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8-30 10:08
中国古代在碑形石材上开龛造像的宗教石刻。
佛教传入中国后，刊刻佛陀法像顶礼膜拜祈求福祐的风气逐渐兴盛起来。建造造像碑，是除了在山崖上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和制作小型佛像之外，最突出的一种祈福形式。
造像碑大多树立在寺庙内外，它是摩崖造像和石窟造像的进一步简化，也是佛教艺术形式进一步汉化的结果。在碑首进行各种纹样装饰是东汉以来石碑的常见情况。大量运用浅浮雕和线刻手法也是汉代美术石雕的特色。汉代画像石的制作艺术便与造像碑一脉相通，汉以后的晋当利里社残碑上还可以见到诸里正、邑老的线刻豫。这些汉族石刻的格式、布局、绘画、雕刻技术与印度艺术的一些典型造型及佛教内容结合起来，便产生了盛行于北朝的造像碑。
造像碑的形制与其他碑刻（如墓碑、功德碑、纪事碑、经典及其他书籍刻碑）大致相同，但一般无碑额，而代之以佛龛造像。一般为单面刻，也有双面或四面刻。这种碑的上部正中为凹陷进去的造像龛，根据造像对象的不同，分别为一龛或两龛。龛内大多为一佛二弟子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布局形式。有些较大的造像碑还在龛下加刻香炉、狮子、夜叉等线刻或浅浮雕。部分造像碑在佛龛下刻制礼佛图、出行图、佛传故事及供养人画像等。这些画像多为线刻，也有浮雕作品。
造像碑的形制大致可分为扁体碑形和四面体柱状两类，以前者居多。
扁体碑形造像碑的主要像龛雕于碑体正面，碑阴及碑侧多刻造像人题名和供养人像等，有的也雕像龛。这类造像碑可分为有碑额和无碑额两式：前者如山西新绛东魏武定二年（544）释迦多宝造像碑；后者又有圆拱形碑首和方形碑首两种，分别如麦积山石窟“麦察”133号窟中第10号造像碑和河南襄城县北齐天统四年（568）造像碑。除立碑形造像碑外，还有卧碑形造像碑，如河南襄城县北齐天统五年（569）造像碑。
四面体柱状造像碑四面的宽度大致相同，均有雕刻，有些还在顶部加饰仿屋顶建筑的碑首。以河南浚县北齐武平三年（572）造像碑为例，下有碑座，碑身为四面方形石柱，四面均刻有三层龛，龛内刻佛像。碑首为仿砖木建筑的九脊单檐歇山式屋顶。
大多数造像碑都刻有铭文，主要包括供养人姓名（有些碑刻有供养人画像）和发愿文两部分。发愿文大多刻于佛像下面的正中部位。供养人姓名多刻于正面的两旁、碑侧及碑阴等部位。字体多朴拙简率，表现了民间的文化水平。
一般的发愿文内容比较简单，而且形成一种程式化的套语。例如北魏武定七年二月八日张保洛造像记，在叙述完造像人官职姓名后陈述发愿：“仰愿先王、娄太妃、大将军、令公兄弟等亡者升天，托生西方无量寿佛国，现在眷属，四大康和，辅相魏朝，永隆不绝。复愿所生父母乃及七世皆生佛土，体解☐道；☐☐妻子，无☐延年，长享福禄，在在处处，〔所〕善知识。又使兵☐不兴，关陇自平，普天丰乐，灾害不起。乃至一切有形众生，蠢动之〔辈〕，皆发菩提道心，〔一时成〕佛。”发愿文中的祷语大多同此。
佛教造像碑主要发现于陕西、河南、山西、甘肃等地，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一般近似于同时期的石窟艺术。
道教造像碑主要见于陕西铜川耀州区，数量很少，并且常与佛教造像合雕于一碑。特别是北周保定二年（562）李昙信造像碑发愿词中，记明为“敬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其菩萨石像一区”，可确证为佛、道造像合雕的造像碑。道教造像多戴冠蓄髯，如北魏始光元年（424）魏文朗造像碑，北周武成元年（559）绛双鲁造像碑等。但从艺术方面看，道教造像碑并无特色，仅能视为佛教造像碑影响下的产物。
造像碑雕刻的题材广泛，佛、菩萨、天王、力士、比丘、伎乐飞天等均有雕造，并常雕有佛传故事及千佛等。
有时把许多题材汇集于一碑，分层布置。例如河南浚县北齐武平三年（572）的一座四面体柱状造像碑，下有碑座，上有雕成砖木建筑的九脊单檐歇山式碑顶。碑身四面均刻成上、中、下3层小龛，龛内造像。据造像铭刻，可知正面上龛为弥勒，中龛为释迦，下龛为阿弥陀；左侧上龛为弥勒、观世音双尊，中龛为普贤菩萨，下龛为无量寿；背面上龛为释迦，中龛为大势至菩萨，下龛为释迦、多宝并坐；右侧上龛为维摩诘，中龛为涅槃变，下龛为药师佛。雕刻匠师采取了匀称的布局，每面平均地分为上中下3栏，在四面的棱线下雕刻龛柱，但在柱头宝珠周围和上部雕出树木的枝叶，由于所刻树种不同，故枝叶形态富于变化，使整体构图既规整又不呆滞，把那些题材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龛像巧妙地汇成风格统一的整体。同时，作者尽量避免把构图近似的有胁侍菩萨的坐佛，如释迦、阿弥陀、无量寿、药师佛等并列，而是间隔布列了交脚的弥勒菩萨、乘象普贤菩萨，以及并坐的释迦、多宝与对坐的维摩、文殊等双尊造像。弥勒、观世音双尊像的组成形式，则是别处少见的。在龛楣、宝床的细部雕饰方面力求丰富，避免雷同，因此使很难脱开单调的龛像排列，呈现出富于变化的格局。
把佛传故事连续布置在主龛周围的作法，也常用于造像碑雕刻，例如麦积山石窟麦察133号窟中的第10号造像碑。该碑分为三段，上段为圆拱状，居中刻释迦、多宝并坐龛，龛楣尖拱上刻7尊化佛。下段主龛内雕一佛、两菩萨，龛外两侧雕力士和狮子，龛右刻维摩诘像。中段刻交脚弥勒像龛。在上、中、下3段的主龛两侧都雕有佛传故事，内容自乘象投胎，树下诞生至树下思惟、降魔、鹿野苑、双鹿听法、涅槃等，构图饱满，刀法圆润，形态生动。
一般造像碑，多采取较简单的整体构图。如河南襄县北齐天统四年（568）造像碑，上端方形，雕垂帐纹，底部刻宝炉和双狮，其上中分为二，各开龛3层，合计6龛，龛内置造像。更简单的造像碑，是只在碑身主要部位雕出1龛或2龛造像，其下刻造像人姓名等，或成排地刻供养人的形象，再把姓名刻在每个人像的旁侧，供养人像常是线雕而成的。也有以千佛为题材的造像碑，这种造像碑，在主龛上下或四周遍刻千佛，如山西高平出土的北魏王昔罗等人造像碑。此外，除了常见的立碑形造像碑以外，也有的是卧碑形的，如河南襄县北齐天统五年（569）造像碑，高仅53厘米，而宽达137厘米，碑面居中开小龛造像，为交脚弥勒及二胁侍菩萨，其余部分碑面均刻造像记铭文。
造像碑的雕刻风格，也因地域而有不同。河南出土的造像碑雕琢较精，多呈高浮雕状，构图较多变化，人物形态生动，图案装饰细密繁缛。陕西出土的造像碑雕琢较粗放，甚至有的把衣裾以阴线刻于龛下，如西安临潼博物馆藏北魏正光四年（523）造像碑，碑上刻浅龛，浮雕一佛二胁侍，但佛像的衣裾垂下部分仅阴刻在龛下碑面上。
由于造像时间早晚不同引起造像风格的变化，与北朝石窟造像的演变相一致，从北魏后期造像的面容瘦削，经东、西魏，逐渐变向北齐、北周造像面容的圆润宽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