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20 10:39
迂(迂腐)远(空谈,大道理)而阔于事情(对处理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
这是孟子当时的诸侯对其学说的评价,也是后世某些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看法。即主张脱离社会现实。
汉刘向、刘歆父子撰《诸子略》,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点却与刘向、刘歆父子不同,认为“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显然,司马谈说儒家“迂腐”。
不过,还是司马迁深刻,他看到了儒家的坚守。司马迁说:“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这不是孔子、孟子不知道卫灵公、梁惠王所想,而是不愿意迎合卫灵公、梁惠王的不义之战,所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这种“迂远”,正是孔子、孟子的坚守。儒家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社会保持向善力量的源泉。
战国时期,善于顺应时代变化的,是法家和纵横家。《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得以求见孝公,他知道最好的政治是五帝禅让之“帝道”,夏商周三王以德治国之“王道”已经堕落,而春秋五霸的“霸道”又比王道等而下之,但是,他为了求得秦孝公的任用,竟然以更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术”游说秦孝公,以换得秦孝公的重用。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先到秦国,欲帮助秦国“连横”,统一天下,后不得秦重用,归家刺股苦学,后游说六国“合纵”,欲维持战国分裂之局面。后张仪先投奔已经发达的苏秦,其意是想在“合纵”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苏秦不接纳,遂投奔秦国,成为“连横”的智囊。这说明苏秦、张仪为了自己出人头地,对于统一或者分裂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也首鼠两端。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篡改诏书,害死公子扶苏,扶持胡亥上台,纵容赵高指鹿为马,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
战国至秦,不仅有投机的法家和纵横家,还有气节高尚有坚守的儒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博士制度,而所招揽的博士,大部分是儒生。秦始皇就重大问题,多次征询博士意见,其“民主”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了。但是,对于秦始皇来讲,他需要的是博士们沿着他的思路思考,给他的主意锦上添花,而不是反对他的观点。但是,博士们却不愿意曲意奉承。所以,秦始皇觉得博士“怪异”。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目的,是所谓“妖言以乱黔首”,“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儒生的执着,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秦始皇残暴如此,但秦始皇长子扶苏却是一个另类,他对秦始皇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哪里听得进去,公子扶苏因此被遣往上郡,远离权力中枢,最后被李斯、赵高和公子胡亥暗算。
虽然有坚守的儒生命运坎坷,但是,那些投机分子,也难免阴沟翻船。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得罪秦惠王,仓皇出逃,欲住宿,因无身份证明,而不被接纳,客店老板告知商鞅:“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也喟然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制定的新法令自己无处藏身,他逃亡魏国,魏国因担心得罪秦国,不敢接纳,最终商鞅被秦车裂而死。魏人说:“商君,秦之贼。”虽然这个话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但就普遍意义而言,商鞅变法,带来了秦国的强盛,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秦国的灭亡。正如司马迁所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一个刻薄的人,得到现世果报,也可以为后人戒。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在勾结赵高立胡亥后,在与赵高的争权斗争中失败,被处腰斩,并夷三族。他临死与他的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司马迁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这个看法,是很准确的。
被看作“迂腐”的儒生,虽然难免坎坷命运,甚至丧命,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坚持,使社会上少了一部分助纣为虐的人,被看作识时务的商鞅、李斯等人,虽然不一定送命,但也不一定不送命。现世的荣华如过眼烟云,身后的骂名,却世代流传。更因为他们的推波助澜,使社会渐趋黑暗,即使他们得有善终,但是时过境迁,当他们的子孙重新被边缘化以后,他们所酿造的苦酒,仍然可能让他们的子孙和广大的平民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