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士大夫致力于《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列子》、《文子》等儒道经典的注释、研究和谈论，宣传自然无为，崇尚达生任性，于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玄风”，以谈玄论道来逃避现实政治。自曹魏年间的“正始之音”开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务政事，晋元帝司马睿甚至“餐服玄风”，到南北朝时有的皇帝还“尽玄言之趣”，置玄学馆，玄学风行一时。

玄学馆是学习道家学说的学校。宋文帝时创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为丹阳(今属江苏)尹，建宅于南城外，设置玄学馆，招聚生徒。东海(今属江苏)徐秀、庐江(今属安徽)何昙、颍川(今河南登封东)苟子华、太原孙宗昌、鲁郡(今山东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学者，都仰慕远道来游，称为南学。受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影响，玄学列为学校科目，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首开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学，京师及地方均设。学习内容为《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玄学馆．又称为南学，学者闻风丽争四馆并置．为后代分科大学之始，对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玄、史、文三馆的设立，除《宋书·隐逸传》所言是“上留心艺术”使然以外①，恐怕还有借设馆来确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领导地位的意味，将思想的生产纳入国家的体制。尤其是玄学，它与史学、文学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灵魂，关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扬名教”来整肃士风，还要占据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引导士风。《宋书·何尚之传》：“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爨、黄回、颍川苟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避，谓之南学。”可见玄学馆的设立的确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据《南史·宋明帝纪》载，总明观原设五科，因阴阳学无人，立四科。齐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学形式，影响后世专科教育的发展）。

北周承西魏之后，其学制较北齐为略胜。太学之外，又有“露门学”、“虎门学”及“通道观”等。“露门学”或称“路门学”，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与“虎门馆”同为教授贵胄的学校。“通道观”立于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与宋“四学”的“玄学馆”相似，盖欲发扬道家思想，也是这时代与前代学制特异的史证（都见《北周书·武帝纪》）。

道举制度的产生与唐王朝泰行的尊祖崇老的政策有关。其一，在唐初，汉魏六朝遗留下来的门第观念还很强烈，抬出老子来完全可以和任何一个汉族的名门望族相抗衡，从而抬高李姓皇室的门望和地位。其二，李唐土朝的统治者们崇重老文列庄，并不只是为了攀附门第，更重要的是他们推崇道家的老子的“南面之术”。南北朝几百年的动荡，隋末的战乱，社会元气大伤。大乱之后，唐王朝选择“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为政治方针。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亲试四子举人敕中所说：“朕听政之暇，常读《道德经》、《文》、《列》、《庄子》，其书文约而义精，词高而旨远，可以理国，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子也。这一政治方针不仅有助于社会恢复元气，而且能弥补儒家思想的不足。道举的设立表明，李唐统治者正式把道家思想引入了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国家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在唐代，除了那些书、算等专业技术性典籍以外，非儒家经典而被立学置科者，只有道家经典。释家在唐代也有过被借用和受崇重的时候，但从未享受过进入科举殿堂的待遇(仅在制举发诏中偶有“三教”一并提及，但未见有举人)。道家思想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它正好能满足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道举制度为配合国家的政治需要选拔了人才。史料阙如，除李公受功、独孤及迈外，大多数道举入仕者的矜第年代及事迹己无法考证。道举制度的建立不仅使唐代的知识分了增加了一条入仕的途径，也为国家的崇道活动选拔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分散于各个部门，他们无疑会打一大道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这也为李唐土朝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建立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道举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抬高崇尚了道家的社会地位，这无疑有利于道家自身的发展。事实证明，道举制度的实行推动了道家学术的发展，也使得唐代道教达于极盛。

道举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它正式确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关于唐代取士各科，《新唐书·选举志》曰: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

所谓“常科”.就是国家对考试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规定，并按时举行的科目。道举虽然和进士、明经诸科并列为“岁举之常选”，但它实际上“是从明经派生出来的一个科目”①。道举的设置，与唐王朝尊祖崇老的政治意图有关，它是在唐前期社会上道家思想影响日益扩大愈加深入人心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唐初，政府面对大乱之后的残破局面，统治者在道德教化方面继续发挥“儒为教化之本”⑧的同时，在政治领域内，推崇作为“南面之术”的道家学说，采纳了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唐太宗曾说“君无为则人乐”，魏征也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甚至连宫中妃殡，也大讲“为政之本，贵在无为”③，使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

李唐皇室为了巩固政权，追认老子为其始祖，并对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特别眷顾。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下诏宣布:“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①，明确规定了道教在三教关系中的领先地位。也使道教从低层次的粗俗宗教形态发展为高层次、有教养的系统理论形态。②

随着唐王朝尊祖崇老活动的深人开展，也把尊老、注《老》，以《老》、《庄》、《文》、《列》为经学文本，对它们进行经学性的诊释当作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李唐皇室的祖先—及其著作，首先受到重视，《道德经》被奉为经典，开始列入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试内容。

唐高宗统治时期，尊崇道家。乾封元年(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重玄之学开始繁盛，使老子《道德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武则天的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开始加试老子《道德经》。上元元年，武后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③。上元二年(675年)，正式下令:“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④。仪凤三年(678年)，又进一步申令:“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⑤。这样，道家哲学和道家经学就在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唐代科举考试中，争得一席之地。

不过，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动，中间也曾有过反复。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曾于永昌元年(689年)，下诏废默玄元皇帝尊号，仍称老君。与此同时，她又于长寿二年(b93年)，停罢贡举人习《老子》，而改习她所自制的《臣轨》两篇⑥。一直到中宗复位以后，才于神龙元年(705年)下令重新恢复老君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同时宣布贡举人停习《臣轨》，依前习《老子》⑦。

至唐玄宗统治时期，统治者更加重视尊祖崇老，从开元十一年(723年)起，玄宗亲自注解《道德经》，用了十年的时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御注老子《道德经》成，“救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一两条策，加《老子》策’。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道德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还将“亲注《老子》并修疏义八卷”等，“颁示公卿士庶及道释二门，听直言可否?”⑨广泛征求意见。至此，《道德经》已经成为比较充实和完备的经学教材。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正式下令设置道举。据《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载:

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

这样，在唐玄宗所掀起的崇道高潮中，道举最终从进士和明经考试中派生出来，独立发展成为一个科目。

一

唐代的科举制度是和学校教育相配套的，道举也不例外。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载:

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于京、都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习《老》、《庄》、《文》、《列》，谓之四子。荫第与国子监同。谓之“道举”。举送、课试与明经同。

杜佑所说的“京师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实际上一开始统称为崇玄学。《旧唐书》卷九《核宗纪》下载:“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到天宝二年(743年)，才将两京祟玄学改为崇玄馆，改诸州崇玄学为通道学①。

崇玄学(馆)是兼具教育与研究双重功能的传播性机构，它将代表道家续南北各教一样被正式纳入了唐朝官学教育体制之中。唐政府对崇玄学颇为重视，在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诸州也设博士一员，“委所由州长官于诸色人内精加访择补授，仍稍加优奖”，负责教学;“生徒于当州县学生数内，均融量置”②。天宝二年正月，改两京崇玄学为崇玄馆，博士改为学士，助教改为直学士，另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兼领，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日道德博士。③以宰相兼领崇玄馆大学士，突出了崇玄馆在官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崇玄学生的教材为《老》、《庄》、《文》、《列》四子之书，后来又加了《庚桑子》，合为五经。天宝元年二月，唐玄宗又诏令:“玄元皇帝升人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④。这样他们的著作也由道家的典籍变为道家的经书。为了进一步把尊祖和崇道结合起来，突出体现崇道的政治目的是尊祖，天宝四年十月，唐玄宗又诏:“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及南华真人旧号者，并宜改正。其余编录经义等书，宜以《道德经》在诸经之首，《南华》等经，不宜编列子书’，⑤。这样，道家的诸子之书，升格为经书，得以和儒家经书相比肩，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道学在社会上的地位。

崇玄学的官秩、荫第与国子监同，其考试、举送程式也大体相仿。按规定，每年国子监学生有学业有成者，由国子监长官祭酒、司业亲自主持考试。但为了吸引更多的士子参加道举考试，政府对崇玄学有一些优惠政策。崇玄学生按规定“试及贴策各减一条，三年业成，始依常式，’;另外，“崇玄生出身，至选取时，宜减于常例一选，以为留放，’崇玄学生经过考试选拔，合格者举送到礼部参加道举科试。

道举科的举送、课试程式则与明经科同。《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记明经科的考试程序为:“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也就是说，明经考试分三场:帖文、口试和试策文。据傅漩琼先生研究，这三场“实际上主要是第一场和第二场，第三场所谓答时务策，对明经来说恐怕只不过是虚应故事”。⑦道举大概也是这样。所谓帖文，《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解释:“贴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这完全是考死记硬背的功夫。所谓口试，即经问大义十条，具体情况在权德舆的文集中可以见到试题的样式，《权载之文集》卷四十有《道举策问五道》，是权德舆在贞元十八、十九年(802-803年)知贡举时所出的试题。只有试题，未有答文，但从策问试题来看，和后世的经问大义偏重于考记诵之功、接近于填充式的回答不同，还较侧重于经文大义，注意经书内容的前后照应。至于试策文，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难以窥见其原貌。

道举科的考试评定与命官秩品，也与明经科基本相同，即考试成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其官秩品级依次为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上。①后来代宗时宰相元载就是道举及第，“策人高科”，授予从八品下阶的那州新平尉之职的。②

由此可见，道举科从崇玄学生员的教育、选拔到举送、课试、考评、命秩，都是有一套严密的程序的。它是唐代学校教育体系和科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道举创立之后，作为常科，在天宝年间是每年都举行的。晚唐人高彦休在《唐网史》卷下《太清宫玉石》条说:“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人仕者岁岁有之”。

开元二十九年，玄宗下诏首次求明《老》、《庄》、《文》《列》四子之学者，盛况空前，应举者达五百余人。玄宗亲临兴庆门策试，问策曰:

肤于听政之暇，尝读《道德经》、《文》、《列》,《庄子》，其书文约而意精，词高而旨远，可以理国，可以保身。肤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从事于此，甚用嘉之。夫古今异宜，文质相变，若有宵而不理，外物而不为，行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适时之术，陈其所宜。又:礼乐刑政，所以经邦国，圣智仁义，所以序人伦。使之废绝，未知其旨。《道德经》曰:“绝学无忧”，则乖进德修业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于物”，又违惩恶劝善之文。二旨孰非，何优何劣?《文子》曰:“金积折廉，璧袭无赢”，宜申其义。《庄子》曰:“恬与和，交相养”，明征其言，使一理混同，二教兼举，成不易之则，副虚伫之怀。③

从玄宗的问策中可以看出，他所推崇的道学的目的是为了“理国”、“保身”，所以“经邦国”、“序人伦”、“惩恶劝善”是也，这就和他注释《道德经》的学风一样，“不像一般道教徒那样纠缠于细微末节的训话，繁琐而不得要领，而是处处从治国理民的政治角度加以概括，简明扼要”。④所以才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士子参加道举考试，当时及第者有元载、姚子彦、靳能、宋少贞、冯子华等十人⑤。道举科首次开科取士，规格如同制科，已经超出进士、明经等科(因为进士、明经只是礼部试，从无皇帝亲试的)，这也显示了唐王朝对道举科的重视。

天宝元年，道举继续开科。为此，唐玄宗进一步抬高《道德经》的地位，宣布以道经为上经，德经为下经，除祟玄生仍习外，其他人一律停习，在科举考试中另选一小经《尔雅》代之⑥。唐玄宗在诏书中指出《道德经》:“义高象系，理贯希夷，非百氏之能祷，岂六经之所拟”。将其抬高到儒家六经之上，采用限制考试人员的办法来抬高《道德经》的地位。同时又下令:“今后应缘国家致命表疏簿书，及所试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语指道教之词，及天地乾坤之字者，并一切半胭”①，赋予了道教和皇帝名讳一起回避的特权，以示对老子的尊崇。这年，著名诗人岑参写有《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诗，云:“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举征”。②希望隐居在篙山的严、许二位山人出来应试。

天宝二年，又开道举，有一于姓举子落第，大诗人李白曾写《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篙山》诗安慰他。③天宝七载(748年)，玄宗再次下诏宣称:“道教之设，风俗之源，必在弘阐，以敦风俗，顷列四经之科，将冠九流之首。……天下诸色人中，有通明《道德经》及《南华》等四经，任于所在自举，各委长官考试申送”。④求道学之才的心情昭然急迫。值得一提的是，天宝十二载，由于《道德经》过难，朝廷下令:“道举停《老子》，加《周易》’’⑤。《周易》与《道德经》相比，无论是在思辨色彩方面，还是在理解的难度上，都明显容易许多。就在这一年，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著名文学家独孤及，“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⑥。

安史乱起，两京相继沦陷，崇玄学生员四下逃散。肃宗虽然在上元二年(761年)，置漆园监官及生员，努力恢复道举，但由于直到宝应、永泰年间，学生仍然寥寥无几，所以唐代宗曾于宝应三年(764年)一度停开道举，不过仍然保留了崇玄学。⑦清人王鸣盛据此认为:“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⑧这一论断并不确切。

事实上，很快就恢复了祟玄学的规模和道举。据《唐会要》卷七十七《祟玄生》载:“大历三年(76s年)七月，增置崇玄生员，满一百”。道举也因此而恢复。在大历十一年(776年)五月救中，就已把道举和进士、明经等科并列在一起;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二月，批准中书门下关于崇玄馆学生应试条例曰:“准制:崇玄馆学生试日，减策一道者。其崇玄馆附学官见任者，既同行事，理合恩沾。惟策一道不可，更减大义两条。”⑨可见道举已经完全恢复。此后，贞元十八年(802年)、十九年、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皆有开道举科的记载。。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五月，中书门下奏中所举礼部贡院见置科目中，也有道举。。直到唐末，道举科似仍在举行，著名诗人皮日休曾说:

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深，而悬科也未正。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伏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

由此可见，道举自创立之后，除某些特殊时期暂停开科外，基本上都在举行，且规格曾一度高于进士、明经等科，由皇帝亲试，如同制举。这充分表现了李唐帝室尊崇道家的强烈愿望。

三

道举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崇玄学(馆)的设置，在唐代科举制度史和道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曾在唐代社会产生过较大影响。

首先，道举的设置为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步人仕途增加了一条门径。唐代科举制度分为常科和制举，其中，常科的进士、明经和制举最为重要。秀才、俊士科主要在唐初举行，实行不久就废除了;三史、开元礼都始于中唐，明法、明字、明算又都偏于一隅，很少与时政有所关涉;而道举却因道家之故，在玄宗天宝年间盛极一时，选拔出不少人才。如:

元载，“家本寒微。……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老》、《庄》、《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人高科，授那州新平尉”，①后来代宗朝官至权倾朝野、炫赫一时的宰辅重臣。姚子彦，“开元二十九年，诏立黄老学，亲问奥义，对策者五百余人，公与今相国河南元公载及广平宋少贞等十人，以条奏精辩，才冠等列，授右拾遗内供奉’，②后历仕玄、肃、代三朝，官至中书舍人、秘书监等职，封永安县侯。

冯子华，“天宝中，明皇以四子列学官，时与计偕，一鸣上第”。官至南昌令、新安郡长史。③

李公受，“生而聪迈，十六以黄老学一举登第，十八典校宏文，”历玄、肃、代、德四朝，官至处州刺史，封陇西县男。④

独孤及，“天宝末，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⑤。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著名散文家，深得韩愈等人推祟，被誉为“位卑而名著者⑥。

此外，还有不少道举出身者，如卢复，⑦、窦浑⑧、李栖桐⑨等，惜已无法确考其登第年代及其事迹了。

其次，道举及崇玄学设置对唐王朝尊老崇道活动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道举及崇玄学的设置，唐王朝尊老崇道的活动也进人高潮。唐玄宗曾先后三次册赠老君尊号，一次比一次更加咏人，且都发生在道举设置以后，以后，即: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六月十五日，又加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二月七日，再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⑩，与此同时，又建立和完善了太清宫斋蘸制度。太清宫是唐王朝祭祀玄元皇帝的专门场所，它集道观、道学研究机构、道家学校、皇家宗庙于一身，其规格之高，几乎无以复加。太清宫建成于天宝元年，据《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载:“初太清宫成，命工人于太白山采白石，为玄元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衰冕之服，增彩珠玉为之”。后来，玄宗又将开国以来的五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即所谓的“五圣”之像陪侍太清宫;同时，还下令将文宣王孔子及“四真人”(庄、文、列、庚桑子)像陪侍玄元左右，将孔子纳人道家系统，把儒学视为道学的一部分，突出“道高于儒”之意，以示对道学的重视与推崇。至此，唐王朝的尊老崇道活动臻于极峰。

最后，道举及崇玄学的设置推动了社会上研习《老》、《庄》、《文》、《列》等道学经典的热潮。在道举独立成科以前，唐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偏重于儒家经典的研习。虽然老子《道德经》早在唐高宗时，就被列为科考士子的必读之书，但“习业人等，以其卷数非多，列在小经之目。微言奥旨，称谓殊乖。’，①，所以社会上真正精通道学的人才还是不多的，开元初年，玄宗“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仅康子元、敬会真等充侍读。②后来又有冯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与会真等同进讲。甚至有道士尹惜，“博学，尤通老子书，……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固辞不起。有诏以道士服视事，乃就职”，开元末卒③。据中书门下的奏报，即使是在道士中“合通五经(《道德真经》、《南华真经》、《通玄经》、《冲虚真经》、《洞灵真经》)”者也少，何况经寻访道观，“其《洞灵真经》人间少本，……道士全无习者”，甚至连《冲虚》、《通玄》二经，亦存在文字不确定的问题。④因此，玄宗朝曾多次下令传写道德经家家必备，以广传布。

自从设置道举和崇玄学以后，举国上下迅速掀起研习道家经典的热潮，甚至还有一些专门研习《老》、《庄》者，因此而在政治上得以平步青云，如陈希烈，“以讲《老》、《庄》得进”，被破格提拔为宰相兼兵部尚书，封许国公，并且得以白石刻像陪侍太清宫之殊荣，宠冠诸臣⑤;陈少游，“幼聪辩，初习《庄》、《老》、《列子》，为崇玄馆学生，众推引讲经。时同列有私习经义者，期坐日相问难。及会，少游摄长升坐，音韵清辩，观者瞩目。所引文句，悉兼他义，诸生不能对，甚为大学士陈希烈所叹识，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攫第，补渝州南平令，理甚有声。”后位至将相大臣;⑥王药，“少为礼家学，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当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摧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药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攘拔，大抵类巫现”。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肃宗朝还官至宰相⑦。李泌，“博学，善治《易》，常游篙、华、终南间，慕神仙不死术”，天宝中，上书论当世事务，得以“召讲《老子》有法，得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皇太子(即唐肃宗)遇之厚”，后在德宗朝也官至宰相，史臣评价他:“出人中禁，事四君。……好纵横大言，时时说议，能悟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说”。⑧当时，文人士大夫们多谈玄论道，蔚然成风，一些高道门下常常是宾客满座，趋之若鹜。如:“天宝中，道士荆础亦出道学，为时所尚。太尉房琼每执师资之礼，当时知名之士，无不游荆公之门”⑨。这对于社会上普及道学经典、提高道家的知名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道举的设置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人才，加强了道家的影响力，这对道家自身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和当时道家中兴盛的重玄之学相呼应，提倡尊老、注《老》、解《老》，以《老》、《庄》、《文》、《列》为经学，对它进行经学性的诠释，作为建构自身理论的材料，从而强化了老子道教教主的地位，引导道教向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追认老子为始祖的李唐皇室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