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宋朝准备答应与西夏的和议，辽朝派来使臣，要宋朝不要与元昊讲和。两难境地下，宋朝的礼部郎中吴育发表意见，顿解愁结：　“契丹受恩，为日已久（指宋辽两国自澶渊以来一直关系友好）。不可纳一叛羌（西夏元昊），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番自斗（夏辽关系吃紧），斗久不懈，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吾朝速纳元昊，为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河北），致使辽宋战事又起。”

接着，吴育又出主意，宋朝可派使臣到西夏，告诉西夏要一如既往与辽朝和好，宋朝方许约和；同时，又派使臣去辽朝，告诉契丹人，宋朝已经命令元昊向辽朝道歉，在此前提下，才接受西夏的求和，否则，当再兴兵征讨。宋廷依计施行。果然，此举中规中矩，西夏、辽朝皆无借口向宋朝发威，宋朝总算在外交上取得一次成功。

辽朝方面，早在1031年辽兴宗即位之初就把辽朝的兴平公主（辽兴宗姐姐）许配给元昊，但夫妻二人关系一直不睦，完全是政治婚姻带来的冷淡与疏隔。后来，兴平公主病重，元昊仍旧搂着别的美女狂欢，对公主不闻不问。直到公主病死，元昊才向辽国“汇报”此事。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人持诏“切责”元昊。元昊由于正忙乎攻宋，也低头装孙子，献贡献宝讨好辽兴宗。

后来，辽朝从宋朝又讹诈每年多二十万“岁币”后，很是站在宋朝方面说话，劝阻元昊不要伐宋。元昊恼怒至极。再往后，夏辽两国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发展到元昊劝诱辽国的党项人叛逃，辽廷派使臣令元昊归还，元昊不从，双方翻脸。

既然与辽朝闹僵，自然要加快与宋朝的和议。公元1043年夏天，宋仁宗派使臣到夏州，答仁宗派使臣到夏州，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虽然说是“赐”，文字游戏而已，实则是花钱买平安。大臣蔡襄上言，“元昊自称兀卒，有时又自译为‘吾祖’，以此陵侮朝廷，万万不可许和。”宋仁宗不听。并下诏召韩琦、范仲淹还朝为官。大臣富弼上言劝宋仁宗应留韩、范之中的一人守边，但当时执政晏殊等人“厌兵”，答应了元昊的一切要求。

转年，公元1044年五月，辽朝内党项族叛乱，辽朝派军前去镇压，元昊派兵救援，竟把辽朝的招讨使也杀掉。大怒之下，辽兴宗在国内征调人马，准备亲征讨战西夏。在此情况下，西夏更急于与宋朝讲和。

最后，在元昊的加码要求下，宋朝把“岁赐”提至“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西夏答应奉宋朝为正朔，并在高平寨与保安军设立榷场。其实，宋朝使臣前往，西夏只是在宥州“接待”他们，从来未到过兴州（银川），“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他爹李德明还会在宋使来时把“皇宫”内的匾额暂时撤下来一会儿，元昊索性连这道手续也免了，根本不让宋使入“首都”。

宋夏议成。当年十月，辽夏二国开始大打出手。

1044年十月，辽兴宗本人怒气冲冲，连出三路大军，共十万精兵，渡过黄河，直朝西夏境内杀来。大军一直前进四百里，未遇任何抵抗。最终，辽军在贺兰山北麓发现元昊部队，辽军纵兵进击元昊部队，把夏军杀得大败。元昊与宋军打惯了胜仗，初遇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辽军，自然压力倍增，尤其是当他看到辽朝源源不断的增援士兵，心中大惧。于是，元昊又使缓兵之计，派使臣向辽兴宗谢罪请降。辽兴宗想见好就收，其臣下韩国王萧惠等人不答应，劝辽兴宗，一鼓作气，扫平元昊，以免日后他再生祸患。

思来想去，辽兴宗点头。于是，辽朝的韩国王萧惠为前锋，又朝元昊西夏军杀去。元昊见势不妙，边撤退，边坚壁清野，烧掉一路上凡有的粮草和居所，连撤一百里之遥。这种焦土政策管用，辽朝十万大军本来要以战养战，这样一来，后勤顿失保障，人粮马料皆成大问题。元昊又恰如其分地派人“请降”。

辽国君臣正在大营计议，元昊忽然发起猛攻，直袭萧惠大营。萧惠不孬，忙整军出战，把元昊又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忽然天起大风，吹扑向辽军。古人迷信，契丹人更是信神信鬼，大风一吹，兵将皆心惊肉跳，一时军中大乱。元昊已经习惯了自己地盘上这种风沙乍起的天气，立刻命夏兵反攻，把辽军打得大败。此次大战，发生于河曲（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故称“河曲之战”。

当然，“河曲之战”各种史书上记载矛盾，《辽史》更是支支吾吾，含混其辞。据《辽史——伶官传》所记，辽兴宗败后，苍惶逃命，其身边有个戏子名叫罗衣轻，生死关头还挺幽默，趁着辽兴宗驻马喘息时，刻意搞笑：“陛下您看看鼻子还在吗?”夏辽之间发生战争，夏人总爱把被俘的辽人鼻子割掉再放归，罗衣轻以此为笑乐想逗辽兴宗开心。辽兴宗此时刚捡得一命，听罗衣轻如此说，怒上心头，叱命旁人[卫士无多]把罗衣轻宰了。时为太子的辽道宗赶紧解劝：“插科打诨的不是黄幡绰[有名的搞笑戏子]”，罗衣轻顺口接声：“行兵领队的也不是唐太宗”，仍旧不肯服软，继续拿辽兴宗找乐。辽兴宗闻言也笑，知道此次大败全是自己该断不断。

对于此次战争，辽兴宗逐渐意识到了党项部落对辽西部边境的威胁，同年升云州为山西大同府，开始营建军事指挥系统和升级防御城池，升格为辽五京之一，作为西部陪都，这一举措提高辽在该地区的军事、经济影响力，也为辽兴宗的第二次对夏战争提供了基础。

重熙十八年（1049年），辽兴宗乘西夏景宗李元昊新丧之机，发兵三路攻夏。北枢密院使萧惠率南路军渡黄河[15]，向河套地区推进，攻西夏东境；耶律敌鲁古率北路军攻西夏右厢地区，南下攻凉州（今甘肃武威）；辽兴宗率中军攻西夏中部。

辽南路军沿黄河而进，战舰粮船浩荡，进入夏境。夏军乘辽南路军轻敌冒进，突然发动攻击，辽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萧惠领残部败走。辽中路军闻萧惠败讯，不敢继续深入，撤兵而回。北路军进至贺兰山，击败没藏讹庞率领的三千骑兵，追至凉州，俘李元昊遗孀没移皇后及官僚家属多人，获大量牲畜而还。

西夏在建国初期，与宋、辽连续进行了几次大的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政治上也争得了与宋、辽平等的地位。从此以后，尽管西夏在形式上仍须向宋、辽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却完全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形成了宋、辽夏三朝鼎立的局势。

辽兴宗在两次对夏战争中，本欲开疆拓土，将辽带入更为恢宏的盛世，但两次贺兰山之战的战果都和其目标相去甚远。两次战争极大的消耗了辽的国力，辽自此开始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