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外交部找到什么材料,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国务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可以证明彼时达里冈崖仍属中国,所以才要尽力保全它,以免被外蒙占去”。第二个依据是,按照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第11条关于“自治外蒙区域……以前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中国与自治外蒙之正式划界,应另由中俄两国及自治外蒙古之代表会同办理,并在本协约签字后二年以内开始会勘”的规定,1916年底北京政府开始组织人员测量边界,其中最重要的是察哈尔一段,直接由参谋本部负责组织550名测量人员,会同察哈尔特别区政府进行实地测量,“一直到民国八年六月间,全部地图完成后,参谋本部才将这一套图送到外交部”(按:大概由于1917年3月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中国与自治外蒙边界的勘定工作从未进行)。第三个论据就是他对《察哈尔通志》关于达里冈爱牧场“民国八年被外蒙古占领”这一记载所作的批评,他认为:“这个记载更是荒唐,民国八年外蒙是内向情殷,和北京政府正是蜜月时期,怎么会占领中国的地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足见《察哈尔通志》的编辑人员对历史不熟”。因此,李毓澍先生认为“达里冈崖被外蒙侵占,一定是在民国八年以后的事”。

《察哈尔通志》记载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1919年,正是自治外蒙古官府与都护使兼充库伦办事大员陈毅(字士可,湖北省黄陂人)酝酿取消自治之时,根本不可能此时占领达里冈爱。笔者同意李毓澍先生对《察哈尔通志》所作的批评,但其结论也难经推敲。据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地理和冻土学研究所研究员贡嘎达希1968年出版的《蒙古经济地理》,1920年达里冈爱已经成为车臣汗部的一部分,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 1923年1月将车臣汗部改名为汗肯特乌拉省,达里冈爱仍隶属之。1931年改隶新设的东方省。1941年将达里冈爱地区组建为扎布哈朗特沙尔金省,1943年改名为“苏赫巴托尔省”。倘按李先生所言外蒙古占领该地是1919年以后的事情,则只能是在1920年。事实上,1919年11月22日外蒙古撤治后,1920年元旦,皖系军阀、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督办外蒙古善后事宜徐树铮在库伦册封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旋将外蒙自治官府悉数合并入西北筹边使公署,此后外蒙由中国政府直接管理。直到1921年2月,俄国白卫军头子温甘伦(又译温琴)男爵攻陷库伦,宣布外蒙第二次独立,才永久地结束了中国对外蒙真正的管辖权。显然,在外蒙1920年全年均处于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之时,达里冈爱牧场绝不会被其占领。即是说,外蒙占领达里冈爱的时间绝非1919年,更不会在此之后,而是在1919年以前。

那么,从恰克图会议前后中俄蒙的交涉中,是否能“最少可以看到在民国六年要划界时,这块土地还属察哈尔……可以证明彼时达里冈崖仍属中国,所以才要尽力保全它,以免被外蒙占去”呢? 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暨各该处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均应另行商订”。《声明另件》规定:“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自治外蒙古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地区组成”。1914年6月14日,袁世凯政府设立察哈尔特别区,规定达里冈爱牧

场由该区管辖①。7月下旬,沙俄驻蒙古外交代表兼驻库伦总领事亚历山大·密勒尔(旋为恰克图会议俄国专使)与库伦当局拟定的《三方协约草案》也提出:“中国政府为避免再生误会,并诚恳希望同蒙古政府建立睦邻关系,允在达里冈爱、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以及与外蒙交界之哲里木盟各蒙旗不驻兵、不设官、不殖民”。

在1914年9月8日至1915年6月7日的恰克图会议上,外蒙专使【(按:1914年9月初—11月中旬,外蒙专使为第二任内务大臣·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毕里克图公爵达喇嘛达什札布和首任财政大臣·清代土谢图汗部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时任左翼后旗札萨克土谢图亲王察克都尔扎布。11月中旬,达什札布因病回库伦,改派哲布尊丹巴八世的亲信司法部副大臣·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宁达木定为首席专使。此人生于1869年,系清代土谢图汗部中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御前侍卫·库伦蒙古办事大臣·绥远城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第三子公衔三等台吉车林多尔济之子。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库伦办事大臣安德、蒙古办事大臣·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奏请将时年十九虚岁的“赏戴花翎二品顶戴、未授职四等台吉希尔宁达木定”在办事大臣衙门印房随同部院章京学习当差,奉旨允准⑤。清末已晋封三等台吉⑥。1912年底至1913年初,时任库伦当局内阁副总理大臣的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宁达木定与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和硕亲王、副外务大臣车林多尔济、外务部笔帖式巴布多尔济一起访问了圣彼得堡⑦。恰克图会议后晋封额尔德尼卓囊郡王⑧。

1921年秋,随同“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与签订11月5日的《俄蒙友好条约》,当天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的接见,我国部分译著误译其名为“宗万·西尔宁·丹金”)】多次提出达里冈爱应归属外蒙古,中国专使毕桂芳和陈籙则根据《中俄声明另件》,以其并非库伦办事大臣辖区予以驳斥。1915年6月7日签订的《中俄蒙协约》第11条也规定:“自治外蒙区域……以前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其与中国界线,以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属,东与呼伦贝尔、南与内蒙、西南与新疆省、西与阿尔泰接界之各旗为界”②。上述史料和李毓澍先生依据的史料,表面上似乎可以证明达里冈爱牧场当时仍由中国直接管辖,并未划入自治外蒙古界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第一,据我国台湾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启雄先生《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一书载:在1915年2月26日主要争论达里冈爱归属问题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外蒙专使希尔宁达木定和察克都尔扎布提出“达里冈爱地方,居车臣汗、图什业图(土谢图汗之异译———引者注)两部之间,系从前由该两部划出作为皇室官牧场之地,自应归还外蒙”。中国专使毕桂芳和陈籙以达里冈爱并非库伦办事大臣辖区相驳斥,根据《中俄声明另件》的规定,自然不能划归外蒙,“现在仍须将管理权付还中国”。张启雄先生此语依据的是台湾方面藏《恰克图中俄蒙协约案》1915年2月26日《第三十三次会议录》,其可靠性毋庸置疑。显然,当时达里冈爱事实上业已被外蒙古占领,否则谈不上“现在仍须将管理权付还中国”。

第二,倘按《察哈尔通志》所云,外蒙古占领达里冈爱是在民国八年(1919年),或如李毓澍先生所言“一定是在民国八年以后的事”,那么,从1914年6月起,察哈尔特别区管辖该地至少五年之久,《察哈尔通志》对应由该区管辖、面积多达23 000平方公里,水草肥美的达里冈爱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察哈尔通志》对该地竟然“一个字也没有说”,这表明达里冈爱早已被外蒙古占领,察哈尔特别区实际上从未对该地真正行使过应有的管辖权。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的哲里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三盟和阿拉善额鲁特旗、额济纳土尔扈特旗以及新疆,均与外蒙接界,但沙俄在要求中国在与外蒙接界的内蒙各盟旗不殖民、不设治、不驻兵的问题上,尤其关注达里冈爱南面的锡林郭勒盟一段边界。

1915年4月23日,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指示驻华公使库朋斯齐:“我们提出不许中国在与外蒙交界地带殖民问题,并非因为内蒙情势,而是出于维护外蒙本地秩序之观点……自治外蒙古与内蒙古之边界,尤其是锡林郭勒盟一段,通过荒漠之地(锡林郭勒盟和达里冈爱牧场均为肥沃的大草原,萨查诺夫称之为荒漠之地,显系别有用心———引者注),该地居民自古以来习惯于游牧。倘中国人在此等地方定居,则在边界尚未明定,且无戍守之情况下,中国人自然会迁往该地,并出现在外蒙古,这与中国政府不向外蒙古殖民之承诺相悖,且将导致边境事件及自治外蒙古同宗主国中国间之冲突发生”。6月7日,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照会库朋斯齐,被迫同意俄国这一无理要求:“中国政府认为在该问题上可原则上表示同意。至于详细划定该地带范围一事,中国政府认为,在正式划定恰克图会议通过之条约第十一款所定边界时确定”。显然,俄国特意提出锡林郭勒盟一段边界问题,旨在防止中国根据《中俄蒙协约》收复本应属于中国、但业已被外蒙侵占的达里冈爱牧场。

第四,外蒙古改行自治后,著名蒙匪巴布扎布仍以外蒙古车臣汗部右翼后旗境内的游格吉庙为据点,袭扰内蒙古,并受到游格吉呼图克图加勒桑达什的暗中庇护。中国军队屡剿未获,沙俄驻库伦总领事密勒尔和外蒙古自治官府以中国军队越界为由,多次提出抗议。1915年12月10日晚上,曾充恰克图会议中国专使的首任都护使兼充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籙在致北京政府统率办事处的电报中也指出:“游格吉庙退兵一事,现巴匪既未就擒,余党尚分窜外蒙边境,似不应迳退经棚(位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境内———引者注)。

以军事规划论,宜退(锡林郭勒盟)浩齐特及乌珠穆沁一带。以划界筹备论,宜分驻达里冈崖左近,以便策应”。倘若当时达里冈爱仍由中国管理,陈自当建议在该地驻军,不可能仅在其“左近”分驻。综上所述,早在恰克图会议之前,达里冈爱业已被外蒙古占领,外蒙方面在会议上及其以前之所以争取对该地的所属权,只不过是为了使其事实上的占领合法化而已,并不表明达里冈爱“彼时仍属中国”。

至于达里冈爱被外蒙占领的确切时间,三十年代的日本学者吉村忠三曾有明确记载:“外蒙与锡林郭勒盟之间,有达里冈崖者。据该地代表于1924年宪法会议(指1924年11月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引者注)之报告,该地五旗,于1910年(原文如此,误———引者注)之蒙古独立同时合并于喀尔喀”,证实外蒙占领达里冈爱的确是在第一次独立的“同时”,只不过将外蒙首次独立的年代记作“1910年”有误而已。1911年12月1日,库伦分裂集团宣布外蒙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12月7日,“飞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阿拉善(亲)王,达里冈爱、新巴尔虎、陈巴尔虎总管,及各盟旗总管”响应其分裂活动。12月29日(蒙历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外蒙古黄教最高精神领袖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在库伦登极为“额真汗”,组建“大蒙古国”。

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地区的额鲁特旗总管胜福、新巴尔虎右翼总管车和札、索伦旗总管成德等掀起叛乱,率先响应。“自呼伦倡变,内蒙各旗亦受影响”,长城以北的蒙古族聚集区陷入一片动荡。仅在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就有三十五旗宣布归附库伦当局,其中包括锡林郭勒盟所有十旗。处于该盟北面的达里冈爱即在此背景下投靠外蒙当局,“库伦当独立之始,聚兵不过数千人,皆非训练之师,然而遣兵内犯,声势甚张,内蒙各旗,多有闻风响应者,如科尔沁右翼前旗郡王乌泰,浩齐特左、右翼两旗郡王,达里冈爱马群、羊群总管、翼长,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皆先后附逆”。

1913年1月26日,袁世凯规劝哲布尊丹巴八世取消独立的电报也指出:“贵喇嘛以兵力扰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达里冈崖一带,致令人民惨受兵祸,王公或被擒掳,极悖人道,焚杀淫掠,甚于盗贼。民国重在保安秩序,岂能长此坐视”⑤。可见,达里冈爱是在1912年被外蒙古占领的。至于其具体时间,据美藉历史学家、英国利兹大学蒙古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乌尔干奇·奥农和德里克·普里查特说:中国政府在劝说库伦当局取消独立无果的情况下,“1912年7月,袁世凯再次致电库伦,要

求蒙古人对他们业已占领的达里冈爱作出赔偿,倘若他们不同意,将以武力相威胁。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虽然他们并未对史料出处作出注释,但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锡林迪布根据苏联中央军事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原始档案指出,1912年7月,袁世凯的确曾致电哲布尊丹巴八世,要求外蒙对欠中国商人的债务予以赔偿,“若不能履行这个要求,总统让蒙古五大臣(库伦政权设置有五个部门———引者注)全部到北京来,否则就派遣军队进行威胁”。显然,袁世凯对达里冈爱牧场的索赔要求即在该电报中提出。可见,达里冈爱归顺外蒙古当局的具体时间应在1912年上半年(以1912年初最为可能)。

外蒙古宣布独立后,为了建立梦寐以求的“泛蒙古帝国”,库伦当局大举兴兵内犯。1913年1月23日(蒙历共戴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命令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的盟长立即召集二千军队,向张家口、呼和浩特市方向集结。次日,又决定派遣五路大军南下。策划外蒙独立的首要人物内务部司官辅国公海山和蒙匪巴布扎布率领的第二路军进驻达里冈爱牧场。后来投身于“蒙古人民革命”的著名人物苏米亚贝子(陈1917年1月12日《驻扎库伦日记》译为“伊犁镇国公松木彦”,其当时的爵位待考。原为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察哈尔左翼营总管,1912年8月下旬率领三百多户察哈尔蒙古人超过库克他乌边界,途经俄国投奔库伦政权③)担任达里冈爱守备大臣,因在该牧场和锡林郭勒盟同中国政府军的作战中指挥出色,1913年秋,他被授予札萨克并世袭罔替④。

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和《声明另件》签订后,库伦当局被迫放弃了合并内蒙古的企图。尽管1914年6月14日袁世凯政府规定达里冈爱由察哈尔特别区管辖(1928年改为察哈尔省),但外蒙古事实上一直占领着该地,始终没有将其归还中国,察哈尔政府也就从未履行过其应有的管辖权。恰克图会议及其之前,库伦当局一直企图将对达里冈爱的占领合法化,终未如愿以偿。

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协约》回避了达里冈爱的归属问题,一方面规定“自治外蒙区域……以前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得将达里冈爱划归自治外蒙古的要求。但同时又规定“其与中国界线……南与内蒙……接界之各旗为界”,又默认了外蒙古对达里冈爱事实上的占领。1917年2月27日,陈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建议:“内外蒙及科布多、阿尔泰界务胶葛,积案甚多。按照恰克图协约,应于本年四月勘界,现已届期,或派员会勘,或与俄蒙商订展缓,似应由贵部商(国务)院,及时决定,以便与外蒙官府接洽”。但由于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划界工作始终未能进行。

1919年11月22日,自治外蒙古正式撤治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对外蒙古的直接管辖。1921年2月初,白俄温甘伦(温琴)男爵率领的白卫军占领库伦,扶植哲布尊丹巴八世再次登基,外蒙古第二次宣布独立。1921年7月初,苏俄及其附属的远东共和国从维护自身周边安全的私利出发,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拒绝和抗议,出兵我国外蒙古,消灭温甘伦匪军,并扶持“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哲布尊丹巴八世第三次登极为名义上的大汗。虽然苏联在1924年5月31日的《中俄解决悬案问题大纲》中表示承认外蒙古为中国完全领土之一部分,尊重中国政府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但从1921年2月起,中国政府实际上永远地丧失了对外蒙古的管辖权。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达里冈爱牧场的归属问题也就不了了之,长期以来成为一桩历史悬案,以致于吉村忠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不无疑惑地指出:尽管达里冈爱早在外蒙古第一次独立之初就已合并入外蒙古车臣汗部,“惟据1915年之恰克图协定,已为中国领土。然现在若就驻在该地之国境守备队一点来观察,似为喀尔喀所领”①。这也是《察哈尔通志》对达里冈爱牧场“一个字都没有说”的原因所在。

直到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之时,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互换照会,规定:“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②,从而使外蒙古多年来对达里冈爱事实上的占领最终合法化。但由于时局所限,“换文没有对中蒙边界具体位置和走向作出规定,也没有附载任何划界地图,更未进行具体勘察。因此,中蒙两国之间并没有一条经过两国政府谈判并正式勘定、能为双方共同承认的边界线”③。1962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在北京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按照目前双方实际管辖情况,照顾双方边民利益和感情,根据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谅互让的原则”,“妥善地解决了两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④,达里冈爱的归属问题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