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30 10:55
赵炳南（1899—1984），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京城皮外科四大家之一，也是北京中医医院皮科创始人。从医6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皮外科治疗的独特风格。一生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为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赵炳南，原名赵德明，回族，经名伊德雷斯，祖籍山东德州。1899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今属北京市）。父亲以打短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赵炳南自幼身体羸弱多病，从5岁到7岁仅3年间就出过天花，患过痢疾，得过麻疹，发过疟疾。赵炳南后来回忆说：“我的童年生活饱尝了人间的痛苦与疾病的折磨，是今天的少年儿童难以想象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深深懂得生命的珍贵，在幼小的心灵里已播下了立志做一名为他人解除病痛的医生的种子。6岁时，赵炳南进入私塾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但因家境清贫，他的学习仅勉强维持了6年便中断了，被迫过早地走上社会。少年时期的赵炳南目睹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心灵受到极大震动，这更加坚定了他立志做一名医生为民众解除病痛的信念。
1912年，13岁的赵炳南开始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于名医丁德恩，学习中医皮肤疮疡外科。在短短的3年里，他研读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外科启玄》、《医宗金鉴》、《本草纲目》等数十部医著。他刻苦努力、孜孜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丁老先生，故尽得其传。1920年，赵炳南自设医馆开始行医，悬壶于北京西交民巷。曾任当时北京市中医公会外科委员、华北国医学院外科教授等职。他在建国前行医30余年，救死扶伤，以人道主义和高超的医疗技术，救治过无数的病人和垂危患者。尽管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情，却仍免不了权贵们的刁难与凌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赵炳南获得了新生。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更加勤奋，不断从中医学宝库里汲取营养，以发展中医事业为己任。1951年抗美援朝时，他主动提出免费为烈军属诊疗疾病，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登报表彰。1953年，他被聘为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单位的中医顾问。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诞生了，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他毅然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参加了医院工作。他把自己的药品、医疗器械、制药用具、办公家俱以及医馆部分设备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赞扬和鼓励。
赵炳南先后担任北京中医医院皮外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兼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及其外科学会及皮科学会委员，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担任过北京首都医学院中医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二、三、四、五、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赵炳南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实践他从事皮外科专业60余年，晚年则专门致力于皮肤病的治疗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纵观赵炳南对皮肤病的治疗，不难发现，中医整体观这一指导思想贯穿其治疗的全过程。他生前经常讲：“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一定要牢记皮肤病多是形于外而发于内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对脏腑的辨证。在诸多皮肤病的致病因素中，对湿邪与热邪尤为重视。他认为，治湿是治疗多种皮肤病的根本，治热则是治疗皮肤病的关键。
1975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万言，系统介绍了赵炳南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该书共收入病种51个，病例137例，还介绍了3种特殊疗法和行之有效的验方、常用方。此书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博览群书，学古不泥
赵炳南一生精研多种外科专著，但在医疗实践中从不拘泥古书，通过65年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灵活掌握经旨，注意疾病过程中的邪正关系，正确运用扶正祛邪或攻守相兼的治疗法则。如治疗疮疡疾患的阴证，他认为开始如攻邪太过，会大伤正气，造成正不抗邪，毒邪内陷而变生他证，结果是欲速不达。因此他主张外消之中，以补托为主，正气渐复，病势好转，因势利导，乘胜攻邪，则可取效。再用外消之剂，以消为主，逐渐正复邪衰，病势趋向好转，接着以扶正祛邪，消补兼施办法，以巩固疗效。在治疗皮肤病的过程中，他遣药切中，用药精当，药少力专，抓住主证，药到病除。如对缠腰火丹（带状疱疹）后遗症属神经痛的老年患者，经他细心辨证分析，属气隔血聚之证，遂不拘泥常法，而投以川军破瘀止痛，其效立竿见影。又如他治疗风湿疡（急性湿疹）能抓住热盛有湿的特点，投以大剂量苦寒的龙胆泻肝汤来泻肝胆湿热，疗效显著。
重视心肝火盛，善用龙胆泻肝
熟悉赵炳南临床用方的人都知道，他在治疗急性炎症皮肤病时，最重视对心与肝胆的辨证，最喜爱的方剂是“龙胆泻肝汤”。他认为心肝火盛是导致急性炎症皮肤病的重要原因，而“龙胆泻肝汤”正是清泻肝胆实火，清利肝胆湿热的代表方剂。龙胆泻肝汤，古医籍记载有数个，其组方药味却不完全一样。他常说，李东垣所述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黄连、大黄而有柴胡，除了泻肝经湿热，治小便不利外，多有升散作用；《证治准绳》所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连翘、生地、车前子，而却有人参、知母、麦冬、五味子，除了泻心肝两经之火外，又偏于滋阴血；《沈氏尊生书》记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生地、车前子，而又加入青皮、白芍、柴胡等疏肝敛阴之品，这些都与临症所见之湿疡不完全对症。因此赵炳南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认为：湿疡之为病，虽起于湿热，但急性发病时，常有热重于湿的特点。他紧紧抓住这个特点，采用《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记载的龙胆泻肝汤为基础，自拟龙胆泻肝汤加减，方中用龙胆草泻肝胆湿热，生栀子清心火，泻三焦之热，而又用生地、丹皮、生甘草凉血解毒；木通、车前子、泽泻清利湿热，热重时加大黄以釜底抽薪。他既不用柴胡升散，又不用麦冬、五味子敛阴，但在临床实践中，深感清心火药力不足，故经常在应用龙胆泻肝汤的同时加入自创的以清心火为主的“三心方”（莲子心、连翘心、生栀子），以增强清心泻火之力。二方配合使用再加入除湿疏风之品，临床治疗急性湿疹、急性皮炎、带状疱疹、过敏性皮炎、药疹等急性炎症皮肤病（热盛型），每取良效。“三心方”中的连翘心，不少药材部门不入药，可用竹叶代替，临床疗效亦满意。
重视湿邪为病，惯用除湿胃苓汤
赵炳南生前常谓：“善治湿疹者，当可谓善治皮肤病之半。”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仔细体会，却能悟出不少道理来。湿疹，按其性质可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及慢性期。前两期在临床上均有较明显的湿象。其发病机理不外乎湿热内蕴，或湿重于热，或热重于湿。在治疗上，他惯用除湿胃苓汤，并根据热与湿的轻重不同而加减化裁。即使在湿疹的慢性期，皮肤出现干燥、粗糙、肥厚、角化等一系列燥象而无水泡、渗出、糜烂等情况下，仍用治湿之法。对此，他曾论：“正是因为湿邪有重浊、粘腻的特点，因此，病理过程迁延日久，湿邪停滞，日久化燥，肌肤失养，是导致慢性肥厚性皮肤病的关键，故仍以治湿为本”。在治湿疹时，多采用健脾祛湿之法，善用薏仁、云苓皮、扁豆、苍术、白术等药物。他认为选用健脾祛湿之品是符合扶正祛邪原则的。当然，他也认为当利则利，因此，车前子、猪苓、防己、泽泻、萆薢等利湿之品亦常使用。
重视调和阴阳，常用四藤配伍
在晚年的最后10年中，赵炳南的整体治疗观在临床工作中，更加突出地体现出来。他认为既然包括皮肤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气血失和、阴阳失调的结果，那么整体调节就理所当然地显得必要，特别是对于那些慢性疾患尤为适用。他曾说：“阴阳失调者，其脉象当是寸关弦滑，双尺沉细，上火下寒之体者则多见”。在他晚年治疗多种疾病的处方中，经常出现“四藤”，即天仙藤、鸡血藤、首乌藤和勾藤。曾有人询问他“四藤”何以调和阴阳？他笑答：“乃经验之谈也”。
衷中参西，各取所长
赵炳南自13岁从师学医，对病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一切为病人着想，我对医术无门户之见，对中西医两种医学，我一向主张取长补短”。事实也是这样，他在早年设馆行医时，就结识了很多知名的西医朋友，如方石珊、何显名等（都是当时有名望的西医专家），经常同他们切磋医术，取长补短。他常讲：“医术是治病的工具和手段，不应有门户之见，应择其善者而从之”。所以，在治疗一些危重病人时，他并不反对配合一些西药和西医检测手段，如对一些深部化脓性疾病、深部化脓，脓不得出，古代都是用中药蟾酥进行麻醉，以白降丹腐蚀破溃，使脓排出，但常有麻醉不彻底引起病人痛苦的事，所以在他晚年行医过程中，主张局部用普鲁卡因麻醉，说明他是不拘门户，一切从病人出发的。他非常拥护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他曾说：“我有很多中医徒弟，也有很多西医徒弟，你们要团结起来，共同进步，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为振兴中医事业贡献力量”。
1899年5月27日 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三里河村。
1905—1911年 就读于宛平县城内私塾学堂。
1912—1920年 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丁德恩学医。
1920—1926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诊所行医。
1926—1951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医馆，独自应诊并带徒。
1951—1956年 参加北京联合诊所行医。
1956－1972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皮肤性病研究所顾问。
1972—1984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兼北京中医研究所所长。
1984年7月 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