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理论界对改革的战略已发生分歧。当时国务院的经济体改组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拆开，而要整体过渡，也就是价格、税收、财政的联动改革。厉以宁认为单纯的价格改革很难成功，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在企业层面。该著作问世时，中国正值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通货膨胀率高达20%-30%，经济出现混乱。在价格双轨制下，套利、寻租和腐败盛行，社会不满情绪增大。1989-1991年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该著作的几位作者提出以企业改革为突破口，重点关注企业制度、国有资产所有制、工业化道路等。

1990年，中国处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迷茫与混乱的时期，“批判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的言论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孟晓苏在厉以宁导师指导下，以《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为题写硕士论文，文中主张“要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驳斥了某些 “左派”文章，诸如“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这篇硕士答辩通过后，1991年年初在《管理世界》上全文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招来了批判。

1991年8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其副总编辑个人的长篇文章《关于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批判“市场取向的改革”，说“市场经济分明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中国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他还针对“不要遇到问题就先问姓社姓资”的观点，批判这是“在极力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

正是在“左派”对“市场取向”观点大加讨伐的时候，厉以宁把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所写的硕士论文汇集为一本书，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于1991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该著作由经济学家厉以宁领衔，后面三位都是他当年的硕士生。该书收录了三名学生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孟晓苏撰写第一章“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李源潮撰写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李克强撰写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其余部分由厉以宁撰写。

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当时的价格自由化尝试失败。如果仅从理论上看，价格自由化一定会有效。市场机制其实就是价格机制，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传递的信号做出反应，调节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理解了经济运行的核心是价格，自然就会提出经济改革就一定要放开价格。对此，后华盛顿共识中有句名言就叫getting price right，意思是理顺价格关系。

但在现实中，每个国家的情况很不一样，生搬硬套就会引发问题。比如供求关系特别扭曲时，一旦放开，价格飞涨就会引发经济混乱。因此，策略就非常重要，决策者要尽量减少价格放开引发的经济、社会动荡，降低改革成本。这就不仅是价格放开的问题，而是如何放开的问题，是一次到位，还是小步快走？事实证明，休克疗法不行，价格闯关也不行，最后是通过双轨制乃至多轨制逐步过渡到价格放开。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的作者为此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整体改革是不可行的，渐进性的改革会遇到阻力、摩擦，但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第二，不能通过价格放开刺激企业改革。事实上，这两点都可以检验后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后华盛顿共识80年代提出时，主要针对转型经济，其核心是迅速推动价格自由化。中国在80年代后期，的确有价格自由化的思潮。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当时影响很大。其中就比较多地讨论了价格改革问题，这其实是继续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思路。最初的价格改革思路是建立计划内和计划外两套价格，用双轨制逐渐过渡。1987年和1988年之间，双轨制引发了一些经济混乱，另外套利和腐败也很多，很多人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于是价格闯关的思路就呼之欲出了。

1988年价格闯关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供求关系是高度扭曲的，真实的需求和供给之间落差很大。在短缺经济下，供给不足，需求井喷，只要放开价格一定会飞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引发物价暴涨、卢布狂贬，就是明证。因此在80年代，中国放开价格的时机并不成熟。只能先增加供给，缩小与需求的缺口。1988年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但到四年之后的1992年，除了少数上游产业如能源外，在消费品和大多数生产资料上，价格放开并没有引发经济大波动。背后原因，也可以归结到80年代推行的双轨制。双轨制自然有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个好处，计划外价格放开后，企业为满足计划外的需求增加生产，市场对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等到市场影响足够大，价格放开就水到渠成了。

几位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关键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国外大机构都在关注“克强指数”，该指数用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来评估中国经济增长，据说这是李克强主政辽宁时偏好参考的三种指标。这三个指标，都能反映产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视角。

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增加供给要靠扩大产能。企业生产不出足够的消费品，为此必须进行企业改革，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对此，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路是私有化。但是，中国并没有推动大规模私有化，而是选择了计划外自由化的道路，国有企业在完成计划内的指标后，可以自由支配计划外的产品，将其投入市场获得收入。这就是边际改革，典型的渐进策略，企业也有动力增加生产、提高供给。

在80年代，供给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克强在这本书中研究的农村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就业压力一直很大，所以直接让农民进城就业并不现实。“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农村的就地工业化首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吸收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工业化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提高了工业产能。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既推动了渐进的边际改革，最终也增加了供给。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提到金融改革，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金融改革的了解相对欠缺，政府和学界都较为保守和谨慎。到90年代，中国出现高通胀，同时财政、银行、外汇同时出现赤字，朱镕基意识到金融体系有问题，尤其是财政向银行透支，银行被动超发货币。1993年后在朱镕基的领导下政府启动银行改革，停止财政向银行透支，管住了票子；加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改革治理结构，促进银行公司化；打包上市。总体而言，银行改革比较成功。

相对来说，资本市场改革要比银行改革滞后很多。1990年中国建立了证券交易所，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目前来看，更重要的是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

现在中国资金十分充裕，流动性充足，储蓄率高，但是要借钱却很难，成本很高，这就反映出金融体系的症结。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资金集中在银行，而银行收入主要靠利差。银行会尽力规避风险，同时也阻挡了利率改革。因为一旦利率浮动，对企业的影响不大，对银行的威胁却很大，甚至会波及整个金融系统。

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用债券包括公司债和地方债吸收流动性。这是一个过去30年里被遗漏的改革，潜力非常大，政府应尽快推动相关措施出台。

发展债券市场的思路，和增加供给解决供求失衡的思路是呼应的。现在利率市场化呼声很高，但这既无法改造金融系统被银行主导的局面，还会导致银行系统陷入困境。发展债券市场，可以吸收流动性，同时促进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转变收入结构。最后利率市场化提上日程时，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冲击就比较小。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改革经验的总结，又对此后的改革有所预期。厉以宁有个预测，认为只要企业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将迎来繁荣期。事实上，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朱镕基的领导下的确艰难而大胆地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这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此外还有财政体制、税收、金融、流通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创造了改革红利，因此导致了90年代的高增长。这证明只要战略、政策得当，中国就能找到快速发展的轨道。

学者、北大经济学博士孟晓苏：这本书成书于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的年代，“批判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在当时社会思潮混乱的环境下，四位作者立场鲜明地指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对改革的具体战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2023年2月27日），男，江苏省仪征市人。经济学家，诗人，批评家。经济上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在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人称“厉股份”。

孟晓苏，男，1949年12月出生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1992年进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中房集团总裁、中房集团理事长。

李源潮，男，1950年11月生，江苏涟水人，197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1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李克强（1955年7月3日-2023年10月27日），男，汉族，安徽定远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