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6月，自费到重庆考察，携诗作向郭沫若求教，得到郭的赞许，鼓励她以玉龙雪山、金沙江为背景，继续边地文学创作。

后在于立群陪同下拜访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邓颖超，要求去延安，因交通不便未成行。其间访问重庆妇女组织，拜访于佑任、史良、周钟岳、杨杰、女书法家罗衡、女文学家陆晶清等。

1942年8月，参加吴泽林组织的“边胞服务站”，跟着马帮，到宁蒗、维西的边远山区，义务打防疫针，看病给药，展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画刊，宣传抗日、宣传读书学文化，宣传讲卫生防疾病的知识、进行社会调查，收集民族民间文学资料。

“边胞服务站”的工作结束后，继续在省立丽江中学任教，并任民众教育馆馆长。此间翻译整理纳西族古歌《柏雪会》《蜂与花》《合欢》《猎歌》《挽歌》《情歌》《梦》《伐筝》等作品。

1944年，任丽江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兼教员，动员青年妇女，到民教班学习文化，集资创办“丽江妇女工艺社”，组织年轻妇女学习刺绣、编织花边、毛衣技术，培养了一批民族工艺人才。

1949年7月，著作《玉龙旧话》一书出版，为县人著的第一本介绍纳西族历史渊源、文学艺术、东巴文化、风物名胜等方面的著作。

1950年，任鹤庆中学教员。1956年，出席“云南省作家协会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会议”，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成为中国作协云南分会的第一批会员。会后，发表《董埃术埃——黑白战争的故事》、《鲁般鲁饶——久命姑娘的盼望》等东巴经长歌译著。

1957年5月，出席大理州一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及大理州民间文化座谈会。“整风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销公职，送宾川县太和农场“劳动改造”。

1962年8月，摘掉“右派”帽子，重返鹤庆中学，任语文教师。

1965年著《纳西族青年的殉情悲剧及其时代背景》《石牌坊的故事》等作品。“文化大革命”中，又蒙受不白之冤，一度遣送回丽江受“劳动管教”。后返回鹤庆中学当收发员和图书管理员。

1972年12月退休。

1979年4月，“右派”错案得到彻底平反，时已75岁，仍以极大的热情写作，10余年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近百万字的诗歌、散文、札记和评论。其中《亲切的墨迹，难忘的教诲》《明代纳西族诗人木公和木增》获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81年，受聘为县图书馆顾问。增订《玉龙旧话新编》，编著《纳西族诗选》一书。

1984年后，被选为县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

1988年，被聘为云南省诗词学会顾问。撰写长篇回忆录《九十年历程》，其中部分由《云南文史丛刊》选登。

1993年9月9日，在丽江去世。和她同时期第一批进入学校受教育的女性，并没有她这么好运。有的中途辍学，有的虽然接受了女子师范教育，但进入社会后还是不能像男性那样顺利找到工作，独立生存。

有人只好又重新回到家庭做家庭妇女。纳西族第一代知识女性可以说是命运多舛，世代因袭的性别歧视并不会因为女性开始接受教育而得到改变。

著有《玉龙旧话新编》《雪影心声》《纳西族诗选》《明代纳西诗人木公和木增》《亲切的墨迹，难忘的教诲》、《历史上丽江地区的几个流官》《木公、木增与杨慎、徐霞客》《马子云与玉龙雪山》《纳西族诗人桑映斗》《回忆周霖》《纳西族青年的殉情悲剧及其时代背景》《石牌坊的故事》等等。翻译《人类迁徙记》《卜筮的故事》、高楞趣》《教主释里》《董埃术埃——黑白战争的故事》《鲁般鲁饶——久命姑娘的盼望》。翻译整理古歌《柏雪会》《蜂与花》《合欢》《猎歌》《挽歌》《情歌》《梦》《伐筝》编著《纳西族诗选》、长篇回忆录《九十年历程》。

赵银棠晚年曾经对丽江历史上一些诗人、画家、文人的经历和艺术贡献有生动描写。记载了他们对丽江文化的传承和贡献。

奠定赵银棠在纳西族作家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女诗人”地位的是她于1947年出版的《玉龙旧话》。这是一本系统地介绍纳西族历史渊源、风物名胜及纳西族文学的著作，而且出自一名女作家之手。

赵银棠对纳西族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作家作品都有研究介绍。她对纳西文化的热爱之情和责任感从年青时一直延续至今。晚年的诗文主要是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生活的记录，以回忆、感怀为主要内容。

和青年时比，因为时代的变化多了些开朗、喜悦的情怀。如她在《玉龙旧话新编》“后记”中表述的：“年岁大了，什么也难于说得清楚，只好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向着苍苍晴空感谢：心灵永远不死，真理永远不灭…”

赵银棠因为家境比较好，父母思想开明，她又是家中的独生女，所以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知识给了她勇气和毅力，使她对自己的人生有新的目标和追求。

她甚至在结婚有了孩子之后，还渴望着冲出地域峡谷，去寻找理想的天地。将孩子托付给亲人，毅然到昆明读书深造。这在当时的社会，需要多大勇气才能冲破世俗的偏见和阻力。

赵银棠在昆明求学期间广泛阅读各种书籍，也接触到一些新书刊、新思想的影响。在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回到丽江后，她曾经于1941年创立了“妇女会”，寻求妇女解放之路，为争取妇女的权益而努力奔走。但这条路却是充满艰辛和曲折。

1942年赵银棠因为面临失业的威胁和“愤时疾俗，忧焦不已”，只身赴重庆，一方面参观学习当地妇女会的工作，同时还想请人介绍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但此次她有幸见到了郭沫若夫妇，得到郭老赠予的一幅墨迹，还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回乡后，她又创办了“丽江妇女工艺社”，并随“边胞服务站”到丽江西北、维西、永宁等地宣传抗日，了解民间疾苦，采录风土人情和民间文学资料。

纵观赵银棠一生的文学经历，青年时代对梦想的坚持使她走上了创作的道路，也开创了纳西女性对文化的参与创造，并以自己丰富的实践活动为民族文化做出贡献。她以自己的才情和精神，为纳西女性在文化旅程上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其意义将是深远的。

因为身处旧时代，她的创作中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女性意识。但是对时代社会给予女性的压制还是有一些含蓄的反抗。她之所以走上创作的道路，也可以看作是对旧时代女性不公平命运的抗争。

她是希望通过自己对精神创造活动的参与，实现女性的人生价值，找寻到女性生存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赵银棠和她的作品都是一种可贵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