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自幼生长在荒原的怀抱中，“如果说谁真正熟悉荒原，那就要推克林了。”在他的身上浸润着荒原的气息，荒原的简朴温厚。在理想主义观念的驱使下克林放弃了巴黎的珠宝生意，毅然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荒原，并筹划开办一所学校，为荒原上的人们传授知识。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超前，且不听劝解挑灯夜读，以致眼睛几近失明。事实上，克林对妻子游苔莎也知之甚少，加之未能平衡母亲与妻子间的关系，以致闻听母亲被游苔莎拒之门外后大发雷霆横加指责，从而致使夫妻间的误会加深，也间接造成了游苔莎的离家出走与丧生湖底。克林性格执拗、一意孤行且行事盲目，加之他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现状缺乏了解——乡村世界对他来说并没有成熟，最终导致了不幸的结局。

游苔莎

游苔莎在布达茅斯度过了美妙无比的童年时光。海滨城市的旖旎风光、灯红酒绿的生活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后其父母撒手人寰，她只得随外公寓居于荒原的迷雾岗上，从此与世隔绝。从流光溢彩的城市到荒蛮颓败的荒原，游苔莎自觉被“放逐”于地狱一般。在她眼中的荒原好似囚牢，自己仿佛囚乌一般向往有一天能重返蓝天，也正是由于她幼年的经历与现今的窘境才造就了她梦想逃离荒原的性格。游苔莎是个有野心的女子，绝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挖空心思要改变自己空洞苍白的人生困境，于是便选择了利用婚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她有意与克林接近赢得其好感并不顾其母百般阻挠与克林缔结秦晋之好，在她看来，唯有克林才能带她去朝思暮想的巴黎。但天不遂人愿，个人越是反抗命运，越会在命运的罗网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游苔莎憎恨荒原，她与荒原的冲突恰恰是个人与环境间的冲突。在她离家出走的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精神恍惚，以致最终死于沙河中。毋庸置疑的是游苔莎的性格使荒原成了她鄙夷的对象，从而酿成了命运的悲剧。

维恩

维恩这一人物在《还乡》中主要有两个意义：其一，维恩是个红土贩子，这个渐渐消失于荒原之上的职业使维恩代表着一种旧时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生产模式。无论荒原上的人们对他是亲是疏，他都是荒原旧有生活模式的最佳代表。其二，他是托马茜的追求者。他的所作所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托马茜的幸福。然而，故事开头就交代过，由于维恩的职业，托马茜早就写信拒绝过他的求爱。但是为了托马茜的幸福，他决定要促成韦狄与托马茜的婚事，于是尽力拆开韦狄和游苔莎，他连续数晚尝试能够看见他们两人秘会却“白费了力气”，但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什么影响。维恩在对托马茜的感情上，也经受了许多折磨。在他做红土生意四处漂泊的时候，总是沿着埃格敦荒原。不过，虽然是托马茜把他吸引到那里，他却从未去打扰过她。能在托马茜的荒原上，靠她很近，又不被她看到，这是他唯一能感受欢乐的“小母羊羔”。从情节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哈代是偏爱这个角色的：他与托马茜是小说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唯一得以善终的一对恋人。在小说最后，他攒够了钱可以买下一个有十头牛的乳牛场，并且在不做红土贩卖后皮肤渐渐变白。可谓事业感情双丰收，与克林最后的凄惨形成了对比。

托马茜

托马茜是一个亲近自然的角色。她从小生长在荒原上，是一个俏丽甜美、诚实天真的乡村姑娘，她生下来就与荒原亲近，与周围环境亲密无间，热爱荒原，爱慕它那严峻古老的模样。她对表哥克林说自己“始终浑身土气，傻头傻脑，不适应城市生活”，“埃格敦是个可笑的老地方，但已经习惯了，搬到任何地方住，都不会快活的”。哈代用鸟的意象来象征托马茜：“小媳妇进房间，身后跟进一缕斜阳，和她的体态很配，把她照耀得夺目生辉，就跟她的到来给荒原带来了光明一样。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回想起栖息在她家四周的羽毛族。”形容她的象征比喻无不以鸟儿开始，到鸟儿结束。她的举止婀娜多姿，就像鸟儿飞翔时多姿多彩。表明托马茜真正与自然界融为了一体，俨然成了自然的化身，可以给荒原带来光明。

韦狄

韦狄是荒原上的浪子，他平庸空虚，用情不专。和游苔莎的共同之处就是迷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渴望遥远的，腻烦现成的，稀罕远的，讨厌近的”。困难降临是使他的变成熟的阳光，他一开始抛弃游苔莎要和托马茜结婚，后来听到游苔莎要结婚了，又对她萌发了旧情，几次三番要去见她，最后还不顾妻女要和游苔莎一起私奔。这种浮动不定的无根性格是富于伤感的悲剧性格，而这种性格导致了他的悲剧，使他受到灭顶之灾。

这部小说彰显了哈代的悲剧主义意识，即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与内心冲动决定个人命运，酿成悲剧。

在人物活动的空间环境方面，哈代颇为偏好强调空间的重复性，即再现变化了的同一环境，用以窥探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譬如，《还乡》中人物活动的空间被严格地限制在方圆不过几里的爱格敦荒原。游苔莎在土堤与韦狄互诉衷肠，数月后，她又在此与克林海誓山盟。游苔莎站过的古冠项，两年半后便是克林布道之所。此描写具有一定的空间神秘感，人物的命运如同过眼烟云，受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支配；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决定他们命运交化的地方，无论怎样反抗也无济于事。面对广阔的宇宙空间，人类显得如此渺小，使人心中浮想联翩。作为“性格与环境”小说之一，《还乡》与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迥然不同。小说并未以人物作为开扬，而是从爱格敦荒原的诡异奇谲写起，为故事的展开奠定了阴郁凄凉的主调。在《还乡》中，荒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物。荒原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正是在这样一片荆棘丛生的广袤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剧。在哈代笔下，爱格敦荒原时而宁静神秘，时而绚丽多姿。它不仅是该小说人物活动的独特环境，也潜藏着决定人物命运的伟大力量。

在《还乡》的故事情节中，往往是普通人的性格特征、偏见与野心间相互碰撞而产生的悲剧。哈代虽在《还乡》问世的八年后才在其作品《卡斯特桥市长》中较明确地表达了性格即命运的理念，但在《还乡》中，人物性格特质已经构成了悲剧的重要成因。

《还乡》中的诸多人与事从某种程度上沾染了哈代独特的悲观主义命运观色彩。托马斯·哈代在其一系列的长篇小说中都表现了人与命运的悲剧冲突。命运观方面，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深受叔本华等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内在意志力，这一意志力无处不在地整制着整个宇宙。正是由于他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局限性，才使得他在面对一系列问题时不知所指，唯有用宿命论来解释其因，从而流露出人类无法把握命运安排的悲观主义宿命论思想。

哈代把宿命论的观点贯穿小说的始终。往深一层探究，甚至可以把荒原和荒原人看成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其实无异于整个人类的悲剧写照。文中体现出死亡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是人们必然的归宿。走投无路的人也只好认命。哈代体恤下层的人民，对他们的困境深表同情，也洞察到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不过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因此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只好把一切归结于命运，这正是他的观点的局限，同时也是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消极的方面。

《还乡》是哈代的第六部小说，也是哈代典故运用走向成熟的作品。哈代在这本小说中，无论是直接从《圣经》或是希腊神话中引经据典，还是引用其他作家如济慈、弥尔顿的经典作品，所运用的典故累计多达265处之多。哈代的典故运用为他的小说增色不少，引经据典增加了哈代文字的表现力，小说中人物如克林、游苔莎、维恩等人的性格和他们自身弱点得以表现。

作者在《还乡》第一卷《三个女人》第一章《苍茫荒原，岁月未曾留下几多痕迹》用了整章来描绘埃格敦荒原那浑厚质朴、深沉粗犷、苍凉奇特的自然风貌，颇具艺术感染力。哈代在《还乡》第一章就用了大约两千五百字的篇幅，给读者展现威塞克斯风情和小说的气氛做了很好的烘托和铺垫。作者描写景物时如画家作画，给人一种欣赏绘画艺术的享受。

哈代不但善于写景，也长于写人。在小说《还乡》第七章《黑夜女王》中，哈代用了大约一千七百字的篇幅来描写女主人公游苔莎的外貌，用了约四千宇来描写她的性格，这样长篇幅描写并不显得冗长拖沓，读起来也并不令人厌倦。

在《还乡》中，哈代结合外部“环境”刻画人物“性格”的写作手法已经日臻成熟。小说中，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尖锐矛盾贯穿了主人公艺术形象和悲剧命运发展的整个历程，确立了作品二元对立的内在结构。

《还乡》是哈代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佳作。它的问世标志着哈代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成熟期，他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英国作家D·H·劳伦斯《托马斯·哈代研究》：（《还乡》是哈代的）“第一部悲剧性的、重要的小说”。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农村没落贵族家庭。1861年去伦敦学建筑工程，并从事文学、哲学和神学的研究。当过几年建筑师，后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道德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带有悲观情绪和宿命论色彩。晚年转向诗歌创作。代表作为两部长篇小说：《苔丝》和《无名的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