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赵冬日是这样构思的：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中心，位于城市纵横轴线的交叉点上，周围是高大、庄重的建筑，其间是辽阔平坦的场地，上面是

一望无际的蓝天，这一切构成了广场雄伟的气魄。广场采取了对称的布局，天安门和正阳门位置在中轴线上，纪念碑正立面在广场的中央，树木、灯柱的布局也是对称的。这些都使广场显得既严整、朴素，又具有活泼的气质。广场新建筑的色彩以亮色为主，黄绿相间的琉璃檐头，淡桔黄色的墙面和微红色的花岗石台基，其本身具有愉快、明朗的色调；和旧有的黄瓦、红墙、白玉石栏杆的天安门取得既调和而又对比的效果。广场周围栽种了多种树木，油松四季长青、苍劲挺拔，冬季白雪青松，另有一番景色；立柳柔和潇洒，春季早绿，为广场早报春讯；元宝枫整齐丰满，叶色入秋变红，给广场平添新装。它们彼此互相映托，色调万千。广场四周和纪念碑南面栽植大面积的草坪、花坛，这也为广场增加了生动活泼的色彩。

雄伟壮阔的人民大会堂

1958年8月，赵冬日在苏联参加国际建协会议，同时访问了莫斯科市。9月初返京后就投入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工作之中。

当时，对大会堂建设的要求是既简单又难。简单在于只要满足有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既可。难在于将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融合于一体，世界上亦无先例可援。

彭真同志曾有过指示，说兴建人民大会堂是造“政治工厂”，因而要从政治设想出发，赵冬日受此启发，将思路集中于对各种活动安排的分析上面：一是大会会场内的会议，二是大会休息时的分散活动，三是会后的活动及日常常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再加上宴会上厅及人大常委会日常办公的要求，若还是按以往的经验来处理是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这可以说是大会堂面积大的来源。赵冬日的想法也得到了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的支持。

1958年10月14日，一个普通而非凡的日子。这一天对赵冬日是终生难忘的。下午，赵冬日受 命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等候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那天，周总理刚从外地返京，便不顾劳累，听取有关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汇报。那天送审的3个方案分别由清华大学、市建院、市规划局(即由赵冬日、沈其所主持设计)所设计。周总理先看了3个设计的平面图和透视图，然后听取了设计师们的介绍。周总理便一边比较、一边提问。最后，周总理问万里：北京市的意见如何？万里把推荐赵冬日、沈其方案的意见作了汇报。周总理再次反复看、反复比，并一再征求在场人员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市规 划局的方案，而工程的具体设计则由市建院负责。

没日没夜的劳累及思索，终于有了结果。赵冬日此时的心情，已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了，他只 有一个心愿一定要配合好建筑设计师实现方案的构想。

380天建造的人民大会堂

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弘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且不说中央从没明确表示过放宽7万平方米的限制，眼看十年大庆一天天临近，多建10万平方米显然又会延长工期。更关键的是，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画在图纸上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据说，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而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当时中央是打算在这里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

偏偏就是这两大“亮点”，随即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恩来似乎预料到了这点，从选定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

“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 “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晚年的赵冬日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念

赵冬日总建筑师系国内第一批建筑设计大师50多年来他以特有的大家风范为中国建筑及首都建设留下了一系列颇为壮观的精神财富。日前，在赵总85周岁前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专辑《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在序言中吴德绳院长对赵总的建树描述的极为贴切：“几十年来，赵总工作在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耕耘在城市建设规模、数量之最的首都，他的才华得以施展，他的规划和创作得以实施。全国人民热爱、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的规划设计，都包含了赵总的远见和智慧。赵总没有辜负时代和地域赋予他的使命，他以自己的睿智，借鉴亦创新，不断地求索，使学术思想得 到了升华，造就了他的作品出手不凡，留芳于世。”

近50年来，赵冬日一直从事规划设计，主持并指导过的建筑创作项目有数十个；围绕首都中轴线、剧场空间、医院建筑、住宅设计等理论探索及创作实践问题，发表了100余篇论文。尤其应看到，赵总有关建筑评论方面的文章，有些是在他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会委员及顾问期间，在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涉及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新疆等地的 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问题，虽是即席发言，但却是他日积 月累、“处处留心皆学问”的写照；看似顺手拈来、宛若天成，其实俨然早已成竹在胸，它们或气势磅礴，或一针见血，观点明确，分析透辟。作为晚辈同事们追求的目标及学习的样 板，《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编委会的话这样归纳道：

他的“建筑师的职责不仅是建筑设计，同时包括城市规划工作”的事业观与责任感；

他的好学态度、肯干，以及继承、借鉴，又敢于“胜过前人，后来居上”的创新意识；

他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表现出的胆识和气魄；

他对住宅建筑设计与公共建筑设计一视同仁的敬业精神；

他在设计、创作之后及时总结、提高的不断进取精神；

他善于捕捉和运用有用信息的敏锐思维。

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创作，展现他的才华、胆识、气魄和造诣。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方案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城市设计杰作，在这个宏伟、壮观的构想中，有他的智慧、心血、汗水…?历时50余载，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始终在探索、思考；所提出北京市东 西轴线的规划设想，充分体现了他那里将“历史和现代融二为一”的思想方针。2005年4月3日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赵冬日先生辞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