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裕斌后来与人合作，又为潮剧院写了《党重给我光明》、《万山红》等剧 本。前者发表在1958年《剧本》月刊上，并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后者为参加1965年中南区戏剧汇演剧目。除此之外，他与人合作创作的剧本 还有《吴忠恕》、《南海赞歌》、《彩凤双飞》、《灵珠记》、《铁马凯歌》、《杨石魂》等；独力完成的有《向阳花开》、《短剑》、《后堂审》《蒋兴哥休 妻》和小歌舞剧《人间天堂》，后四个剧本都曾分别发表在省、地戏剧刊物上。 这些作品连同改编、移植上演的剧目一共有三十多部。六十年代初，连裕斌还与 张漠青、陈克同志合作，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慧眼丹心》，由珠影摄制，全国发 行，《作品》杂志同时发表。

创作犹如登山涉水，艰难备尝，但创作者的欢乐和追求正在于丘壑之间。三 十多年来，连裕斌怡情丘壑，从《姑娘心里不平静》到《蒋兴哥休妻》，他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他写的剧本，着力寻求人物个性的闪光点，刻意铺陈生 动的细节，注意选择戏曲表演的最佳形式即重视形式美，剧本的语言风格，则崇 尚本色。

《党重给我光明》

在《党重给我光明》中，青年工人罗明为支援朝鲜前线，在生产中因工伤事故双目受伤，住院近三年，有一场戏，描写罗的妻子秀兰千里迢迢到医院探望罗 的情景：罗明一听到妻子的声音，立即站了起来，双手扯开蒙在眼上的纱布，企 望一眼看见思念已久的妻子，可是，面前却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黑影——他双目 已近失明！这时，全场静止，秀兰低低的啜泣和罗明步步向前摸索的情状，使在 场的医生、护士都哭了起来，于是，引伸出秀兰那段“雄鹰翱翔靠双翼，罗明哪 能无眼睛……我愿挖出一双眼，把它移给我罗明”的唱段。这场戏，人物感情真 挚动人，观众看到这里，无不动容下泪。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处理不符合生活真 实，因为罗明每天换纱布，应该早就知道自己几乎失明了，为什么会在会见妻子时才猛然发现呢？但连裕斌坚持要这样写。他认为，这样写，是符合艺术真实的 ，而且，这正是罗明这个特定人物性格的闪光点。连裕斌认为，闪光点并不全都 表现在人物的英雄行为上，而是常常产生于矛盾冲突最尖锐、亦即人物感情最强 烈的地方，是人物内心世界反射出来的最有光彩的一瞬，它是感情海洋汹涌的一 个浪头，因此必然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

《后堂审》

《后堂审》是根据传统潮剧《告亲夫》重新编写的一个折子戏，写的是文淑 贞在苏州知府后堂与公爹盖纪纲、婆婆王夫人之间围绕着其夫盖良才杀人案而展 开的一场感情纠葛。连裕斌认为，戏曲的一大特征，在于能够深挖人物的心迹，并将其外化。而细节便是体现人物心迹即性格和心理活动的细胞。基于这种认识 ，他精心安排了王夫人“不忍忠良一脉断，只为存根求谅情。仰天含泪告先祖— —盖门历代英灵，请随我双膝跪下，求媳妇法外超生”，这样一段表现人物心迹 的唱段，又将这种心迹外现出来——“媳妇，老身与你跪下了！”这一细节的铺 陈，无疑丰富了内涵，激化了人物的内心矛盾。果然，文淑贞一见之下，惊呼道：“哎咦！白发跪尘埃，折煞文淑贞，人心非草木，铁石也动情！”急忙将婆婆 扶起。由于强化了这一细节，才使后面的“彩场”得以形成，文淑贞集亡夫之痛 与鸣冤之恨于一身，几经抉择，终于大义灭亲，人物的感情波澜达到高潮。简单 的情节，由于细节选择得当而变得丰盈生动，情蕴无穷。

《蒋兴哥休妻》

《蒋兴哥休妻》是作者据同名传统潮剧并参考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重 编而成。连裕斌的新贡献不在于情节和结构，而在于以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 的天平，对剧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如“消嫌释怨复怜贫”的蒋兴哥和“成人美事方 君子”的吴杰等进行了重新的衡量和评价，藉此反映了私欲与爱情、婚姻与家庭 这样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蒋》剧的整理和演出，集中体现了作者 对戏曲形式美和语言本色风格的刻意追求，正如《张春郎削发》为作者李志浦所 说，“在推陈出新方面颇具匠心”。

比如，在最后一场，具有民主性色彩的合浦县令吴杰对蒋德（兴哥）被控杀 人心中存疑，对三巧与蒋德的关系也迷惑不清，于是，他暗中窥察两人会见的情 景。这时，在舞台上，通过一块可以转动的屏风表现了场景的变化，既符合规定 情境，又不落旧套，受到观众的赞赏。

关于本色语言，连裕斌认为，这是经过提炼的、是以体现剧中人物本色的语言；准确的本色语言，必然具有它的生动性和文学性，因而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色彩鲜明的性格语言。吴杰的“初到任所心未宁，忽来命案理不清。……新上任、就碰钉，娶媳妇、婚未成。堂上难判离奇案，家中待结未了情”，固然是官袍丑的本色语言；王三巧的“流水时光去匆匆，转眼荷残渐西风，寿辰难遣深闺怨，光景不与往年同”，也同样属于青衣的本色语言。然而因两人素养、心态各各不同，其语言色彩也就迥异其趣。

1975年，一位作者在给连裕斌的信中这样写道：“一般上那些搞文艺的人，都是尽量把他自己的才华和精力化成艺术的精品，让它在社会主义艺苑中焕发光彩；但也有另外的一种人，他在努力‘结晶’的同时，为了更好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却无私地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放在‘培育’上面，让文艺园地万紫千红。我想这样的同志，是更值得人家尊敬的。尊驾就是其中的一位。”如果说，以上我们所看到的，是连裕斌作为一个剧作家对于潮剧艺术孜孜求达的“痴迷”；那么，作为“园丁”的他，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则是在个人利益“得失”之间的困难的然而又是坦然的选择。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只能以三为限：

1979年，当汕头市歌舞团的一个创作小组从厦门采风归来，两位作者在半个月之后将历史歌剧《蝴蝶兰》的初稿送到连裕斌同志手里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一年之后，这个歌剧会登上羊城友谊剧院这个大雅之堂，为广东省第二次文代会演出，尔后又会出现于千家万户的荧屏。正是连裕斌同志最初发现并具体入微地帮助修改剧本，又经过省、地文化部门的大力扶植，才使它产生了本来不会产生的影响。

1984年，普宁县潮剧一团正在大长陇戏院演出，担任汕头市戏研室主任的连裕斌第三次应邀而来，帮剧团作者修改现代潮剧《金龙银凤》。时值盛夏，他和市文化局另一位业务干部陈美松挤住在一间不透风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彻夜难眠。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还继续为《金》剧寻情觅句。当他想到“银凤心中月一轮”的美好诗意折射出来的戏剧情境时，立即翻身起床，点燃蜡烛，写下了剧中主人公银凤痛苦地婉拒善良的男朋友吹来的爱情之风，信守对海外丈夫专一不二的忠贞的一段戏，使人物臻于完美。

1986年初，揭阳县潮剧团的现代潮剧《千金女》出台之后，受到各方好评，但在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市、县文化局为帮助作者提高，组织了多次剧本讨论会，但经作者数次修改，进展很慢，没有突破。延至九月底，局领导和作者均要求连裕斌动手帮助修改剧本。情势所迫，他只好亲躬其事，后来改本经作者及省、市、县文化部门认可，立即投入排练，并参加了省第二届艺术节。但是，《千》剧剧本最终只评了个三等奖，于是，各种非议接踵而至，有人甚至指责连裕斌改坏了剧本，连裕斌惶惶然了。就在这时，他接到该剧一位作者的来信，信中称连裕斌是他的“良师益友”，又说：“天理良心，此剧不是改坏，而是改后提高一步。”这与赴穗参加艺术节之前该剧另一位作者信中的说法是一致的：“现在磨出此稿，明实比前几次有点提高，那就算磨得成绩了。”……

——这里面的滋味谁能品尝得清楚呢？连裕斌到底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呢？我们只能说，失中有得，得中有失。——这，大概便是我们众多可尊敬的“园丁”们赖以为精神支柱的辩证法和苦乐观吧？

“痴迷难自拔，得失不离行。”连裕斌与潮剧有着一种难分难舍的血缘关系。潮剧——这个自明代嘉靖年间便繁衍在潮汕土地上的古老的剧种，以她那俏丽多彩、轻歌妙舞的风姿，使连裕斌流连其中。他此生再也离不开潮剧，那怕是“ 戏曲淡风”的冲击，那怕是人生忧患的困扰。他时时忆起的，是林澜同志为潮剧事业呕心沥血的身影；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在纪念林澜同志十年祭时所写怀念文章中吐露的心声：“任案牍之劳瘁，拖秃笔以过更；竭微薄之初衷，探当代之戏情。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