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传播第一次进入公共话语时，美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从认识论角度对传播概念进行内涵理解的传统，我们在描述中可以把传播的界定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此外，还有两种则是从本体论视角对传播的内涵进行界定。第一种定义将传播视为一种讯息产生效果的过程。第二种定义则将传播看做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不仅仅是采用任何形式来送出和接受信息，而是一个整体的情景和完整的体验，总而言之，是一种人类关系。可以看出，这些都表明了软实力可以把一个国家、地区、社群与另一个国家、地区、社群联结在一起。将本体论、认识论结合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综合地认识软实力传播的内涵。

第一，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软实力既是一个“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又是一个“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关系性实力是主体（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或国家）通过传播手段促使对象（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或国家）采取某种行动的实力；而结构性实力是塑造和决定国家、机构、群体（集团）或个人的活动必须在其中进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结构的实力。第二，由于新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过程的时空区间更加向外延伸，时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物理含义（空间包括人类的精神空间和信息技术带来的虚拟空间）。这同样适用于思考软实力所存在的传播时空。第三，在原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软实力的扩张和国家之间通常存在一股力量差（power distance），这正是诞生所谓“传播权力”（power of communication）的来源。权力的差距使得世界呈现出传播权力的高地和洼地。传播权力的高地形成世界权力的中心，赋予主体中心化的优越位置，洼地成为世界权力的边缘地带。中心内核向四周边缘膨胀，四周边缘又产生张力，因此是一个由内而外、内外互动的双向性的运动，形成主体-客体间双向、非对等的互动。第四，软实力的成功取决于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更包括两者之间的信息流动。所以，人们常常把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软实力研究联系在一起。人们也已经习惯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作为软实力的一种来源，把它们当做是一个国家语言的传播手段、标准化的特殊机制。而随着传媒娱乐化、商业化、消费化的变革过程，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和丰富的商品，会产生使他人适应其文化的黏度，避免了硬实力的高额开销。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所谓软实力传播（Communication of Soft Power），应被看做是：一个（或一组）体现了国际社会关系和经济贸易的时空、机制变革的过程，并且产生了跨地理区域、虚拟区域的信息流动、文化活动、精神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传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