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达洛维夫人是一位光彩耀人的上流社会中年贵妇。在她一如既往地为丈夫筹备晚宴的一天里，自印度归来的她的昔日情人彼得·沃尔什，她少女时代仰慕的好友萨利·塞顿，得了炮弹震呆症的战争幸存者赛普蒂默斯·史密斯，以及伦敦社交圈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相继穿梭在她的思绪里，引发了她对过往青春岁月的无限怀恋和老年将至的种种恐慌。她突然感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正在“每天的腐败、谎言、闲聊中逐渐失去“。她已成长为一位左右逢源、光彩耀人的政治宴会女主人，却为此牺牲了体验生活本质意义的真实权利。曾经达洛维夫人也是一位如花的少女，对未来有着许多美好的追求，而现在自己只不过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一个装饰品罢了。在这些矛盾的对峙中，达洛维夫人渴望自由的心与传统的束缚、环境的要求时刻进行着斗争。是坚持抗争还是妥协屈从？在生存与情感的十字路口，达洛维夫人痛苦、彷徨，当然，最终还是选择妥协。可以说从少女克拉丽莎到达洛维夫人几十年的生活，就是挣扎与妥协交织进行的人生奏鸣曲。

战争使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赛普蒂默斯·史密斯成了替罪羊。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参加战争，但残酷的阵地战使他患上了弹震性精神病。战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失去了感觉，便用婚姻作为避难所，他并不爱妻子卢西娅，却跟她结了婚，他“欺骗了她，引诱了她“，他只想在她那寻求一种安全感。但在战争中死去的好友的亡灵不断地折磨着他，加上当时社会的冷漠以及对人性的压抑，他不得不以跳楼自杀来寻求解脱。赛普蒂默斯的疯狂主要是从他妻子卢西娅的角度叙述的，这一特定视角表明，作者意在揭露战争对女性的伤害。

少女时代克拉丽莎是深爱彼得的，即使三十年以后，即使在她成为达洛维夫人以后亦如此。昔日的恋人彼得·沃尔什也常常让达洛维夫人魂牵梦萦，虽然“他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枯燥乏味，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以及他的坏脾气。““她和彼得好像已离别了几百年，她会忽然想到，倘若他此刻在她身旁，他会说些什么呢？——有些日子和情景会使她静静地思念他，回忆中已经没有昔日那种怨愤。“因为只有彼得能唤起克拉丽莎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激起她对生活的无限激情。

克拉丽莎最终放弃了懂得爱情与生活的彼得，而嫁给了务实、平庸的国会议员理查德·达洛维，并很快地学会了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并且将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封闭起来。这不但是爱情对世俗生活的妥协，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务实精神和功利主义对贵族浪漫爱情的胜利。严格地说，克拉丽莎的抗争是软弱而不彻底的，只作少许努力，但旋即放弃，去做一个彼得很不喜欢的“地地道道的主妇“，展示她“天生具有的平庸的气质“。虽然她也时常回想曾经和彼得生活得多么富有生趣。“他们之间一向就有这种不用语言就能沟通的奇特的能力。她马上就能知道他在批评她。于是她会做件显然是为自己辩护的事，比如像这样在狗的身上故作张扬之举——可是永远骗不了他，他总能看穿克拉丽莎。当然他嘴上什么也不说；只是神色阴郁地坐在那儿。他们之间的争吵常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种微妙的互相猜忌对于热恋的男女来讲，着实是一种可爱的行径。在几十年爱恨交织的生活中，达洛维夫人的内心深处依然对彼得充满依恋，彼得才是能给她想要的那种生活的人，而对此她当初却没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她现在的身份不容许她去告诉彼得这一切，更不可能丢下一切和他一起走。作为达洛维夫人的外在的自我与作为克拉丽莎的内在的自我只能在矛盾中挣扎，终究只是与传统和现实达成妥协。

在生活方面，克拉丽莎曾经也试着关心一些社会问题，还和萨利“讨论如何去改造世界，她们要建立一个废除私有财产的社会，“可见，她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精神的、会思考的女人，一个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女人。而当她成为达洛维夫人后，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看看回忆录等无聊的闲书，再和贵妇人们闲谈，聊聊妇女病之类的话题。再有就是不断地参加晚会和举办晚会。“她像一片薄雾，散布在最熟悉的人们中间“，克拉丽莎成全了很多晚会，却逐渐消失了自己，为自己身陷上流社会不能自拔而内心不安，一次又一次地在美好的理想和不安的现实之间撕扯着自己。虽然她认为“凡是人都有一种尊严，都有独处的生活，即便夫妻之间也不容干扰“，但在贵族生活中，她一天天对尊严的要求不是那么多，而更在乎的是布鲁顿夫人没有邀请她参加午宴，更关注自己日趋一日的衰老。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达洛维夫人从追求精神的富足转变为追求物质的满足，这种转变，本身没什么对或错，它是当时西方社会生活的反映。

当克拉丽莎成为达洛维夫人后，名字随夫姓给予了她社会地位和身份，虽然理查德尊重她的个人空间，她却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她只能和其他太太们一样，通过不断参加和举行宴会，显示个人魅力并成为宴会的焦点，让参加宴会的人感到快乐。这实际上就是为他人而活，表面上鲜花盛宴，实际卑微渺小，看上去自信快乐，实则痛苦无聊。这就是当时的传统，由于伍尔芙所处的时代是妇女受压制的时代，女性身陷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桎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处于依附状态。所以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女人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是获得人身自由的物质基础，而传统却迫使妇女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从而使妇女的自我从女性身上消失了，以男性的标准为标准。而这些，使一向要争取自我空间的达洛维夫人极其痛苦，她在找不到方向的迷宫里苦苦挣扎，在抗争与妥协的生命态度中，逐渐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她虽身为贵妇人，但却缺乏友情，缺乏爱情，无依无靠，没有了精神支柱的达洛维夫人只能在无聊的琐事中消磨生命和时光，以致彼得都认为她是“灵魂已死“、“冷漠“、“无情“。在达洛维先生的眼里，她是需要保护的娇妻；女儿伊利莎白认为她的母亲“喜欢老太太们，因为她们是公爵夫人“；女佣人认为她是“天下最可爱的人“，“是银器、瓷器的主人“；基尔曼小姐认为她只是无知的富婆，达洛维夫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表现给人们的只是假象，实际上她也“虚荣“、“嫉妒“、“疑惧“。

达洛维夫人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但又找不到出路和方法，所以只能在自己的内心进行抗争。她常有这样的疑惑：“我到底是怎么活到了这个年纪的？“并时常感慨自己在知识上的匮乏。她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像当时所有的上层阶级的女儿们一样，她是接受家庭教师零散的教育、接受父母零散的知识片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没有读很多书的克拉丽莎，却并不缺乏生活的智慧，她可以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事情，可以举办成功的晚宴。这种生活的智慧，既教会了达洛维夫人看清上流阶层生活的空洞和贫乏，又让她深刻地了解到世俗力量的强大并屈服于世俗的力量。这种智慧有时反叛着世俗，有时又是世俗的仆人。达洛维夫人就是在这种智慧的驱使下，度过了自己矛盾的一生。她突然感到自己“像没有车胎的轮子，碰到小石块就颠簸“；“她像栖避在树叶浅浅凹处的一只小鸟，无依无靠，被一个冷漠世界中的大树、团团乌云包围着，没有遮挡、受着折磨“——这是为什么呢？达洛维夫人对自我的生命意义发出了这样的质询。伍尔芙的笔开始带领着她一路追寻，让她穿过浮世烟华，洞察着人类的本性——“人类既没有善心，又没有信念，也没有宽容，有的只是能增加眼前快乐的东西。他们成群结队去猎食，他们一伙伙搜遍沙漠，尖叫着消失在荒野里“；让她于芸芸众生中窥到了灵魂的真相，残酷却又现实——“我们的自我像深海里的鱼，在昏暗中来往，穿梭在巨大的水草之间，游过阳光闪烁的海域，不停地游向前去、前去，游向幽暗、寒冷、深邃、不可思议之处。“经历了长长的心路跋涉，达洛维夫人对自己毫无意义的生活心生倦意。甚至问自己“为什么要举行宴会呢？为什么要爬到顶上出风头，实际上在火堆里受煎熬？“，但是假如离开现在的生活呢？这是达洛维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她的生活就是依附在这个阶层上的，这个阶层是她赖以寄生的大树，所以，在经过短暂的抗争之后，她妥协了。仍然过着广泛交际、到处应酬的生活，就这样吧，“生活正是如此——屈辱，克己。“

然而，伍尔芙并非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位视野狭窄、只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忽视作品的社会性，孤芳自赏的作家。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其作品中，无不表现出她对所处时代整个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极大关注和深刻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消灭了千百万人的躯体，而且也残害了亿万人的心灵。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理性哲学也被炮火轰得粉碎，它们已不复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敏感的作者正是目睹和感触到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变化，才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观念。

伍尔芙不仅对战争及父权制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她还从女性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救世方案。她认为妇女具有和平、抚慰的特质，可以大大缓解男人的攻击欲、狂妄和凶残，妇女对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会使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因此，伍尔芙提出了自己的济世良方，即用女性的抚慰力量去拯救人类。当代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南茜·乔道罗的《母性角色再生产：心理分析和性别的社会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女性的性格品质特点。她认为，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决定了女人做母亲。孩子在其发展过程中，通常与母亲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系。乔道罗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说女孩子比男孩子有更长的前俄底蒲斯期，是因为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有种衍续性，母亲在女儿身上感到自我的继续。女儿倾向于与母亲保持更密切的关系。相反，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不一样，儿子更早地被推出前俄底蒲斯期，更早地切断和母亲的爱恋关系。男孩子被更早地要求发展个人的独立性，形成他的自我，认识他和世界的界限。因此，男人更理性一些，女人更感性。另外，女孩子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是关注他人，放弃自我。也就是说，女孩子更注重人与人的联系，人与人的交流，并且以相同之处与他人和外部世界建立密切的关系。因此，女人更具有一种凝聚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也认为，女性渴望和平、快乐和结束暴力，正是这种特质，使爱欲压倒资本主义的攻击性、自私性，由此人类才能真正走上解放的道路。

人类才能真正走上解放的道路。战后的人们普遍感到一种孤独感、恐惧感、虚无感。在伍尔芙看来，只有博爱和心灵的融合才能减轻这种精神痛苦。在她的另一部小说《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就是用她的爱、同情与理解将大家团聚在一起，从而减轻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就像拉姆齐夫人那样，克拉丽莎举行晚宴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战后编织一张友情网，让大家在宴会中畅所欲言，达到心与心的交流，从而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走在邦德大街上，她感到“生命本来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依赖的生存“。她本人就是亲友们生活和记忆中的组成部分，是她故乡的花草树木、屋宇街道的组成部分。既然生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在这大战结束的历史性时刻，亲友们分散于各地，“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又是多么可惜”。因此，她“要把他们都聚到一块儿”。她觉得，“这就是一种贡献”，因此，她产生了一种“去联合，去创造”的欲望。

意识流

伍尔芙通过达洛维夫人一天的生活和意识流动的轨迹，向我们展示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状况，达洛维夫人的宴会有如上流社会各色人物的展示厅，他们竞相展示自己所谓的华丽、学识，尽力遮掩自己的“虚弱“。伍尔芙认为：“小说应该超越作品中的具体的、个人的关系，去探讨有关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她把这些不同的抽象程式放到生命历程的九个阶段去加以考察，试图由此获得对人生的总体印象。

伍尔芙成功地采用意识流技巧，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用物理时间上的一天来表现人物心理时间上的一生，使达洛维夫人和塞普蒂莫斯两人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涌进了同一条意识长河之中。小说一开头，“达洛维太太说她要自己去买鲜花”。作者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将读者带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了达洛维夫人刚出家门，独自漫步伦敦街头时的一段精彩的意识流动。6月的清晨，伦敦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这不禁让达洛维夫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忆起了三十年前一个宁静的早晨，自己推开伯尔顿村住宅的落地窗置身于户外的情景，空气也像今天一样清新，但比现在沉寂。此刻似乎她仍能听见窗户铰链磨擦发出的吱扭一声，仍能感受那一刻的心境，甚至一字不漏地重复当时彼得的说话内容。于是彼得·沃尔什这个人就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回忆的思绪暂时中断，回到现在，又延伸到未来，“他过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是六月还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彼得的来信触发了克拉丽莎的另一种回忆，即对脑海中保留的彼得印象的梳理，“她记得他的眼睛、他的折叠小刀、他的微笑、他的坏脾气。”这一段的精彩描写奠定了全文对伍尔夫的“存在的瞬间”的处理的风格，即在某一普通而又非常特殊的时刻，非实体领域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交，激活了沉睡在心灵底壁上的一连串的思想、情绪、观念和记忆，从而成为历史、现实、未来相融合的一个交点。使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不同的时刻相互渗透，彼此交融，错综复杂地揭示了在同一时刻内人物对人生不同阶段的回忆、感受和展望，充分展示了心理时间所蕴藏的强大动能和无穷魅力及意识流小说在结构布局上无限的扩展性和巨大的凝聚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派对上得知塞普蒂默斯自杀事件的克拉丽莎突然意识到塞普蒂默斯与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那一刻，正是伍尔芙所称的“顿悟”或“存在的瞬间”。通过代言人克拉丽莎，伍尔芙深深同情塞普蒂默斯，因为他们深处相似的处境，同样遭受着无法摆脱的精神创伤；她理解塞普蒂默斯的自杀行为，因为现实中也有小说中的威廉爵士之流让她精神崩溃；她甚至暗自钦佩塞普蒂默斯，更倾向于认为他通过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真正守住了自己内心纯粹的快乐。在小说结尾，伍尔芙还通过继续忍受着痛苦的克拉丽莎的心理自白对塞普蒂默斯的自杀进行了深思：他的“死亡是一种挑战”，他的自杀“不知何故，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因此，通过两条平行叙事线索，克拉丽莎与塞普蒂默斯一起完整展现了伍尔芙充满压力的精神世界。同时，通过两条叙事线索的交汇和小说结尾处克拉丽莎的心理自白，伍尔芙也流露出面对生与死的矛盾心理——是生存，还是毁灭。

叙事结构

《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第二，两条线索在小说结尾处交汇。双重叙事结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在小说中伍尔芙刻意采用这种经典叙事方法，两条平行叙事线索中的主人公克拉丽莎和赛普蒂默斯的相似性以及双重叙事线索在小说结尾的交汇，都隐含着深刻的启示。

伍尔芙并不是简单地借鉴先前作家们的叙事方法，她更把自己的文学理论用于写作实践来反映现实。同时，身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伍尔芙虽然对传统文学方法进行了很多革新，但她从不彻底否定传统。相反，在文学批评论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中，伍尔芙给予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很高的评价，包括笛福、奥斯丁、斯特恩、乔治·艾略特和哈代等作家及其作品。从主题、内容和结构等方面来看，《达洛维夫人》更像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以一种类似于思想、感知和记忆在脑中活动的散碎的片断的形式，努力通过表现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琐碎思想和行为来反映现实。

伍尔芙在《达洛维夫人》中也采用了《奥德赛》中的平行叙事结构，但通过对塞普蒂默斯和克拉丽莎心理和行为的描写，两部作品的平行叙事线索中主要人物及其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一个为归家与亲人团圆不畏艰险执着奋斗的伟大战士，拥有着典型的荷马式英雄的性格特征——充满力量和勇气，高贵，追求荣耀，对自己的权威充满信心。而忒勒马科斯，虽然在故事的开始显得不成熟，缺乏经验，抑郁甚至无能，但在其父奥德修斯归来之后，他就蜕变成一个年轻的英雄，坚定地支持着奥德修斯。相比之下，在《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被塑造成一个闲散的家庭主妇，无趣地生活着，常常自问生活真正的意义。另一位主人公，塞普蒂默斯，饱受战争心理创伤，经常幻见在战争中牺牲的好友伊万。通过《达洛维夫人》与《奥德赛》两条平行叙述线索中主人公的对比，伍尔芙试图证明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英雄和英雄行为，而只有庸人和碌碌无为的生活，现代社会已经堕落成为正如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此，通过经典叙事结构和自创文学理论的完美结合，伍尔芙成功地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现代社会已经退化，变得腐败堕落。

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芙通过达洛维夫人的人生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达洛维夫人在不断抗争与妥协中前行的人生。抗争是对现实的反抗，妥协是对生活无奈的选择。空虚无聊的生活使达洛维夫人变得世故，战争的残酷引起了这位平庸的小妇人对生与死的思考，即使这样，她每天的生活，甚至整个人，也是没有精神支柱的，始终迷失在物质富有与精神空虚的迷宫里。作为女权主义重要人物的伍尔芙，在小说中通过一系列的事例说明，妇女要想精神和物质上的独立，必须要有经济上的独立。只有经济上独立后，才能主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才能掌控自己飘摇不定的人生。同时故事围绕达洛维夫人筹备一个上流社会派对而展开。读者视角穿梭时间跨度，并穿插于主人公的思维与现实之间，通过对达洛维夫人一天中生活细节的描述，来塑造她一生的经历以及一战前后整个英国社会。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最知名的小说包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kob's 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