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特殊功能是激发怜悯与恐惧。这种情绪既来源于对他人遭遇的道义同情，也包含着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反思。正是出于道德的净化效果的考虑，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应比一般人要好，但又是比最好的人稍差一些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有些过失，他的悲剧结果必须“由于他犯了大错误”。“过失”暗示着道德责任感。亚里斯多德对他的“过失”论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证：首先，如果悲剧主人公太好，就不宜于将他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会使观众厌恶，产生反感；而悲剧如果不能由顺境转入逆境，悲剧的严肃性就无从谈起，也无法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其次，如果他是极坏的人，那么他从顺境转入逆境就是咎由自取，观众既不会怜悯他，又因与他相差太远而无切身之感，也不会产生恐惧之情。此外，他更极力反对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这样亚里斯多德就要求主人公“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他之所以陷入厄运，并非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即过失。所有这些，都围绕一个目的；使之能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