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至今，担任导演、制片人拍摄电影《叶落知秋》（英文名：FELL WITHOUT WIND）。

2017年，《故事奶奶》。

赵虹谈《走近地中海》：亲历者的感受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有人赞叹丘吉尔的爱国精神，有人说糊涂的首相不分轻重；也有人说这是一位伟人对文明最崇高的赞誉—文明的传承和输出才是决定这个国家独特性和民族命运的根本。作为总导演，从进入《走近地中海》团队开始，“文明”就成为了我衡量和审视一切的坐标。

地中海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为此，世界文明环球纪行的第一站就设定为《走近地中海》。无论是先进的高清技术首次运用，还是“陆、海、空”多视角、全方位的拍摄，或是三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段的辅助，都给予了我们创作团队最坚实的后勤保障。但与此同时，也断绝了我们为拍不好找理由的后路。我们的行程该定往何处？我们的目光该落在哪里？我们的镜头又将如何展现出地中海文明的真正灵魂？

一、嘴唇跳舞的岁月

世界是多义的，也是开放的。因此，选择什么解读立场来阅读世界文明成为了我们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实在一些发达国家，很多年前纪录片工作者就把镜头对准了文明这个主题。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类似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开始增多，《大国崛起》和《华尔街》等作品成为荧屏热播的典范。那么，《走近地中海》的立场是什么？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无数次唇腔舌战，最后我们创作团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立场。

由于资金和时间有限，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像国外一些制作单位那样，耗时几年，拥资千万去拍摄这个节目。但有限的时间能否更有助于我们在第一时间内捕捉到最为鲜活的东西呢？当然，依靠电视手法去记录一次旅行绝非我们的目的，我们要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直透地中海文明的根源精髓，并通过今古对比，专家和当地百姓不同的立场观点，用正确、客观和平实的态度，在宝贵的第一时间内“窥视”和感知对方。文明之路的意图不在于猎奇，而是希望关注地中海周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普通人民的当下生活，发掘世界共通的文明价值。如果能在现在时空将古今文明交织的轨迹简单直接的呈现给中国观众，我们就不虚此行。

二、双脚进化的日子

当文明之路的车队抵达地中海，当双脚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时，我们就已经成了文化地图的绘制者和文化地层的发掘者。

毕竟我们的旅行不是一次对世界文明的文本细读，所以我们的目光停留与样本采集就必须有一个让观众明晰的过滤器，不是看哪打哪，不能随意性太强。首要我们要考虑那些处于文化框架结构点上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再搜索捕捉一些鲜明特色、令人震撼或引人好奇的有趣元素作为点缀。从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土耳其，到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再到曾经雄霸西方的意大利，直至与中国友谊源远流长的摩洛哥，一路走来，我们用旅行的印记触摸历史、感悟历史，并试图在今天的碰撞中摆脱时间坐标的限制，勾勒出了今天地中海的文明世界。

当然，即使我们前期工作准备得再充分再具体，在异国拍摄还是会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事件发生。比如刚到法国，按计划我们拍摄的主题是巴黎圣母院，可是当时正赶上圣诞假期，我们根本没办法进入圣母院拍摄采访。无奈之下我们在有限的三天时间内，把主题改成了《寻找雨果》，试图通过这位把巴黎圣母院推向世界的作家来解读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在寻找雨果的行程中，我们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位世界文明的作家对中国的独爱。虽然他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谴责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书信，或是他家中那些虽是赝品的中国家具和饰物，都让我们感受到各种文明、文化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织共存的真谛。在探访其他文明的行程中，我们不仅仅是镜头画面的记录者，也是中国文明的传播者。行程中与不同文明的碰撞接触，本身就是对中国文明的一次全新展示。只不过古时的郑和依靠的是船，我们今天用的是摄像机罢了。

三、异域时空的回味

历时一年左右，我们终于结束了《走近地中海》的前期拍摄工作。带着七百多盘磁带、二万八千分钟的素材，我们一头扎进了后期机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最后的制作环节。

由于工作变动，或一些其他原因，原来的团队人员变动很大。有人走了，也有新人来了。《走近地中海》的后期制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交替展开着。虽然，节目基础素材已经拍回来了，可是由于新来的同事对整个节目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加之对素材的不熟悉，使得整个后期制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与新同事一次次的探讨什么是文明之路，又一次次的翻看素材，讲述那些画面背后的故事，就这样，样片稿子反复进行着修改调整……终于，《走近地中海》有了自己的模样。

做过电视的人都知道，后期制作是最繁杂的环节，甚至有人形容说：前期策划是冲动的、实地拍摄是激情的，而后期制作是痛苦的。在整个后期制作过程中，我们团队成了一个群居的小集体，大家吃在一起，住在机房，同在机房工作的其他人都说我们过的是“地中海时间”。每天夜里一群眼睛闪着亮光的人都要对着素材傻傻的发笑；每次开会都要为一句解说词争的面红耳赤……在身体疲惫的工作中，其实大家并没感觉到痛苦，在时空交错的异域，我们回味和感受着地中海的一切；在至少十几次的改稿、改片过程中，我们欣喜地看着《走近地中海》成为了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四、总结

“本届欧洲杯上，土耳其队相当神勇，切合“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从另一侧面—“文明之路”之《走近地中海》系列节目，了解到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风情、西化进步的生动历程。当有幸获晓一种独到的民俗时，人们总会好奇它是怎么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发展，曾与什么发生碰撞，如今为何有的辉煌不再、有的却生机勃勃。《走近地中海》每集围绕一个反映民族特色的主题，包括土耳其的瓷器、土耳其浴、香料、舞乐、清真寺建筑等，摄制组通过亲临其境、走访专人、旁征博引，历陈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现状特点。节目总体定位高档，每回分解则以小见大、层层深入，从中挖掘这些民俗背后的智慧和传承的价值，不仅让人一饱异国风情眼福，平白精准的叙说也有如一丝甘泉，滋润着语言乏味的日常交流。以上是些按部就班的介绍小结，其实敝人没想太多观看理由。张晓风说：“问名者，则是与万物有契契深情的人。”对《走近地中海》这番执念，自觉或许可谓那四目含情的问名者。跟着该片探索梳理的脚步，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太精彩了，所以有了落墨的冲动。”

这是一位名叫“素描风景”的观众，在他的博客中对《走近地中海》当时播出的土耳其部分的评价。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节目还有很多不足，很多地方还有待改善，但是看到节目播出后能得到这样的认同，我们还是非常欣慰。

今天，50集的《走近地中海》已经制作完成，它将如何让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世界文明，它又将如何把中华文明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唯有拭目以待。收拾行囊，我们已经开始了下一个主题的准备工作。数千年来，那里的人们如何传承他们的文明？我们的造访又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赵虹：我用“真诚”去创作

CCTV采访实录 被访人：赵虹 《走近地中海》总导演/制片人

记者：毕业于英国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电影学院电影专业，而且做过国际知名品牌的广告，您有着很资深的国际制片的经验，您希望这些能为《走近地中海》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您认为哪些经验和做法可以用到这部电视片中？

赵虹：不管你接受过什么教育，不管你有过多少年的工作经历，我认为在一部作品中，“真诚”是关键。当然，如果说，两年的英国留学经历让我学到了什么，我想，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与被采访者或合作方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地说，如何与被拍摄方进行沟通、如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对方的信任、赢得对方的配合，拍摄到你想要拍摄的内容等是需要有一些前提的。留学期间，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的摄制组去完成一些拍摄任务时，身为制片人，在电影学院经费少、甚至是没有节目制作经费的情况下，你必须一个人想方设法去解决一切有可能影响或阻挠你拍摄的问题和困难，以确保节目拍摄的顺利进行。所以，我感觉两年的留学经历，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与不同的被采访对象打交道，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和解决这些难题。而这种经验使得我在《走近地中海》节目的拍摄中，当面对不同种族、肤色、国籍的采访对象和合作方时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两年的留学生活，使我受益非浅。我希望能够将我在外留学期间的一些感受和收获，通过这个节目转达给电视大众。

记者：“文明”这个词让人感觉有很深远的历史背景，由于《走近地中海》是文明之路的系列，是只是对以往历史表现，而现代文明并不是片子重要部分？

赵虹：当然不是。正向我们节目口号说的那样“行程记录历史，思想传承文明”。我们的节目不仅要对世界各个主要文明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整个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进行客观的展示和评析，研究阐述各种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同时也关注不同国家普通人民的现实生活，从中发掘世界共通的文明价值。所以，为了两者的有机结合，或是很好的完成现代文明的延续这部分内容，通常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中呈现给观众一至两个人物。当然，他们是与本集文明主题紧密相关的一些人物。

记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拍摄主题如何选择？拍摄的对象又是如何确定的？前期策划内容包括哪些？都是如何来做的？

赵虹：《走近地中海》是迄今为止中国电视人首次运用高清晰数字设备进行的环绕地中海国家进行采访拍摄的一次大行动。节目共拍摄制作了50集。目前，我担任制片人和总导演结束了对地中海周遍大部分国家的拍摄，这其中包括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梵帝冈和法国、西班牙、摩洛哥、马耳他和埃及等。提及地中海，稍通世界史的人都知道，由犹太教派生出的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曾在这片海域中生根发芽；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以克里特岛为代表的爱琴文明；以马耳他为代表的巨石文明；面向海洋的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纵横于西亚的赫梯人、波斯人；还有将民主思想留给世人的希腊人和开创了一个地中海时代的罗马人都先后出现在这里。因此，有人说，地中海不仅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更是古代诸多文明演绎的舞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选“走近地中海”作为“文明之路”系列纪录片的第一个播出系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地中海处在欧、亚、非三大洲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上，也使得依赖于这片海域生存的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别具特色，可以说，这片海域散发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而以上这些，都是构成我们前期策划时做出选择的很重要的条件和理由。简言之，前期策划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大的文明主题，根据这一主题我们再确定文明所涵盖的国家范围，以及以各个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突出的拍摄地点和相关联的人物等。

记者：境外拍摄有很多复杂的规定和限制，您是如何准备的？曾经亲身的经历问题跟我们介绍一下？

赵虹：是这样的。事实上，对于拍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境外拍摄要求和限制。通常，我们会根据拍摄提纲提前将必拍的地点整理出来，然后跟相对应的国家使馆取得联系，按照他们各自的要求填写一些常规性的表格，办理公共拍摄许可证，这是必须的。其次，依托相对应的国家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推荐和安排一些专家和被采访对象，其中也包括一些特殊的拍摄景点。当然，在节目的进行中肯定会发生很多变化。但是，个人体会，只要你有足够的前期案头准备，做到心中有数，无论再变，你也会以不变应万变。比如，在马耳他拍摄《小岛渔民》时，借助当地旅游部门的安排，我们摄制组在到达那里的第一时间见到了我们本集节目的主人公，一个沉稳的、言语不多的中年渔民。由于拍摄时间有限，来不及有更多的交流，我们就随同渔民出发前往美丽的地中海捕鱼了。但是，当我们想要完成在渔船上对这位渔民的日常劳作的一段采访时，我们发现-问题来了。渔民只会将马语（马耳他语），而我们的翻译却只回讲英文。尽管当时我们甚至尝试利用肢体语言来进行交流，但最终结果以失败告终。鉴于此，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放弃这个人物，重新返回渔村寻找其他人选。你知道，对于只有三天拍摄时间的我们，这个决定无疑是大胆的，但是，由于我心里非常明确要找的渔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所以很快，这个人物便出现了。这便是后来片中大家看到的那位热情善谈，拥有一个大嗓门和很有个性的马耳他渔民-哈克多。

记者：作为摄制组中的一名女性，参与这样的行动是否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长时间的准备，您是怎么来做的呢？路途中您碰到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如何来解决的？

赵虹：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曾经问到过的话题。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类型节目的拍摄跟性别无关，但跟性格有关。首先，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人的一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很珍惜。其次，我反思过，为什么大家会重复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仔细想来，可能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这种类型片子的拍摄不比在国内，无论从语言，还是到整体运作，肯定会存有很多障碍和困难。事实上，《走近地中海》的拍摄也确实如此，从前期申请队员的签证、办理每个国家、以及每集节目的拍摄许可到境外每集节目只有平均三天拍摄时间等等，都需要花费比一般节目付出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更不要说拍摄期间会遇到的一些什么突发事件了，这几乎是一路走来的家常便饭。但是，我想说，这些也正是这种类型节目的特点，也是这种类型节目的魅力所在。拍摄过程中，我常会为一个意外发现激动不已，同时我也会为邂逅的每一位优秀被采访对象深感荣幸。所以无论是前期准备、还是境外拍摄，我感受最多的是收获。如果说节目制作过程中让我身感责任重大，是考验的话，我想那便是如何带领其他队员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拍摄方式，克服长期远离家乡的折磨，共同步调一致的完成好任务。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哪一段的经历给您印象最深？哪一段最美？哪一段的自然条件最好？

赵虹： 印象最深的是拍摄希腊《卫城故事》那集采访帕特农神庙维修工程负责人尼科斯·托戈尼迪斯先生。从1984年起，托戈尼迪斯先生就成为了帕特农神庙维修工程的负责人，拍摄现场我们发现，帕特农神庙东南角的一个其貌不扬的简易工棚，就是他和其它同事每天工作的地方。这个1948年出生的雅典人，与工作在这里的工程师们每月的工资大致只相当于小卖部里售货员的薪水，而就在我们采访的那个月里，托戈尼迪斯先生甚至都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但是薪水少、待遇低并没有影响他和同事对于维修雅典卫城的热情，相反，在近23年的工作时间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从750块散乱的大理石中成功地辨别出了450块属于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构件。如果把它们全部复原修缮并安回原来的位置，将可以使人们看到比现在多15%的神庙原貌。短暂的采访，让我不仅了解了古老的帕特农神庙，更认识了一群将宝贵的生命奉献给帕特农神庙的工作人员。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项工程会如此旷日持久—因为，没有他们的耐心细致，便没有帕特农神庙的未来。最美的景观是拍摄《火山上的天堂》那集的圣托里尼岛。这是位于希腊南部的一个海岛，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有人说“如果说基克拉泽斯群岛是散落在爱琴海里的珍珠项链，那么圣托里尼就是项链坠上那颗最亮的钻石。”来到圣托里尼，你会发现，棕褐色的悬崖顶端，一幢幢白色建筑各依山势，在将近70度的斜坡上层层叠叠。透蓝的天空下，纯净的白色显得异常明亮。一座座夹杂其间的蓝顶教堂，用弧形的轮廓勾勒着童话般的梦境。岛上没有复杂繁琐的设计，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看似随心所欲，却是独具匠心。可以说，圣托里尼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营造着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因此，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怎样随意地按下快门，得到的都会是一幅绝佳的美景。而这一切，得益于圣托里尼岛中央耸立着的一座煤堆似的小岛-尼亚卡迈尼火山岛。自然条件最好的是马耳他的科米诺小岛。这是一座拥有约三平方公里的小小岛，目前是马耳他唯一没有发现巨石神庙的地方。岛上是一个花的世界，在湛蓝的海水的衬托下，风景旖旎秀丽。当时为我们带路的船夫告诉我们，科米诺的意思是指岛上大量生长着的一种香料植物—孜然芹，这种“孜然芹”生长在遍布全岛的灌木丛中。除了孜然芹，这儿还有一种开着紫红色的花、全身散发出芬芳气息的植物，名叫“百里香”。春天，成群的蜜蜂便会用它们的花粉酿造出地中海最好的蜂蜜。因此也有人这样说，马耳他在希腊语中的意译为“蜂蜜”。如果说马耳他岛是繁忙之岛，戈佐岛是寂静之岛，那么科米诺岛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更有意思的是，早在政府为保护岛上的生态环境，颁布禁止他人在岛上居住的禁令时，萨尔乌一家就成为了岛上的唯一住户。因此，人们也称这个岛为“一个人的小岛”。

记者：《走近地中海》之后，接下来你们还会准备为观众呈现哪些文明？拍摄哪些国家？预计分别拍摄多少集内容？

赵虹：目前，我正在准备《穿越第聂伯河》，还有《走进阿拉伯半岛》等节目的前期拍摄工作，因为大家知道，斯拉夫文明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文明的诞生地，伊斯兰教的创教人穆罕默德在这里出生和生活，半岛上的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文明对人类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许多已完全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无论是欧洲人称之为的“阿拉伯数字”，还是妇孺皆知的《天方夜潭》，乃至穆斯林世界在医学、化学、天文学及农业灌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曾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发展的轨迹。为了充分地展现斯拉夫文明，我们将计划前往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马其顿等国进行拍摄；同时，也将计划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沙特、也门和阿曼各国的拍摄，以其来展示阿拉伯的历史文化和风情。预计《走进阿拉伯半岛》拍摄20集，《穿越第聂伯河》20集。

赵虹谈《秘密访问》：破冰之旅

中央新影是纪录片的大本营，承载着中国纪录片的历史。在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新影厂一共摄制了7000多部新闻纪录影片，收集储存了42万分钟的历史影像资料，成为无可替代的宝贵的国家影像档案。新影厂厂长高峰曾经说过：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包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挖掘与整理，把几十年来的宝贵影片与资料，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展现到消费者面前才能让他们体现价值。

高峰厂长抓住中央新影的优势：积累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影像素材，专为“老故事”设计了“经营历史”战略。中央新影的影片常常是配合国家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来制作，比如《周恩来外交风云》、《国庆纪事》、《中国1949》、《走向胜利》等电影文献纪录片，因为题材的关系，每部电影里用到的素材交叉重复性比较大，被很多人戏称为“新影老面孔”。高峰厂长表示过：如果总是老面孔，观众就会失去新鲜感，失去观看兴趣，我们必须出示新面孔。

《秘密访问》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完全是按照电影模式制作而成，用来在电影院放映的。片中以大量的真实史料为基础，以绝密的会谈记录档案为关节，以生动的幕后细节为背景，全面详尽地再现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事件前后的历史原貌。并通过这一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精心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本片首次大量运用胶片资料和“情景再现”的对接手法将处在事件中心的人物性格描绘的栩栩如生。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同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至此，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成为了由中美对峙转向中美了解这个漫长道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行动。尼克松总统的这次成功访问不仅改变了中国在对外战略上同时存在多个敌手的处境，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些重要的转折起始于1971年7月9日的一次秘密访问。关于尼克松首次访华，这是一段大家都熟知的历史往事，我开始接触到这个选题时并没有太多的兴奋，脑海里闪现过的是无数的历史文献片，或许这也将是其中的一部而已。可是当我在中央新影的资料室里看到那些珍贵的画面，在逐步了解了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故事后，内心深处的平静被打破了。在那些历史意义以及深远影响等词汇的背后，一种挥之不去的激动涌上心头，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感官神经。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入驻白宫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包括主动建立了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互传口信的渠道。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

1971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就美方提出双方举行高层对话的建议给美国政府一个答复：“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来北京直接交谈。”尼克松总统于同年5月中答复说，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赴华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问题，并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7月16日发表了《公告》。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两个敌对了近20年的大国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一起？美国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接近中国的？在当时的国际形式下，基辛格等来访中国为什么要秘密进行？而这个足可以轰动世界的行动，居然在悄无声息间完成，两国政府为此做了哪些特殊的工作呢？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不是都否决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的文件吗，那美国乒乓球队怎么又来了呢……如同一个普通观众一样，我被这些问题深深吸引，开始了一场探秘解疑的行程。不否认揭示“内幕”是一部影片吸引收视的很大卖点，而在我看来，《秘密访问》这些幕后的故事，更把当时两国政府领导高层的胆识、智慧、远见，和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有人说一部影片是否能感动观众，是评价影片好坏的根本。当然这里的“感动”是广义的：让你开怀大笑，让你心潮澎湃，让你心惊胆颤，让你感同身受……也有人说影片反映的问题能让人们深刻的思考，那就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可是，在了解了这段历史事件之后，我已经迷失在前人的这些假定之中。

我查阅了几乎所有的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各种书籍和影像资料，在浏览的同时勾画着《秘密访问》未来的样子，我该怎么做？一个问号始终在脑海里徘徊，到底该怎样去表现这部纪录片呢？文献纪录片还是纪录故事片？或许，今天我会更加肯定,因为当画面和声音完美结合的那一刻，不管是不是有些违背一般纪录片的场面调度和声音处理，还是超越普通故事片的叙述手法，已经不再重要了。无论怎么去定义她，她都是一部吸引人的纪录影片。

影片开始，基辛格等一行出发前往机场，即将登上飞往中国的班机，几位亲历当时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简单地概叙了这次“访问”的历史形势背景，这是一个特殊时期非常特殊的任务，而任务的重中之重，就是保密，中美是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即将揭晓。这个用“情景再现”故事片的手法处理的影片开头，也是我考虑很久才做出的决定。无论文献纪录片还是纪录故事片电影，无疑灵魂都是真实性。而在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中，到底用不用“情景再现”这一颇具争议的手法，却是一直困绕我的问题。无论电视剧还是电影，涉及到历史题材重要人物的表现都是老大难问题。演员长的像不像，具备不具备剧中人物的气质等都是令导演头痛的问题。况且在这一部纪录片电影中，这些亲历者大都是观众较为熟悉的历史人物，会不会容易让观众产生“假”的感觉，甚至给后人造成真实的陷阱等都是问题。但《秘密访问》一片中，美国大使第一次向中国大使传递信息时的情形如何、基辛格一行到底又是怎么来到中国的……这些缺失的影像如果只能通过采访口述的形式，而观众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切，那将也是很大的遗憾。

在影片还没做完的时候，曾经给业内友人看了样带，在影片播放的1个多小时内，我一直关注着友人的反应，谋划着如何回答各种可能获悉的中肯建议。没想到，片中多次运用的“情景再现”得到了肯定的赞许，而这些“情景再现”很好地弥补了缺失的影像，也呼应了整个影片的风格和特点，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完整生动，人物的内心及性格描述更加丰满，而这也正是我试图达到的目的。通过各种技巧，再现了不同“场”的各种意境，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巧妙地避开了观众最关注的问题。友人很自然地讲起，当吴护士长在讲述毛主席推翻拒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那段故事中，通过“情景再现”和历史影像资料的虚实结合处理，以及感染力很强的演员描述及面部特写的渲染，让他仿佛真的感觉到毛主席就坐在对面运筹帷幄，在这种特殊“场”的氛围中感受到一代伟人的智慧魅力。

我们在影片的摄影风格上也进行了些尝试，在保证真实复原历史的前提下，我们尝试着采用了不同的手法，尽力使影片的画面完美，镜头交代的信息更适合观众观看。有人说，过多地运用故事片的拍摄技巧，虽然加强了纪录片的可视性、娱乐性，但违背了真实记录的原则。我觉得，纪录片中关键性的场面是不能“再现”的，这不光是对历史的敬重，但是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适当的对影片进行艺术手法处理，使得影片接近大片的视觉效果，更能激起观众的收视欲望。

《秘密访问》影片从一开始就展示了独特的风格，唯美的画面带观众进入了一场“再现”的基辛格出发登机场面，复原了一段不可能再见到的历史故事，使影片的时间线在不同的叙述中自由的穿梭。当灯光打在漂亮的欧式建筑上；当在波兰的中国大使在雪中远去时，我似乎也找到了《秘密访问》漂亮的“新面孔”。

近些年来，《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白色星球》等国外的纪录片纷纷进入国内，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了画面美轮美奂的纪录片《故宫》。拥有唯美的画面记录风格影片越来越多。但《秘密访问》如果仅有漂亮的“新面孔”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业内人士指出，近些年来国内生产了不少纪录影片，也不乏故事深刻、画面唯美的优秀代表，但是声音始终都是旧的。画外解说从头到尾贯穿下来，传统影片的解说风格没有明显不同，观众能看到“新面孔”，听到的却仍是“老声音”。

从2005年到2007年，一头扎进《秘密访问》之中，两年时间内，我做过多次尝试，影片剧本、包括拍摄方案也历经数次全盘推翻，重新制作。我一直寻找那种能让人震撼的“新声音”，试图改变解说风格，但又必须符合纪录影片的风格。是单纯的换个声音？是借鉴一些其他节目的形式，还是……一次一次的否定，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原点。一个纪录片，准确的说应该是纪录电影，为什么非要一个解说？为什么非要一个不相干的第三者的声音贯穿始末？

坐到编辑机前，我再次确认了这个胆大的设想，开始梳理画面……那一刻我由导演变成一名观众，无条件的变成了一个接“线”员，静静的听着那些曾经亲身经过这次历史事件的人们的述说，连接各个线索，分析不同的立场，脑海里大胆地印刷着自己的策略，跟随那些伟人们一起坐在谈判桌前，悄悄地在裤子上擦去手上的汗水……谈判结束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起，这不正是我要找的“新声音”吗？不用解说，全部由亲身经历过这次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声音，在收视到精美画面的同时，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角度，张持有度的叙述着那段扣人心弦的故事，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悬念，推进着故事向前发展。

我不敢说这是一次创新，但这类题材的纪录片与传统的文献纪录片相比，《秘密访问》的声音确实有了很大的区别。观众不会在影片中听到导演的痕迹，声音的话语权都在那些亲历历史的主角的身上，这不更能使得故事生动真实，栩栩如生的把人物的性格描绘出来吗？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秘密访问》作为HD纪录电影，在影片中也尝试了运用数字特效技术，来处理一些已经无法复原的历史镜头。基辛格初次访华，前提就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美国官员一行到达北京，住宿定在钓鱼台，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不让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人员发现，是首当解决的问题。在无法用镜头画面展示当年钓鱼台背景形式的时候，我们试图利用3D动画的手法，把地理位置关系、制定的保密政策等清晰地展现给观众。这样的技巧在《故宫》影片中也曾用到，在表现搬运石料这一史实时，同样也运用数字特技在宏观镜头上描绘出了浩浩荡荡的搬运队伍，而在微观镜头的处理上则使用车轮、马蹄等局部特写指代那些拿不准的影像细节，在真实和再现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制作的节目，可以说在技术上是无所不用其极。从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出其影像别致而工整，多处使用超大广角、显微镜头、航拍、水下摄影和高速摄影等手段，大胆地把艺术的各种门类用于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之中。《秘密行动》中动画特效还谈不上壮观、逼真，只是完成了一个基本任务，这也是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地方。这与我国电影动画和特效这块，目前制作水平有限也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我们的想象力不足，手法单一也不无关系，如何使现在各种技术手段更好的为影片服务，是我们必须一起要探询的出路。

在影片的后期处理上，我没有刻意地打断任何话语段落，尽量的顺其自然，甚至全片几乎没有任何段落隔断。当然，这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只是当我们试图去控制一个故事节奏，制造一个悬念冲突的时候发现，最好的处理手法就是影像素材的本身，还有当事人的声音。我想，这也是纪录片真实的魅力所在吧。当基辛格秘密访问结束，尼克松在美国发出访华公告，实现了一次震惊世界的破冰之旅的时候，我也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旅程。

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得到了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从此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美国对华政策战略性的转变和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不仅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开创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赵虹谈《大迁徙》：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记者：纪录片《大迁徙》从何时开始启动？拍摄计划是怎样的？

赵虹：2009年9月，纪录片《大迁徙》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摄制组成立之初，主创人员对于大迁徙移民的故事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我们知道，“汉人”，这个以“汉”为名的族群，长久以来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今天，他们的脚步遍布各地异域，他们用智慧和勤劳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经过阅读大量相关资料、多次专家研讨和数次策划会，我们逐渐对中国历史上大移民时代背后的迁徙故事有了了解。

纪录片《大迁徙》的拍摄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季节性、节庆拍摄。我们从当年中原人南迁的始发地开始，追述这段波澜壮阔而又扑朔迷离的历史，向人们展现中华民族这支优秀民系形成、发展和兴衰的经历，以及他们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的贡献。此后，第二阶段为空镜和外景采访拍摄，我们将寻访广东、四川、江西、香港、台湾等国内迁徙者居住区，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迁徙地区和波及国家。第三阶段为情景再现，第四阶段为演播室专家解读采访。

记者：纪录片《大迁徙》是何时开拍的？如何确立拍摄地点？

赵虹：五个月的案头筹备之后，2010年的大年初八，我和我的团队踏上了“大迁徙”的路程。曾经，迁民们从中原出发，从陆路到水路，历经南迁，回迁，由东向西迁移，然后再南迁，直至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寻着他们的脚印，我们将迁徙的源头中原和中转站岭南一带作为了我们拍摄内容的首选。纪录片《大迁徙》原计划拍摄三年，但实际选题涉及的拍摄地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为止，该片历时近五年，其中，单拍摄阶段就用了240多天。

记者：是否有过类似的纪录片出现？您是怎样理解“大迁徙”的？

赵虹：之前关于中国迁徙移民的纪录片不多，有的也是侧重反映的迁徙者今天的生活，对于他们的历史背景及形成原因挖掘不深。不过，也恰是因为没有人系统和全面地记录过，拍摄起来才更具有挑战性。该片名为《大迁徙》，从策划之初我们就感到了迁徙移民史的厚重，任重道远。自有人类以来，人们的迁徙活动从未停止，人类文明也跟随着一次次迁徙而蔓延远播。无论是战争、瘟疫、灾害造成的被动迁徙，还是趋利避害、寻找更适宜生存条件的主定性迁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迁徙孕育过坚韧的民族，也催生过伟大的国家。在我们近一年的迁徙记录拍摄中，我们被迁徙者死而后已、绝处逢生的移民精神所感动。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站在文化的角度看待历史”，更要“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原”。

而当我们想去准确完美地表述一段史实时，就会不由自主的变得深思熟虑与客观真实起来。这次的《大迁徙》拍摄，由十三集组成，我们从先秦时代的军事移民切入，以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唐初“避地东吴”，宋代的“一迁再迁”，还有近代移民史上的“渡海赴台”，以及三次著名迁徙运动“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将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持续不断的筚路蓝缕的播迁的史实公诸于世。这个片子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关乎到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因为它很好的解答了作为汉族分支的闽南人、客家人、广府人、东北人，以及海外华人等人们一直以来深究的“我从哪儿来”的问题。

记者：看到过你们拍摄过客家土楼的新闻报道，想知道您怎么看待土楼这样的建筑奇迹？

赵虹：关于客家土楼，我这么认为，从外形看，土楼是为防御外族侵扰建造的，但这可被视作客家为了自由、为保存实力而建；从内部看，生活在外族聚集地的客家人居然能够保留一种完全不同于当地外族的生活方式。所以，土楼围住的不单只是客家人的性命，还围住了客家人的文化传统、民族信念和归属意愿，这就是—我是汉人，我要回家！

记者：一部优秀纪录片的诞生，需要创作者保持怎样的心态？

赵虹：连续加班加点的反复调整日渐成熟的《大迁徙》脚本，不厌其烦地梳理《大迁徙》风格的镜头语言，我再次体会到，一部纪录片的成形与最后亮相，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挑剔。对我而言，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是最大的鞭策。挑剔，有时固然会显得不近情理，但为了保全更大的“面子”，其实也不失为是种大智。干这行的都知道，甭管你拍摄的过程多么的不容易，最后片子得不到认可，制作通不过，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基本白费。所以，半年的前期文案准备，近一年的外拍，又半年的调整拍摄计划和两年时间的剪辑……这种持续的、近似马拉松式的工作形式，没点儿耐心、没有对纪录片的热爱和责任做支撑，无论如何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对于我，这份坚持是很值得的，不仅仅为自己，也为一起协作工作和奋斗的同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用真诚来创作》，事实上，一部作品当中，创作者的态度至关重要，记录者本身的高度决定着纪录片的高度，有时还掌握着一部片子的“生死”。纪录片的拍摄从来没什么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奇迹可发生。至始至终，保留真诚，保持清醒，时刻准备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全力以赴致力于创作之中，作品也才有可能与你一起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记者：如此庞大纷繁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搜寻和查找起来是否有难度？

赵虹：有困难，也有局限。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迁徙历史的记载不多，对于中原迁民的具体迁徙过程，尤其是移民迁徙的细节描述更少。撰写纪录片《大迁徙》拍摄脚本后，一颗寻求真相的心始终未能得到满足。梳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丝线索，每每会使我牵肠挂肚、兴奋不已。说到这儿，我很想感谢一下葛剑雄教授，以及他团队出版的《中国移民史》六册全书，它几乎成为了我们的指导用书，而葛教授也当之无愧成为了纪录片《大迁徙》的总顾问。其次，在整个“大迁徙”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得到了拍摄各地的专家、学者，移民后裔、以及民间文物历史爱好者们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通过专业解读和民间传说，包括私人收藏的一件件移民物证，使得我们得以顺利的完成了这个片子的拍摄任务。迁徙和回归是亘古不变的生命历程，《大迁徙》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用镜头解读着中原与汉族各民系之间的血缘关系和精神层面的联系，制作了一席弘扬中华汉民族文化精髓的精神大餐。

记者：作为该片的总导演和制片人，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赵虹：《大迁徙》一片所展现的不仅是一曲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的颂歌，更是一部中原先民开拓回望的史诗。这种宏阔的题材本身决定了该片庄重、严谨，并带有瞻仰、抒情气质的风格。我们在片中不追求刻意、造作的出奇和出新，不在小技巧、小手段、小花样上做文章，力求以内容、内涵本身所具备的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针对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13集《大迁徙》制作了两个版本，一个是45分长篇普及版，一是25分精编高知版。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解答人们一直以来关于“我从哪里来”的疑惑，也能和观众一起寻找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愈挫愈勇的性格原点。拍摄制作《大迁徙》的过程，也是我个人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发现，人走得越远，心离得反而会越近。今天，为了理想，新时代的人们再次进入大迁徙洪流，踏上寻梦的征程。大迁徙始终在继续，因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不会停止。大迁徙，只有起点，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