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者》一书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下半叶的菲律宾。自1521年麦哲伦带领西班牙远航队来到菲律宾后，菲律宾就逐步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至19世纪70年代菲律宾的耕地大部分归西班牙庄园和天主教会所有。修道会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由于西班牙殖民势力在美洲的衰落，19世纪中叶外国商人，首先是美国和英国商人进入菲律宾。菲律宾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日益增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随之形成。在这个知识阶层中出现了改良主义思潮。1872年1月2日，菲律宾卡维泰的海岸、炮兵和兵工厂工人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却激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殖民者的愤恨。菲律宾籍教士布尔哥斯、扎摩尔和哥美斯被殖民当局残酷处死。小说《起义者》就是作者奉献给上述3位起义者的。

席蒙（原名伊瓦腊）：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珠宝商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角色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其实他本不是珠宝商人，他是《不许犯我》中的“伊瓦腊”——一个满怀着美好希望和幻想，准备和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婚，打定主意做些好事，原谅所有害过他的人，只求他们能够让他安安逸逸地过日子的青年。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仇敌策划了一次暴动，在混乱之中把他莫名其妙地牵连了进去，从而失去荣誉、财富、爱情、前途和自由。后由于一个朋友的壮烈牺牲，他保住了性命，于是立誓复仇。他挖出了埋葬在一座森林里的财宝，逃到国外经商。他参加了古巴的战争，钻着空子发了大财。并在那认识了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督的一位少校，席蒙借钱给他而博得好感，后又凭借所熟悉的内幕与其成为密友。席蒙用金钱帮他买到总督的职位，到了菲律宾以后就把他作为工具，利用他的贪婪心理，鼓励他为非作歹。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激起菲律宾人民的反抗，以推翻西班牙殖民当局，进而建立菲律宾人民自己的政权。

巴西里奥：小说中的巴西里奥是当时菲律宾青年的典型代表：母亲被逼疯了，兄弟死了，自己却只想一心一意按照教授的意思读好书，好做一个合格的医科大学生，毕业了娶胡丽为妻，开个医馆过上安稳的日子，就很满足了。在读书期间，他就知道盲目地背书，他并不知道人们老让他回答问题，其实只是想看他背不出来的时候好引起一堂哄笑。而当他每次都圆满地背出来后那些人就不叫他背了，因为他并不能使他们发笑。这个懦弱的青年一心只求苟安，根本就不是起义的料，所以无论席蒙怎么劝他参加起义也无济于事。后来发生了“传单事件”，他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胡丽由于救他心切而被好色的神甫逼得摔死之后，他确实有种复仇的冲动，因此跑去找席蒙说要参加起义。可是当听说满屋子的人都要在爆炸瞬间身亡的时候，他恐惧了，“在这紧要关头，守护他的善良天使获胜了。他忘掉仇恨，忘掉胡丽，只想去拯救这些无辜的人”。这并不是他热爱生命的天性使然，而是他本身就是个怯弱之人。他根本无心把挽救国家的命运视为神圣的事业，心里想的就只有如何才能过上苟活的日子。

塔勒斯百户长：塔勒斯百户长的故事更是成千上万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穷苦人民生活的缩影。他勤勤恳恳地耕种出一块无主土地，为了这块土地，妻子和长女都累死了，全家人都患上了疟疾，等到终于有收成的时候，邻镇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修士竟然宣布这块地是他的，要收租。他只好一步步地退让，税收由三十个比索逐年涨到了二百个比索，还被逼选为百户长，自己掏腰包置了一身百户长的行头，并替那些已死或搬走的人交租。后来修土还不满足，直接把这块地据为己有，并把塔勒斯一家驱逐。结局是塔勒斯加入绿林军，儿子被抽壮丁，女儿成了别人家的奴仆（后来还被逼摔死），老父亲变成哑巴，被孙儿所在军队的战友所杀。

修士们：小说还刻画了那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良的修士的形象。他们平常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横征暴敛，把人民逼得走投无路，因此内心虚弱和恐惧。作恶多端的萨尔维神甫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当那个用来变魔术的面目狰狞的人头说“我已经复活了，我要揭露你的罪恶。我沉默了这么多年，现在我要控告你。你造谣中伤，你是一个伪君子杀人犯”时，萨尔维神甫已经骇得魂不附体，两臂高举，滑倒在地上。一场魔术就能把他的心虚和自责引发出来，可见其罪孽有多深重。但修士中也有一批正直又令人敬仰的人物，真正地想为受苦受难的人民谋求福利和祈求天主赐福。他们鼓励年轻有为的青年努力学习，并把他们培养成优异的人才。比如甲必丹蒂亚格，他对学生的培养和欣赏就是真诚和令人叹服的。而佛罗伦提诺神甫在席蒙死前的那段慷慨激昂、激动人心的话语也令人备感希望。

《起义者》是围绕席蒙回国探索菲律宾民族解放道路这条主线来展开小说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的。通过描述旅欧13年二次归国的席蒙所处的生活环境，作者再现了19世纪下半叶菲律宾的社会现实。

席蒙处于两个相互对立的生活圈之中。一个生活圈是灾难深重的菲律宾群众，这些被侮辱、被迫害者来自菲律宾不同阶级、不同层次，他们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自发的反抗精神，这就为席蒙组织“革命”斗争奠定了社会力量的基础。第二个生活圈中的人物有总督、官员和神甫们，他们是西班牙殖民制度的积极推行者。席蒙就处于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生活圈之中，他的身份暂时属于上层集团，而他的种族，他的思想却紧密地和菲律宾人民联系在一起。

席蒙无疑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民族解放道路的探索者。他的革命探索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席蒙第一阶段的探索主要是改良政治，实行教育救国。13年前他首次旅欧归国，准备和玛丽亚结婚并着手做一番事业。他主张“由西班牙母国和本国同胞的共同努力”来改造社会弊端，并创办学校、开发民智以昌盛祖国。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仇敌策划的一次暴动把他牵连进去，什么名誉、爱情、前途、自由一下子全完了，仅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惨痛的挫折使他看清了“侵蚀我们社会的那个可怕的毒瘤，它紧紧地附在社会的肌肉上，它需要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把它连根挖掉”，他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他第二阶段探索的起点。

13年后，席蒙二次返国，开始了他新的探索活动。席蒙为这次归国做了长期的思想、物质准备。席蒙这次回国斗争的目的和方法很明确，他曾对巴西里奥说：“现在我回来了，就是来摧毁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来加速它的灭亡的”，“不要去要求做人家的一省，应该努力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斗争的方法是“以暴抗暴，以牙还牙”。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席蒙在炮兵、农民、市民和学生中展开活动，将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包括中国商人季洛嘉）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以城市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席蒙在短短的3、4个月间就组织了三次暴动。这三次起义在菲律宾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每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西班牙殖民政权尚未达到一触即垮的程度；菲律宾群众也未能充分发动，这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必须从革命者席蒙自身寻找原因。

第一次暴动的失败体现了菲律宾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不够坚定及其性格中的软弱性。第二次起义由于准备不够而失败，事实证明这次行动本身带有盲目性，反映了组织者脱离群众的急躁情绪。第三次起义是在席蒙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情况下进行的。就他个人而言思想有过一次飞跃，他再也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感情失控、犹豫不决，但起义仍然失败并导致他自杀身亡，原因在于他“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不分敌我的恐怖、冒险手段正是席蒙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席蒙采用恐怖、冒险手段进行革命活动，《起义者》的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予以了批判，他在书中写道：“一个人没有权力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而屠杀生灵，因为每一个人生来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就象他有追求自由与光明的权利一样”，“只有天主才能创造、毁灭人类，人类就不能这样。”

虽然席蒙在思想认识上有许多缺陷和弱点，但总的说，他还是19世纪末菲律宾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进行革命探索的悲剧反映了菲律宾资产阶级的民族理想与殖民地社会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菲律宾民族独立道路的探索还在改良主义和恐怖复仇活动之间徘徊。但小说绝不是悲观主义的，虽然菲律宾的革命当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可人们从席蒙探索的悲剧中会总结出历史教训，找到正确的斗争途径和方法的。

结构情节

小说的结构分别以叙写人物、事件的39个章节组成。其中“塔勒斯百户长”“巴西里奥”“席蒙”“胡丽”等章以写人物为主；“一堂物理课”“在学生公寓里”“演出”“婚礼”“盛宴”以叙事为主。写人、叙事相互交织，临终围绕着席蒙及其三次起义这个中心。小说情节多条交叉：总督、神甫及其他“上层人士”，塔勒斯、胡丽、巴西里奥；伊萨加尼、佛罗伦提诺；席蒙、玛丽亚；大学生们等等。这些交叉的情节演化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巴西里奥坟地夜遇席蒙；起义前夕席蒙偶获玛丽亚恶耗；胡丽遭神父逼奸跳楼身亡；盛筵上的石榴灯盏；席蒙海岛遇难等等。作者善于制造气氛，设置悬念，使作品具有警险、神秘色彩；对事件、人物有时不作详细描述，仅作概要勾勒，留有空隙，让读者用想象加以连缀和补充。

人物刻画

小说对作品主人公形象的刻画，一是通过人物的活动表现人物性格；二是通过人物语言展现人物思想。小说情节虽具惊险，神秘色彩，但席蒙并非江湖侠义人物，尽管他曾以个人复仇组织斗争行动，但这毕竟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小说中常以席蒙大段谈话阐述他的思想观点，读者有时感觉冗长，但那些出自肺腑含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不得不使读者承认他是个爱国者、革命家。

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较为成功的。作品所刻画的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殖民地时期菲律宾人民各个阶层的面貌。长篇的感叹和独白是作者内心情感的真实体现，作者通过他人之口来抒发对菲律宾命运的担忧。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成功之处，也就在于通过大段的人物对白来加强人物形象的刻画。

在小说中，人物的对白大都长篇累牍，虽说有些冗长甚至琐碎，但这是作者面对特殊的主题和题材时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刻画人物的手法。如一开始巴西里奥和席蒙几次见面时候的交谈，以及席蒙临死之前和弗罗伦提诺神甫的长篇对白，都加强了对于人物的刻画。

语言风格

《起义者》的语言风格多样，抒情、幽默、夸张、嘲讽、说理……和谐统一、融为一体。对总督、神甫等上层人物作者常以嘲讽、幽默的语言叙述；对受迫害者，特别是对玛丽亚则给予抒情赞颂；刻画席蒙时常以豪言壮语表现他的革命情怀，而对他毁灭一切的思想行为又给以恳切的批评。小说的字里行间常运用欧洲文学典故来阐述作家思想和菲律宾社会现实。

《起义者》于1891年在比利时根特首次出版。中译本于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柏群。

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1861—1896），又译为何塞·黎刹，是菲律宾近代作家、诗人，民族运动活动家。1861年6月19日出生于菲律宾内湖省卡兰马。少年时代曾亲身感受过母亲被诬入狱的屈辱，并受到1872年甲美地人民“打倒西班牙”运动的影响。1872年进入马尼拉阿登尼奥学校学习，1877年转入圣托玛斯大学。从此开始创作活动，1879年他的爱国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曾获全国诗歌比赛一等奖。

黎萨尔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奔走呼号，遭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不断迫害。1882年，黎萨尔不得不离开菲律宾，辗转于马德里、巴黎、海尔德堡各大学攻读医、文、哲、史和心理学，获硕士学位。此时还与友人一起创办刊物，掀起改良主义宣传运动。因思念祖国，1886年创作了《海尔法堡之花》《玛丽亚·克拉腊之歌》等诗；1887年在柏林发表了反殖民主义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7月，返回菲律宾，但不久即被驱逐出境。1889年在马德里和菲律宾与友人共创《团结报》；1891年在比利时发表《不许犯我》的续集《起义者》。1892年6月黎萨尔回国创立“菲律宾联盟”，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不久被捕，后流放棉兰老岛达4年之久。1896年8月波尼法秀发动武装起义后，黎萨尔前往古巴途中被捕，12月30日牺牲于马尼拉。《最后书怀》是黎萨尔就义前夕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下的爱国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