学生写的东西仔细研读,甚至细至标点符号。因而,他与学生讨论时能深入细致,提出精辟甚至尖锐的意见。

“当你和他在一个学术话题对话的时候,一定要时刻关注。”李稻葵说,“就好像在球场上,对手持球,千钧一发的时刻,你作为防守队员是最紧张的。这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智力上的恐惧感。”

三位经济学家都曾到中国讲课。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赫维克兹就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开设讲座。田国强在访谈录中介绍,为了中国之行,赫维克茨还自学了几百个汉字。马斯金和梅尔森也多次到中国演讲,今年7月,两人刚刚到中央财经大学举行了系列讲座。

据报道,梅尔森22岁的女儿正在北京学习,但她学习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汉语和中国哲学。

马斯金和梅尔森出生之际,也恰是赫维克兹加盟明尼苏达大学之时。世事就是如此巧合,没有人会预料到,半个世纪后,这三个人会共同走上诺贝尔的领奖台。

马斯金感受良深。当他首先得知赫维克兹获奖之后,第一个感觉竟是如释重负,因为赫维克兹已经获诺贝尔奖提名多年并且已届90岁高龄,而诺贝尔奖是颁发给在世的学者的。在闻及自己与梅尔森同样获奖后,他禁不住发抖。

赫维克兹称,他对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理论在当代经济学思维中的重要指向,以及一些年轻学者已经开始走上这条研究轨迹而感到十分高兴。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将不同的方法统一起来、而非将它们留待人们自己去发现是十分重要的。”他说。

这三位经济学家将共同分享157万美元的奖金,在被问及这笔奖金的用途时,赫维克兹风趣地回答,“目前还没有决定,但我想先确认,我确实得到这笔钱了。”

马斯金则早有打算,由于马斯金的儿子身患残疾,所以马斯金夫妇非常希望将这笔奖金捐献给为残疾人事业服务的基金会。

业界评价

有助最理想分配资源

这个理论类似博弈理论,可以应用于多方面,包括劳工问题谈判、拍卖政府债券,以至最新的网上市场,并协助

国家和公司在动荡时期更明白市场运作。梅尔森说受到另外两位得奖人的启发,表示他们1970年代末在这个领域经常合作,研究社会如何使用信息,以分配资源。 声明指,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认为市场无形之手在理想情况下,可确保有效分配有限资源,但实际情况很多时都不理想,例如竞争不是完全自由、消费者没有掌握全部信息、私人生产和消费可能产生社会成本,而且很多交易不是在开放市场交易,而是在公司内、个人之间讨价还价或在其它机构协调下进行。

有了机制设计理论,就可大大改善人们对最理想分配机制的理解,并说明了个人动机和私人信息。这理论让人分别出哪种情况下市场运作良好,哪种情况下市场运作不好,有助经济学家辨别有效交易机制、规管计划和投票程序。这理论现今不但在经济学很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还应用于政治学上。

瑞典银行经济学家弗勒姆勒特表示,三名得奖者发展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流行,在经济会议上经常听到决策过程的问题,他说:“三名得奖者在学术界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经济研究中的大金矿”

赫维克茨是犹太人,1917年出生于莫斯科,成长于波兰。1940年他移居美国,而后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日益强大,其政治、军事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引发了西方的关注。经济学家争议的热点是: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这种缺乏市场效率的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是否能够成功?

赫维克兹是在深入比较苏联模式以及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之后,提出机制设计理论的。对于生于前苏联、长在东欧的赫维克茨来说,这种问题令他极感兴趣。

“他在经济学研究里面发现了一座大金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这座金矿就是,从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个人激励、个人行为出发,研究社会制度要如何设计,才能使得尽管每个人的行为不同,但可以根据各自的信息和情况进行优化,最终能达致某种社会效果。

对于某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形式,苏联模式依靠计划指令。但由于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未必一致,各人不同方向的努力会使得目标不一定总能实现。这就需要“劲往一处使”。机制设计理论中最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就在于:只有具备两个条件,即“参与约束”(人们自愿参与)和“激励相容约束”(即人们自愿付出实现目标的努力),社会目标才能实现。

赫维克兹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然而,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是否就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机制呢?有的可以找到,有的则未必能够找到。而机制设计理论可以揭示,哪些可以找到,哪些找不到。

如果说赫维克茨是发现金矿并且第一个挖掘宝藏的人,那么马斯金和梅尔森则是具备了最顶尖的开采工具的挖矿者。“他们把这座金矿里面基本的矿脉整理了出来。”李稻葵说。

“矿脉”之一是“显示原理”。在机制设计中,实现目标的机制可能太多太大,必须首先大大缩小范围。运用“显示理论”,就可以在许多机制中圈定一个小范围(即子集)。从中再行筛选的结果,和在所有集合中筛选的结果一致,效率则大为提高。

应用天地宽

机制设计理论看似抽象复杂,实际上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拍卖、交易机制设计等多个方面。一个被津津乐道的例子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拍卖无线频段的方案,即是根据机制设计理论开发出来的。这个拍卖方案大大推动了美国电信业的改革。

在接受诺贝尔奖网站采访时,马斯金认为,机制设计原理的应用,到目前为止最令人激动的是对国有资产的拍卖。他说,在很多国家,将政府手中的资产拍卖给私人,是为了更有效率地使用资产,这就需要应用机制设计来设计完善的拍卖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横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两个领域,在这两个领域各自诞生了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先许多学者预测,如果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微观经济领域,则非机制设计理论莫属。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告诉记者,赫赫有名的拍卖理论专家米尔格罗姆等热门人选,均与本届诺奖擦肩而过,原因或许在于,拍卖理论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应用,而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更注重基础理论和开创性的贡献。

不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蔡洪滨表示,由于这些理论比较尖端,国内不仅理论上研究的不多,实践更少。

但他认为,假以时日,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国有资产处置方面,如何更好地设计拍卖方案、更好地体现价值,都可以运用到相关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李稻葵更称,与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这个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规模的社会制度的变迁的研究而言,具有更加直接的意义。

“它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完全可以而且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制度经济学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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