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退休，辞“行政院”政务委员职，不久被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1980年被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曾于1963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9年后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其中担任第十一、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86年12月1日病逝。著有《震东八十自述》。

对“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托管”、“公民投票”等谬论说不

1942年间, 美国《幸福》、《时代》和《生活》三大杂志社合组了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的委员会, 并提交研究报告《太平洋的关系》 (又名《太平洋关系备忘录》) 。该报告第四章无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之基本事实, 提议“以一向点缀着横跨太平洋的岛群为基地, 建造一个新的凌驾一切防御机制。由夏威夷向西, 我们计划一连串强大据点——英勇的中途岛和威克岛、关岛, 那些由日本代管统治而将来应由我们占领的岛屿——琉球和小笠原群岛, 一直到台湾——全线最适当的停泊站, 同时也是联合国空中舰队最强大的西部终点”, 将台湾列为战后“地位未定”的岛屿、交由联合国“托管”。

1943年5月15日, 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美国《幸福》、《时代》和《生活》三大杂志的发行人, 《时代》公司战后问题研究组主任吉瑟浦 (John K.Jessup) 的《美国的战后设计》。吉瑟浦此文除坚持“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托管”等谬论外, 还提及“公民投票”的问题。

对于吉瑟浦提出和提及的“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托管”和“公民投票”等谬论, 连震东撰写了《日寇占领前的台湾》, 义正辞严地指出:

台湾必须归复中国, 这是台湾人一致的愿望, 笔者敢负责任代表六百万台胞的断言。 (民国) 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的《大公报》载吉瑟浦氏《美国的战后设计》一文里说:“我们若否认中国在台湾的文化与商业势力占主要地位, 或否认举行公民投票, 台湾人必将赞成返回中国, 那我们就太愚昧无知了, 但我们也要问一问, 台湾的军略价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际重要性,是不是还不足以压倒这些个考虑”。须知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编者注:血浓于水) , 在民族至上之原则下, 什么“军略价值”, 什么“国际重要性”都是不值一顾的。任何“重要性”与“价值”皆不足以成为阻碍台湾与中国结合的理由。假使不顾台湾人的意志、权力、自由, 而用国际共管, 或委任统治等变态的割裂形式, 硬使台湾与中国离分,即必遭台湾人强烈的反对!……笔者写这一篇的目的, 并不是为要主张战后台湾必须归复中国, 或反对任何不当的议论, 因为战后台湾必须归复中国, 是最自然的归结, 本不须再加以讨论或主张的。

推动《台湾通史》出版发行，为大陆的台湾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收复台湾的具体事宜。陈仪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研拟复台方针，深感资料奇缺，有难为无米之炊的感慨。

连震东继承先人遗志，将《台湾通史》带在身边，反复研读。1944 年7月，连震东参加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并进入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受训，深感国统区台湾史资料奇缺，若能将《台湾通史》在大陆出版，必有助于抗日复台工作，为大陆的台湾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文献。

1945 年春，徐炳昶先生自昆明西南联大来重庆中央训练团讲学，恰逢在中训团受训的连震东，告连震东:“台湾收复在即，国人多欲明台湾历史。先德遗著，急须在国内重版顷已商之于商务印务馆王云五先生，君其速携书往访。”连震东遵嘱修谒王云五先生，得来书谓:“台湾为我国最早沦陷区。而《台湾通史》一书，油然故国之思，岂仅结构之佳已哉。敝馆欲将其重版，籍广流传，以彰先德。”1945年6月4日，住在重庆李子坝的连

震东有感而发，“自奉命回国，于今十五年矣，虽兢兢业业，未敢自废，而对祖国，对台湾，殊少贡献，愧无以仰承先志。今经旭生先生之介绍，蒙云五先生之雅意，于吾父逝世十年后，得在国内，将其遗著重印。震东虽不肖，庶几稍慰吾父在天之灵乎。”

1945 年，连横著《台湾通史》第一次在大陆印行，6 月排版将毕。连震东请徐炳昶先生作序于前，“今日故土恢复在即，吾国人对于斯土千余年之经历，宜有所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而有关之典籍文献殊未丰富，识者憾之。雅堂先生为吾国老民党，邃于史学，积数十年之力，成《台湾通史》巨著。余尝读其书，吾先民千余年艰辛缔造之遗迹罔弗鹏陈。”“乃叹邦人君子，如尚不愿将祖先之所惨淡经营者完全置诸脑后，则对此书允宜人手一编。惟前仅印行于日本，国人得之不易，今幸商务印书馆主人不顾抗战八年后印刷之团难，勉力排印，已可与邦人君子相见。又喜胜利在望，父老兄弟归祖国之怀抱有日，斯书印成正值其时。”徐炳对《台湾通史》予以大力推介，希望国人能够多读该书，增长台湾知。

连横抱失地之痛，抒故国之思，激发正气。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张继作序，“余向以雅堂存台湾于文化者，今竟重光台湾，虽雅堂不及目睹，而震东克绍先人遗志，服务相国，且已实际参加收复台湾之工作，而其呕心之作，又得随乡邦重光而重刊之，永垂不朽雅堂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矣。今后台湾历史，应如何发扬光大之，深有赖于读是书者而于东君尤殷殷属望。”

经过连震东的多方奔走，1946 年1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排印《台湾通史》出版1947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台湾通史》，以 1946 年重庆本纸版重印，除纸质外，内容及装订与重庆版本相同。

为了更能表达连横本意，适应收复台湾的需要，商务印书馆略去原版日人图片及日人序等，所存之序及正文内容略加增删，“卷四过渡纪”仍改为“独立纪”。全书分订为上下二册，卷十六以前为上册，卷十七以后为下册。商务印务馆将《台湾通史》重排出版，为全国学术界研究台湾历史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史料。连震东为大陆的台湾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连横，字武公，号雅堂，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根台湾，心怀大陆”的连横努力发扬中华文化，著有《台湾语典》和《大陆诗草》等，并整理了《台湾通史》一书，声名远播。

妻子赵兰坤，是沈阳名门世家，1910年出生，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服务科毕业，是经济学者赵兰坪之妹。1934年7月，连震东与正在河北省昌黎县美以美教会东三教区任民众教育干事的赵兰坤结为连理。连震东对他的太太有极高评价。他说：“兰坤有北方女子刚毅之气质，不畏危难，得事果断。……笃信基督，自奉甚薄，待人极宽，能牺牲自己，慈爱他人。”2011年4月17日，赵兰坤辞世，享年103岁。

儿子连战。1936年出生于西安，2001年6月17日，国民党召开第十五届党员代表大会临时会议，连战以国民党代理主席的身份当选党主席，之后一直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活跃在台湾政坛。2005年卸任国民党主席一职。曾任国民党荣誉主席。

孙凤岗：当时外界都称他为“连秘书”或“连专员”，这和连震东在西京筹备委员会任职有关。他操着一口变调的南方腔，衣着很随意，多数时间都是一袭长袍，偶尔也换身中山装。当时旧军队中吸食大烟、赌博、生活不检点的军官不在少数，连震东与他们的最大不同是生活严谨，从不打牌赌博。

林文月：我的舅舅外表严肃不苟言笑，同时又因公务繁忙，使我不敢亲近他，但是他疼爱我的心却表现在许多日常的事情上。我返台时正值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两个月，当时台北的教育制度，骤然间由日本式春季入学，改为中国式秋季入学，显得青黄不接，大部分学校的毕业班已没有学生上课，我只得每天从东门步行四十分钟，到老松小学去接受仅有的一个毕业班课程，而且只读了两个月的中国书就参加台北第二女中的初中入学考试。母亲甚为我迫促的考期担忧，同时也挂虑我不能熟悉台北的地理方向。考试那天早晨，舅舅特别派用他自己的座车来接我去二女中参加入学考试。车中另有一位与我同年的少女，她便是世伯洪炎秋先生的女儿小如。舅舅的细心和关切，令我小小心中充满了感激。那一次的考试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校都已于春季举行过入学考，取则取，不取则不取矣，是我由小学升入中学的唯一机会，幸得舅舅相助，我才能从容赴考场，终于如愿考入了二女中。

我读硏究所时，舅舅任民政厅长。当时我的恋爱正受阻于父母，母亲见我执意不从，转而求助于舅舅，要求他会见我的男朋友，并劝阻与我继续交往。一日，舅舅邀约豫伦于上午八时到家相谈。豫伦准时而至，坦率以告；讵料竟获得舅舅赏识。后来舅舅反劝我的母亲：“阿姊，我看这个年轻人，除了穷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他们既然相爱，你就成全了他们吧”。母亲虽长舅舅六岁，俗谓“长姊若母”，平日舅舅是十分尊敬母亲的，但母亲对她唯一的弟弟，也颇为倚重。由于舅舅开明的思想和一句支持的话，我和豫伦才得以顺利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