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7-05 11:41
“达德”二字出自《礼记•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学院聘请陈其瑗为院长，陈此生为教务主任，杨伯恺为总务主任，沈志远为商业经济系主任，邓初民为法律政治系主任，黄药眠为文学哲学系主任，张明为图书馆主任，黄焕秋为注册部主任，龙世雄为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
达德学院，在中共的领导下，由民主党派和爱国进步人士出面筹办一间正规大学，从意向到实现，费时不过3个月。达德学院的教师队伍水平之高，是当时拥有相同学科的任何一所国内大学所无法相比的。学院开课后，第一届招生200名，后来陆续扩大招生，学生来自国内及海外各地。学院存在期间共招收三届学生。
学院以“研究高深的学术，养成为人民服务之爱国人才”为主旨，其教育方针是，“要教育一班青年，并通过他们使全国人民从封建专制的地主、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从官僚豪绅和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买办的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使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站起来为自由人——中国的主人。”校风为“内行领导，专家治校，民主办学，团结奋斗。”学风是“理论联系实际，百家争鸣，互相质疑，共同探讨，在实践中锻炼，以实践为准绳。”
学院设有政治经济系、新闻系、财政管理等专业，开设“社会发展史”、“农村工作”、“土地问题”等课程。学院为了让学生了解国内革命斗争及民主运动情况，经常聘请由内地来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无党派人士和著名学者来校作形势报告、讲学或作学术报告。这样的教育使达徳学院学生思想空前活跃、政治觉悟显著提高。
1949年3月，港英当局封闭了达德学院，两年半里，达德学院先后培养了700名优秀学生(包括预备班和各系、各年级的旁听生)。他们先后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所有的同学都为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而民主进步人士则在中共安排下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活动。
1946年秋，随着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中共的公开工作急速从南京、上海转到香港。
由于中共周密的安排和布置，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的大批民主党派成员、著名进步人士被护送到延安或解放区，另有一批被转移到香港。云集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进步人士为发挥智力优势，在中共提议并赞助下，联合创办了达德学院，成为中共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亲密合作的典范。
早在1945年5月董必武在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就向陈其瑗提出建议，劝他回港创办大学，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培养人才。1946年陈其瑗由美国回到香港后，找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及在港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开始筹办达德学院。民联、民促担负了发起的任务，中共广东区委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协助。首先由各方面捐款，筹集经费，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蕴山等都亲自捐款。达德学院董事会成立后，李济深被选为董事长，杨伯恺为秘书长，蔡廷锴、丘哲、张文等23人为董事。由董事会决定向港英政府申请批准立案。由于陈其瑗曾任广州国民大学校长，被董事会聘为达德学院院长。董事会还聘请黄药眠、沈志远、杨伯恺、千家驹、狄超白、章乃器、萨空了、丘克辉、刘思慕等30多人担任教师。以后随着民主党派成员、进步人士陆续到港，又增聘邓初民、翦伯赞、杜国庠、许涤新、薛暮桥、陶大镛、钟敬文、胡绳、石兆棠、陆诒、高天、朱智贤等任教。
1949年2月23日，香港达德学院被港英政府勒令关闭。在我党组织的安排下，大部分师生北上参加了革命及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其后，学院的校舍几易其手，最终在2004年被列为香港法定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